应试教育的本质是选拔吗(15岁求指导)？

不是。应试教育的本质实际上是扭曲选拔。应试教育越发达，留给培养真才实学的空间就越少，考试的选拔作用也会变弱。筛选就逐渐变成了一种逆向筛选，反而会淘汰掉优秀的人。

当然，我说的是美国的应试教育。

以下内容摘自 @Thoughts Memo 汉化组的译文《摒弃应试思维 - 保罗•格雷厄姆（硅谷创业教父）》

你在学校受到的最有害的教育，不是某一门具体课程，而是学习只为了拿高分。

上大学时，有个特别认真的哲学研究生曾对我说，他从不关心课程的分数，只在乎从中学到了什么。这番话令我难忘，因为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

对于我和大多数学生而言，学习完全是为考试成绩服务。虽然我一向比较用功、学习刻苦，也确实对大部分课程感兴趣，然而只有在备考时，我才会竭尽全力。

本来，考试应该顾名思义，是对课程学习效果的考察、测试。你本不必专门准备课程考试，就像不必专门准备验血一样。理论上，学习是通过上课、听讲座、阅读和完成作业来进行的，考试只是事后评估学习效果。

读到这里的人想必都心知肚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考试的意义已经完全改变了，以至于听到关于课程和考试如何运作的这番解释，就像在听词源学解释*。实际上，「应试学习（studying for a test）」几乎成了废话，因为学生只在应付考试时，才真正学习。至于勤奋和懒惰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努力学习来应对考试，而后者没有。没人会在刚开学就学得废寝忘食。（*译注：大部分单词和其词源的原意已经大相径庭。）

尽管我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但在上学的日子里，我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好成绩。

或许很多人会对上文的「尽管」感到奇怪。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勤奋的学生不就等同于全优生（straight-A student）吗？「学习就是为了高分」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地融入我们的文化，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将学习和分数划等号真的很糟糕吗？答案是肯定的，糟糕透顶。然而，直到大学毕业多年后，当我开始创办 Y Combinator 时，才恍然大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学生时代，我就明白临时抱佛脚和真正掌握知识完全是两码事。考前一天晚上死记硬背的内容，显然不会在你的脑子里停留太久。但问题远比这更严重。更大的症结在于，绝大多数的考试根本无法检验学生真正学到了什么。

倘若考试真的能够检验学习效果，情况或许还不至于太糟。学到真材实料和取得优异成绩最终总会殊途同归，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然而现实是，如今学生们参加的绝大多数考试都过于套路化（hackable），学生很容易就能掌握试题模式。许多考试成绩优异的人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当你意识到凭真才实学去考试有多么幼稚天真时，你就明白应试技巧才是法宝。

举个例子，假设你正在学习中世纪历史课，期末考试近在眼前。期末考试本该全面检验你对中世纪历史知识的掌握，对吧？那么，如果你在考前还有几天时间，又想考个高分，最明智的做法必然是博览群书，查阅这一领域最权威的资料。唯有如此，你才能透彻理解那段历史，在考场上脱颖而出。

但是，有「经验」的学生可绝对不会这样做。如果你只是阅读一些讲述中世纪历史的经典著作，那么你学到的大部分内容都不会出现在考试中。面对考试，你真正需要读的是这门课的讲义和指定读物。即便如此，你也可以忽略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因为你只需要关注那些可能会变成考题的知识点。你要找的是界定明确的信息块。如果指定材料中有关于某个细微观点的有趣讨论，你大可略过，因为它不太可能出现在试卷里。但如果教授告诉你，1378 年教会大分裂有三个根本原因，或者黑死病有三个主要后果，你最好记牢。至于它们是不是真正的原因或后果，那并不重要。对这门课而言，它们就是标准答案。

在大学里，旧试卷的复印件通常广为流传，这进一步缩小了你需要学习的范围。你不仅可以了解这位教授出题的套路，还能拿到真题。许多教授都会重复使用考题，即便不愿重复，如果已经教了 10 年的课，也很难避免这种情况。

