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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孟子 vs. 罗宾·汉森——君主制 vs. 赌市治国(2010 年辩论)

钻研人类记忆,探索复习算法。改善教育公平,践行自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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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之前反复看到有人说我们 @Thoughts Memo 汉化组向黑暗启蒙狂奔,但我之前对黑暗启蒙知之甚少。今天向 Argon 讨教黑暗启蒙和自由意志主义之间的差异时,挖到了霉菌孟子和罗宾·汉森以及大卫·弗里德曼的辩论视频:Curtis Yarvin vs Robin Hanson - Debate Monarchy vs Futarchy 2010 [1080p] - YouTube。看完后算是大概了解了一下霉菌孟子其人。我觉得最难蚌的点在于,面对「有什么测试能检验你的理论」的提问,这人直接说「绝对没有」、「演绎法永远击败归纳法」。我只能说差不多得了。

主持人: 罗宾(Robin Hanson)是「观念期货」(Idea Futures)这一概念的发明者,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成为部分经济学理论中相当标准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决策市场」(Decision Markets)或「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s)。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么,在座有谁理解「预测市场政体 / 赌市治国」(Futarchy)的概念?也就是利用这类市场来制定政治或公共政策决策的理念。好,看来我们现场有相当多的人理解决策市场。

Futarchy 的基本理念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将这类市场作为制定政策决策方案的核心组成部分。罗宾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研究这一领域,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目前也参与了一家为企业提供此类服务的公司,并且这套机制已经投入了实际应用。

另一方面,我们请到了恶名昭彰的博主霉菌孟子(Mencius Moldbug,真名 Curtis Yarvin),他针对这一概念撰写了一篇犀利的批评文章。这篇文章犀利到罗宾在自己的博客上专门撰文进行了回应。几个月前,就在那之后不久,罗宾有一天在他的 Facebook 账号上发帖说他感觉斗志昂扬,愿意和任何人辩论任何问题。于是我在他的留言板上回复说,我愿意出100美元,看他和霉菌孟子就 Futarchy 展开一场辩论。罗宾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霉菌先生也欣然同意。于是,战火点燃,这场辩论得以促成,而各位今天就是来见证它的。

我们商定的规则是:每位辩手先进行10分钟的开场陈述,随后是双方你来我往的「乒乓式」自由提问与交锋,最后是观众提问环节,由我可爱的妻子——也是我们的「牧猫人」桑迪(Sandy)来主持。好,下面正式开始。

霉菌孟子: 好,麦克风响吗?太好了。刚才提到的那篇冒犯性的博客文章有一个标题,叫《Futarchy 被认为是[弱智的]》。我想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选了这个词。显然,这个标题模仿了计算机科学家戴克斯特拉(Dijkstra)著名的论文《Goto 语句被认为是有害的》(Go To Statement Considered Harmful)。起初我也打算直接叫《Futarchy 被认为是有害的》。是什么让我改变主意,倒退回小学四年级去翻出这么一个骂人的词呢?因为我意识到,对于这个提议来说,「有害」一词根本不够分量。我认为它同时违背了「逻辑」和「常识」。如果它只违背了其中之一,说它「有害」或许就够了;但既然两者都违背了,我唯一能想到的词就是「弱智」。

接下来,我试图把这个提议放到一个宏观视角下审视。因为我认为,只要你们能顺着我的逻辑看清它,你们自己的常识就会完成剩下的判断。所以我只负责解释逻辑,把常识留给你们。我解释逻辑的方法,是把 Futarchy 这个高高在上的提议拉下神坛,带到各位的常识能够把握的日常领域中来。

实际上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两个概念:「Futarchy」和「决策市场」。Futarchy 是在国家主权层面使用决策市场来制定公共政策。我的立场是,决策市场在特定情境下可能非常有用,它绝非总是弱智的;但 Futarchy 几乎总是弱智的。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将用一个比「主权决策」这种深奥问题熟悉得多的日常问题,来亲自解释一下什么是决策市场——我要解释的是,如何用决策市场来下一盘国际象棋。

如果问题是「决策市场能下国际象棋吗?」,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在特定条件下,决策市场可以下棋。它需要具备两个特质:第一,它必须是训练有素的(well-trained);第二,它必须是无利益冲突的/客观中立的(disinterested)。