在某些课程中，如果教授怀有某种政治立场，那么你也得持相同立场。这种要求因课程而异。在数学、硬科学*或工程学课程中，很少有此必要，但在其他课程中，如果你不迎合教授的观点，就别想拿到好成绩。（*译注：硬科学，学术口语，指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依赖可量化数据的学科，注重准确性和客观性）

在一门课程中取得优异成绩和真正掌握知识是两码事，学生必须二选其一。如果他们选择了前者，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们。毕竟，研究生课程、用人单位、奖学金，甚至父母，全都用成绩来评判学生。

我喜欢学习，很享受在大学写论文和编程的乐趣。但当我交完一篇论文后，我会再写一篇只是为了享受吗？当然不会。我还有其他课程的任务要完成。如果必须在学习和分数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后者。我来大学不是为了让成绩一塌糊涂。

追求高分的学生都必须参与这场竞赛，否则就会被其他渴望高分的对手超越。在顶尖大学，几乎人人如此，因为不在乎分数的人一开始就不会出现在这里。结果就是，学生们争夺更高的分数，优异成绩和真才实学之间产生了一道鸿沟。

为什么考试这么不可靠（hackable）？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考试的套路这么容易被掌握？任何有经验的程序员都知道答案。如果软件开发者根本没有设防，那它会有多容易被钻空子？通常如同筛子一般千疮百孔。

套路化、模板化是所有正式考试的通病。你所参加的考试之所以总是那样不可靠——总是和其应有的评估效果相距甚远——原因很简单，出题人根本没有下功夫去防止学生利用应试技巧拿高分。

然而，如果老师出的考试存在套路化的现象，我们不能责怪他们。老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而不是设计无懈可击的考试。问题的根源在于分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分数所承载的过多功能。如果分数只是老师告诉学生哪里做得好、哪里有待改进的一种方式，就像教练给予运动员指点一样，学生就没有研究应试技巧的动力。但遗憾的是，过了某个年龄，分数不再只是建议，在求学的过程中，「唯分数论」无处不在。

虽然上文以大学考试为例，但实际上大学的考试还算没那么套路化。大多数学生一生中参加的所有考试都同样的不可靠，最典型的莫过于大学招生考试。如果上大学只需要招生官像科学家测量物体质量一样衡量一个人的头脑，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告诉孩子们「努力学习」就够了。但大学招生要求听起来与高中倡导所学迥然不同，由此可见这项考试是多么不可靠。事实上，有抱负的学生在高中不得不做的那些极其具体的事，恰恰反映出大学招生考试有多么不合理——那些你并不真正在意的、主要靠记忆的课程；为了展示自己「全面发展」而被迫参加的随机「课外活动」；像下棋一样拘泥于套路的标准化考试；你必须写的「论文」——想必是要达到某个非常具体的目标，但没人告诉你具体是什么。

除了会对孩子造成伤害，这类考试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应试化严重。以至于围绕考试衍生出了一整个应试行业，考试辅导机构和招生顾问的明确目标就是应试，而这也是私立学校的一项重要功能。

以下内容摘自 @Thoughts Memo 汉化组的译文《边缘的力量》

筛选

一个存在圈外人和圈内人的世界，意味着某种将两者区分开来的筛选。而大多数精英选拔标准的问题在于，通过它们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擅长它们试图衡量的东西，另一种是擅长钻营筛选本身的漏洞。

因此，关于一个领域，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其筛选的有多诚实，因为这决定了成为一个圈外人意味着什么。它决定了当你与权威意见相悖时，你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的直觉；是否值得通过常规渠道成为圈内人；甚至决定了你是否值得在该领域工作。

当一个领域有着前后一致的质量标准，并且负责筛选的人真正关心筛选的健全性时，这些筛选是最难钻营漏洞的。例如，硬科学的博士项目录取过程就相当诚实。教授们将招收的博士生作为自己的门徒，所以他们会努力做出明智的选择，而且他们有充足的数据作为依据。相比之下，本科录取似乎就容易钻营漏洞得多。

判断一个领域是否有一致标准的途径之一，是看该领域中顶尖的从业者与大学里教授该学科的人之间的重合度。在这一尺度的顶端是像数学和物理这样的领域，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最优秀的从业者。在中段是医学、法律、历史、建筑和计算机科学，其中许多教师是该领域的佼佼者。在底部是商业、文学和视觉艺术，教师和顶尖从业者之间几乎没有重合度。「能者上，不能者教」这句话，正是从这一端产生的。

顺便提一句，这个尺度可能有助于决定大学里该学什么专业。我在大学时，准则是你应该学习你最感兴趣的东西。但回过头来看，你最好是和一个擅长这个领域的人一起学习一些适度有趣的学科，而不是和一个不擅长的人一起学习一些你非常感兴趣的学科。你经常听到人们说大学里不应该主修商科，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更普遍原则的体现：不要向不擅长他们所教领域的人学习。

你该在多大程度上担心自己是圈外人，取决于圈内人的质量。如果你是一位业余数学家，认为自己解决了一个著名的开放性问题，最好还是回去再检查一下。当我在读研究生时，数学系的一位朋友负责回复那些寄来费马大定理证明等等的人，他似乎不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获取线索的来源，倒更像是在值守心理健康热线。然而，如果你写的东西似乎与英语教授感兴趣的不同，那不一定是个问题。

逆向筛选

当精英的选拔机制彻底变质时，大多数优秀的人反而会成为圈外人。以艺术界为例，「贫穷、被误解的天才」不只是伟大艺术家的一种可能形象，它简直就是标准形象。顺便说一句，我不是说这个形象是正确的，但它能如此深入人心，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你无法让这样的名声在数学或医学界站住脚。[2]

如果一套筛选足够变质，它就会变成一种「逆向筛选」，它会要求你去做一些只有错误的人才会做的事情，从而淘汰掉本该被选中的人。高中里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就是这样一种筛选。成年人的世界里也有大量类似的筛选。例如，在普通大公司的层级中向上爬，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在办公室政治上，而这是有思想深度的人很难匀出来的。[3] 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可以让他一手创办的公司不断壮大，但你很难想象他有耐心在通用电气——或者说，在微软内部——顺着公司的阶梯一步步往上爬。

当你细想时，这其实有点奇怪，因为《蝇王》式的校园和官僚化的公司都属于默认状态。可能很多人就是从一个环境进入另一个环境，从未意识到世界并非本该如此。

我认为，这就是大公司为何常常被初创公司杀个措手不及的原因之一。大公司里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持续对错误品质进行大规模筛选的环境之中。

如果你是圈外人，要战胜圈内人，最好的机会显然是在那些用变质的标准筛选出平庸精英的领域。但这有个陷阱：如果筛选是变质的，你的胜利将不被承认，至少在你生前如此。你或许觉得无所谓，但历史表明，在筛选变质的领域里工作是危险的。你也许能战胜圈内人，但从绝对的标尺来衡量，你的成就可能不如你在一个筛选更诚实的领域里所能达到的高度。

例如，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艺术标准几乎和今天一样变质。那个时代盛行的是伯爵夫人们抱着小狗、浮华空洞的理想化肖像画。夏尔丹（Chardin）决定跳过这一切，转而画他亲眼所见的日常事物。他如今被视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画家——然而，他的成就仍无法与莱昂纳多、贝利尼或梅姆林相提并论，后几位大师都曾受到过诚实标准的额外激励。

然而，如果一场变质的竞赛之后，紧跟着一场公平的竞赛，那么参与其中或许是值得的。例如，与一家在营销上比你更能花钱的公司竞争是值得的，前提是你能撑到下一轮，届时顾客会比较你们的实际产品。同理，你不应因大学录取这种相对变质的筛选而气馁，因为它之后紧跟着的就是不那么容易钻营的筛选。[4]

以下内容摘自 @Thoughts Memo 汉化组的译文《文凭的终结 - 保罗•格雷厄姆（硅谷创业教父）》

通过文凭来评判人在当时是一种进步。这种做法似乎始于中国，从 587 年开始，国家官吏的候选人必须参加一项关于古典文学的考试。[1]这也是一项财富测试，因为它所测试的知识是如此专业，以至于需要多年昂贵的培训才能通过。但尽管财富是通过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以 587 年世界其他地区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制度非常开明。欧洲人直到 19 世纪才引入正式的公务员考试，而且即使在那时，他们似乎也受到了中国榜样的影响。