让我结合国际象棋来简单解释一下决策市场。假设有一盘棋正在进行,对局双方是白方和黑方。除了棋手之外,旁边还有一群观棋者(kibitzers)。到了某个时刻,观棋者开始打赌。就像任何赌博活动一样,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赌注中推算出赔率,也就是他们对这盘棋胜负的预测。比如他们预测白方有 66% 的胜率,黑方有 34% 的胜率。这意味着如果你想买一张「白方赢就赔付1美元」的彩票,你得花 66 美分。

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都懂赌博的概念,而任何博彩市场在定义上都是一个预测市场。这个市场等于在说:「白方有 66% 的把握获胜。」这一切都很好。但突然间,我们冒出了一个念头:「嘿,也许我们可以把棋手踢走,直接让这群观棋者来下这盘棋!」

这就是决策市场那个巧妙的构想。据我所知,这是罗宾的原创,是个非常棒的点子。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注意到,在白方走第一步棋之前,观棋者市场的赔率可能是五五开(50/50)。如果白方走了一步正常的开局,比如「王前兵进四」(e4),赔率可能依然保持在 50/50;但如果白方走了一步臭棋,比如「象前兵进四」(c4/f4),赔率就可能下跌,比如跌到 40/60,因为谁会用象前兵进四来开局呢?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让观棋者市场来下棋呢?我们可以说:「好,我们不再仅仅对当前的盘面胜负下注,我们要进行有条件的下注(conditional bets)。」也就是说,我们提问:「如果白方走王前兵进四,白方的胜率会是多少?如果白方走象前兵进四,白方的胜率又会是多少?」白方最终只会走一步棋,但我们在他落子之前,对这两步棋分别开放下注。如果白方最终没有走象前兵进四,那么关于这一步的所有赌注全部作废,资金原路退还;只有当白方真的走了王前兵进四,押注那一步的赌注才算有效。

通过这个条件预测市场,我们会看到:如果走王前兵进四,胜率或许会微升到 51/49;如果走象前兵进四,胜率就会暴跌到 30/70,因为走成那样还怎么挽回?结果就是,我们成功踢掉了棋手,让市场替我们做出了决策。这就是决策市场的基本理念。在特定情境下,这个主意棒极了。这非常诱人,因为谁不想摆脱棋手呢?谁不想拥有一套算法,把所有观棋者的群体智慧汇集起来替自己走棋呢?

但正如我所说,决策市场需要两个特质:训练有素和无利益冲突。先看第一点。观棋者在下注,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观棋者自己会下国际象棋吗?他们懂棋吗?以前下过吗?如果你找来一群根本不懂国际象棋的人组成市场,让他们对棋局下注,得出的结果将与现实毫无关系。无论你是对国际象棋还是对政府决策建立预测市场,你所做的都只是在收集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如果市场里每个个体的意见都毫无价值,那么汇总出来的结果也毫无价值。实际上,决策市场或预测市场只不过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版本——而我个人对民主制度是一点也不感冒的。

你是在问这群观棋者的集体意见是什么。如果集体意见有价值,你或许能走出一步好棋;反之则不能。如果这群人对下棋一窍不通,你是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好结果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有一句关于民主(而非预测市场)的名言,或者说本该成为名言的话。他说:「人们普遍估计,每十个人中就有九个是傻瓜。无论用什么方法、什么投票箱、什么伯明翰造出来的机械装置,你都绝不可能从这十个人中研磨出智慧来——除非你以某种方式把其中九个人的选票剔除,将其抵消归零。」

所以,当你问这是否是一种有效的决策方式时,你必须审视这个市场,问问它是由懂棋的人组成的吗?事实上,在预测市场里,对卡莱尔提出的这个难题有一个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个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方案。首先,每个观棋者的投票权重不是平等的,而是按他们愿意下注的金额来加权的。其次,如果你让这个市场不断迭代,你会发现傻瓜会不断输钱并被逐出市场;而真正懂棋、知道「象前兵进四」是臭棋的人会赢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达尔文效应会训练这个市场——通过剥夺傻瓜的金钱将其淘汰,并奖励市场中真正的棋手。

我们之所以常把「表现优异」与「市场」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我们脑子里想到的都是那些已经被训练得很好的市场。比如股票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训练有素的。人们玩股票已经很久了,傻瓜进来亏掉老本,懂得分析公司实际业绩的人留下来赚钱。当我们想到市场时,默认想到的就是成熟的市场。但必须意识到,市场不是魔法,这种训练过程必须真实发生并奏效。在市场能下一盘好棋之前,真正懂棋的人必须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形成共识。这是你评估任何市场能否做出好预测时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稍微微妙一些:你必须问市场里的参与者是否是无利益冲突的(disinterested)。我再用国际象棋举个例子。假设在这个预测市场之外,完全在场外,存在着一笔外围赌注(side bet)。有人在场外打赌说,白方开局真的会走「象前兵进四」。既然这步棋极不可能发生,一旦押中,赔率自然极高。如果你押中了,就能在场外大赚一笔。假设你通过这笔场外赌注能赚到的钱是 X。

那么问题来了:为了赚取我的场外利润 X,我能不能去操纵那个预测市场,迫使白方走出「象前兵进四」这步臭棋呢?要看这种行为会不会发生,真正的问题在于:我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撼动这个市场?我们把操纵市场所需的成本称为 Y。如果我在决策市场里花掉 Y,疯狂买进「白方走象前兵进四能赢」的合约,我怎样才能让市场赔率说出「这步臭棋对白方极好」这种明显的谎言呢?

答案取决于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市场遵循供求关系。如果我大量买入「白方走象前兵进四」的股票,它的价格就会上涨。如果我买得足够多,把价格推高到 50/50 以上,决策市场就会判定:「嘿,象前兵进四对白方来说真是步绝妙好棋!」

这时问题就变成了:我的对手盘是谁?这个市场里懂棋的玩家资金池有多深?不仅要看市场训练得有多好,还要看在「象前兵进四是步臭棋」这个正确判断的背后,究竟有多大的资金体量在支撑?这是一个关于具体市场的经验性问题。在任何一个具体市场中,你都要问:通过制造一个错误决策,我在场外能赚多少钱(X 是多少)?强迫市场做出这个错误决策,我在场内需要付出多少成本(Y 是多少)?只要 X 大于 Y,这种操纵就一定会发生。

如果你指望这个市场替你做出好决策,你必须确保场外没有这种外围赌注,没有利益冲突;你必须确保在所有情况下 Y 都大于 X,即维持市场理性的资金力量远大于想要扭曲市场的资金力量。但这里有一个市场设计上的直接难题:作为决策市场的设计者,你怎么知道 X 是多少?你怎么知道别人通过促成一个坏决策能在场外捞到多少好处?你根本不知道别人在场外下了什么赌注,所以你不知道 X。此外,你也无法控制 Y,因为你不知道市场里到底有多少聪明的钱。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场景。

汉森教授稍后可以回应这一点,但在我拜读汉森教授的论文时,他的方程式给我的印象是:他仅仅是通过假设「X 是有限的,而 Y 是无限的」,就得出了「你永远无法通过操纵市场来获利」的结论。显然,如果你接受「X 必定有限且 Y 必定无限」的假设,汉森教授就是对的。但我认为这属于哲学家丹尼特所说的「天钩」(skyhook)——即整个推理大厦完全悬在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之上。

当你把这个提议扩展到政府主权层面,去问:「让政府做出一个糟糕的决策,利益集团能从中捞取多少好处(X)?」这个数字在实质上是无限大的。然后你再问:「这个市场训练得如何?有多少真正懂如何做出正确政府决策的‘棋手’?」在座各位有谁有过治理国家的经验吗?恐怕少之又少。因此,当你审视 Futarchy 时,你看到的是一个为了巨额利润可以被轻易操纵的市场,同时又是一个完全未经训练的市场。这两个标准它一个都没达到:既不客观中立,又非训练有素。既然两项全败,我只能说它是——[弱智的]。

罗宾·汉森: 好,我们有很多内容可以聊。首先,我们在这里主要倚仗的,是真实世界中、实地调研中以及实验室里关于所谓「投机市场」(speculative markets)的极其庞大的经验与数据传统。几百年来,我们一直拥有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也一直在做常规的实验室实验。我们把从未做过这类交易的大学生带进实验室,给他们规则说明,他们立刻就能开始交易。哪怕是从未受过训练的学生,只需几分钟,就能根据发给他们的信息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实验室里呈现出的价格真实反映了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绝不是什么随机的、完全脱节的东西。如果你组织过博彩资金池(betting pool),你也会看到同样的效果:没怎么赌过钱的人很快就能摸清门道,赔率很快就能反映出房间里的人所知道的信息。

因此,我们的核心理念是借用这种机制——即投机市场机制的力量,将其作为一种汇总信息(aggregate information)的方式。而且我是将其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提出来的。需要明确的是,「什么事物应该由谁来治理」是另一个独立的问题。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已经有一个机构负责管理某件事,这套机制能否成为他们汇总信息、决定如何行动的有效工具。