在文凭之前，政府职位主要是通过家族影响力获得的，如果不是公然贿赂的话。通过考试成绩来评判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绝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当你那样评判人时，你往往会得到补习机构——这在明朝的中国和 19 世纪的英国就和现在的韩国一样普遍。

补习机构实际上是教育公平体系中的一个缺口。文凭制度本是为了阻断代际间权力的直接传递，而补习机构则代表着这种权力在寻找突破口。补习机构把上一代人的财富转化为下一代人的文凭。

这种现象难以根除，因为补习机构会不断调整以适应考试内容的变化。当考试范围狭窄且可预测时，就会出现传统模式的补习机构，比如为英国桑赫斯特军校（相当于英国的西点军校）培养候选人的机构，或者现在美国学生参加的 SAT 考试辅导班。随着考试范围的扩大，补习机构也随之扩展。就像现在的预科学校一样，为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做准备也需要多年时间。但所有这些机构的存在目的都是一样的：钻制度的空子。[2]

历史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的繁荣程度与其防止父母直接影响子女成功的能力成正比。父母间接帮助孩子是件好事——比如，帮助他们变得更聪明或更自律，从而让他们更容易成功。问题出在父母使用直接手段时：当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财富或权力来弥补孩子能力的不足时。

只要有可能，父母往往会这么做。父母愿意为孩子付出生命，所以他们为了孩子而将一切顾虑抛之脑后也不足为奇。尤其是当其他父母都这样做的时候。

遏制这种做法有双重好处。不仅社会能得到「最适合岗位的人」，而且父母的野心也会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影响——真正致力于把孩子培养好。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要遏制父母为子女谋求不正当优势的行为是极其困难的。这触及了人性中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我们不应天真地认为简单的解决方案就能奏效，就像我们不会指望用简单的方法就能杜绝毒品进入监狱一样。

解决这个问题的明显方法是提高文凭的含金量。如果当前社会使用的测试存在漏洞，我们可以研究人们钻空子的方法，并努力堵住这些漏洞。补习机构恰恰揭示了大多数漏洞的所在。同时，它们也能反映我们的努力是否有效：当补习机构的受欢迎程度下降时，就说明我们取得了进展。

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是推动提高透明度，尤其是在大学录取这样的社会关键节点上。在美国，这一过程仍然呈现出诸多腐败的迹象。例如，「校友子女优先」政策。官方说法是这一身份并不占太大权重，仅用于在同等条件下决定录取与否：申请者先按能力分组，校友子女身份只在申请者在录取线附近时才起作用。但实际上，大学可以通过调整这个「边缘组」的大小，来随意放大或缩小校友子女身份的影响力。

通过逐步削弱对文凭的滥用，理论上可以使其更加严密可靠。但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尤其是当负责考试的机构本身并不真心希望文凭变得滴水不漏时。

幸运的是，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来阻止权力在代际间直接传递。与其试图让文凭更难被钻空子，不如让文凭本身变得不那么重要。

让我们思考一下文凭的本质用途。从功能上讲，它们是预测个人表现的一种方式。如果能直接衡量实际表现，文凭就变得多余了。

那么，文凭主义为何会应运而生？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评估实际表现呢？让我们追溯文凭主义的起源：它诞生于大型组织的人才选拔过程中。在大型组织里，个人表现难以准确衡量，而衡量的难度越大，预测表现就越显重要。假如组织能够快速、低成本地评估新人表现，他们就无需过分关注文凭了。他们可以广开门路，择优录用。

然而，大型组织难以做到这一点。但市场中众多的小型组织却能接近这一理想状态。市场会保留优秀的组织，淘汰表现不佳的。随着组织规模缩小，这种机制越发接近于留下优秀个人、淘汰平庸者。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更多小型组织构成的社会，对文凭的重视程度会相对较低。

相关专栏

←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