为了便于理解,我举一个大家更熟悉、更容易把握的例子:解雇公司的 CEO。公司是需要被治理的组织,必须决定该做什么,而公司面临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要不要炒掉现任 CEO。多年来,我们一直有交易公司股票的市场,股价反映了人们对公司未来收入流及发展前景的判断。股票市场里包含了许多有利益纠葛的参与方,他们可不全是客观中立的投资者——公司内部员工经常买卖,竞争对手也经常买入、卖出或做空。尽管如此,股票市场依然是对公司未来价值的良好估计。

诚然,股市里有很多噪音和误差,但请记住,评判的标准只应该是现有的替代制度。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极难预测的困难问题,你应该预料到所有机制的表现都会很差,因为问题本身就很难。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达到了某种绝对完美的标准,而在于与你手头现有的其他机制相比,它的表现如何?

以解雇公司 CEO 为例,目前我们依赖的是董事会。但大多数董事之所以能坐在那个位置上,正是因为 CEO 当初推荐了他们。公司业绩好坏通常与董事们没有多大的个人财务利害关系,他们只是每隔几个月去开个会,拿一份固定薪酬。因此,指望董事会做出炒掉 CEO 的决定是很困难的,毕竟这会在公司内部管理层引发巨大的摩擦。

那么我的设想是怎样的呢?目前你有一个用现金交易股票的市场:如果股价是12美元,说明大家觉得公司不如股价15美元时值钱。现在,我们只需在此基础上增设两个条件市场:第一个市场,用现金交易股票,但前提条件是本季度留任该 CEO;第二个市场,同样用现金交易股票,但前提条件是本季度解雇该 CEO(注:如果不满足前提条件,交易作废退款)。

然后你只需观察这两个市场的价格,其中一个必然会高于另一个,这就为你是否应该解雇 CEO 提供了建议。如果两个价格非常接近且上下波动,说明市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建议,此时默认选项当然是保留 CEO。但如果即使在价格波动和外部干扰下,其中一个价格始终稳定地高于另一个,这就表明投资者在明确告诉你:「我们真的有答案,赶紧把 CEO 炒了吧。」

所以,我的建议是先做实验试一试。如果我有100万美元,我最想做的就是建一个网站,把整个财富500强企业都放上去,为每一家企业设立关于「是否解雇其 CEO」的条件市场。几年下来,我就能收集到一份历史业绩记录(track record),看看那些听从了市场建议的公司,整体表现是否优于那些没听从建议的公司。首先,我并不建议你立刻颠覆什么,我只建议先建立实验来收集数据,看看它到底管不管用。如果数据证明它确实管用,我们就可以给董事会施加一点压力,让他们参考市场的建议——除非你有极其充分的理由,否则默认就应该听市场的,市场说炒就炒。最终,如果你对这套机制足够信任了,为什么还要让它停留在「咨询」阶段呢?为什么不直接把它正式化,彻底砍掉中间商呢?

这就是我的推行建议:从小型组织开始,在小范围内做实验;当你对它在小规模下的运作感到放心后,再推广到更大的规模。最终你可以把它用于一个城市、一个县、一个州,甚至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当然,在没有进行小规模测试之前,直接把某种抽象概念套用到庞大的国家政府头上,那肯定是愚蠢的。所以我们主张一步步往上走。

总结一下:它是一种治理机制;我建议从小规模开始测试;它的功能是汇总信息,而不是汇总价值观,所以你需要用其他方式来确立价值观。在上市企业里,你已经有一个现成的良好价值衡量标准,那就是股价,所以企业是绝佳的初始应用场景。之后推广到非营利组织等其他机构时,他们需要自己构建一套价值衡量指标,这会多花点功夫,但为了获得这套机制的优势,这是值得的。

你已经接受了现有的股票市场,并且利用股市来决定一家公司应该获得多少投资基金——股价高的公司能筹集大量现金、投资大量项目;股价低的公司筹资困难、项目就少。这是决定资金分配的好办法。如果我们把同样的原理应用到我说的条件市场上,这看起来也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它们依赖的是相似的机制和相同的运作过程。为什么不在那里也试试呢?如果你说:「人们在普通股市里受过训练,但在解雇 CEO 的条件市场里没受过训练。」我会问:「如果你不启动它、不使用它,你指望人们怎么获得训练?」还是那句话,先从咨询性质的小规模做起,让大家积累经验。而且正如我所说,在实验室里,人们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使用这种市场,并将信息汇总到价格中。

接下来谈谈「市场操纵」的问题,这个问题总是被反复提及。我们熟悉的绝大多数普通金融市场,里面都有怀揣各种个人企图的参与者,这是金融市场里司空见惯的事实,但市场依然运转良好。反观你目前使用的替代制度(比如董事会或其他政府治理形式),里面的利益冲突同样比比皆是。所有的治理形式都有缺陷,关键在于哪一种表现得比其他更好。事实证明,投机市场在抵御操纵方面表现得惊人地好。

我不想光靠他刚才提到的那些理论,我更想强调我们在实验室和实地所做的实验证据。我们在实验室里做过这样的对比实验:第一天,找来一群随机的大学生,给每个人提供一些关于某项资产的私密线索,让他们进行交易。最后形成一个市场价格,我们将其与「把所有人的线索汇总后得出的理论正确价格」进行对比,看看有多接近。第二天,我们找来另一批学生做同样的实验,但这次我们把其中一半学生拉到一旁,对他们说:「如果最终的市场价格能往某个特定方向偏移,你们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奖金。这笔奖金与资产的真实价值无关,纯粹看你们能把价格往那个方向推多远,推得越远奖金越高。」同时,另一半学生也知道:「嘿,对面那帮人如果能操纵价格,他们就能拿奖金。」

无论你是让另一半学生知道操纵的具体方向,还是不知道具体方向,实验结果都表明:存在操纵奖金激励的市场,其最终价格的准确度,与不存在操纵激励的市场完全一样准确!

你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怎么会这样?他们明明有动力去操纵价格,为什么没能得逞呢?理论和实验告诉我们的核心逻辑是:当正常的交易者得知市场里有操纵者存在时,他们会相应地改变自己的交易行为。因为预料到会有操纵,如果他们知道操纵的方向,就会直接反向交易把价格拉回来;哪怕不知道操纵的具体方向,他们也会更积极地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更大规模的交易。

理解这个问题,可以用「傻瓜与聪明人」的框架,或者我更喜欢称之为「狼与羊」。你可以由官方出资补贴市场,让市场里只有「狼」(懂行的人)而没有「羊」;但即便不补贴,现实中也总有很多傻瓜(羊)跑来胡乱交易。结果就是:羊群聚集的地方,狼群必然闻风而至。因为狼是跟着羊走的,所以羊越多的市场,吸引来的狼就越多,最终的市场价格反而更加准确!

你不需要去担心市场里狼和羊的初始比例是多少。知情交易者(狼)是会做出反应的,他们会四处寻觅哪个市场最容易赚钱。傻瓜交易越活跃的地方,狼能赚到的钱就越多,他们就会涌向那里,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真实价格到底该是多少,并下更大的赌注,从而让市场变得更准。这是金融市场的普遍特征:大公司的股价通常比小公司更准,参与人数多的博彩市场比人少的更准。

现在你需要意识到最关键的一点:那些市场操纵者——那些明知资产真实价值不是那样,却为了场外利益非要把价格往某个方向推的人——在市场交易中,他们就是「羊」!

因为根据定义,「狼」是那些根据自己所知的资产真实价值进行交易的人;而「羊」(傻瓜或噪音交易者)则是出于任何其他原因进行交易的人。在普通金融市场里,「羊」可能是那些刚赚了大钱、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新手医生;但在决策市场里,试图操纵价格的人也是「羊」,因为他们为了场外利益,做好了在市场里亏钱的准备。一旦其他人知道市场里有这种准备送钱的「羊」,就会迫不及待地作为对手盘来收割他们。这不仅仅是理论,这是无数次实验室实验和实地数据反复验证过的事实(真的有人去实地试图操纵过这类市场,结果失败了)。

所以我的初步总结是: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升级,先作为咨询参考、再赋予正式权力,通过实践积累经验和历史记录。它的作用是汇总信息。我建议我们先聚焦于「解雇公司 CEO」这个初始应用,因为它是一个规模较小但很重要的治理问题,而且非常容易切入——毕竟你已经有股票市场了,我只是在上面加了一个「条件股票市场」而已。


主持人: 下面进入「乒乓」交锋环节,你们二位可以互相向对方提问。

霉菌孟子: 好,我尽量简短回应。我对刚才那番话的反驳是:汉森教授所做的实验室实验和经验研究,研究的都恰好是实际上 Y 大于 X 的市场。每个市场都是不同的,有些市场里 Y 大于 X,有些市场里 X 大于 Y。每一个市场都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背后并没有什么通用的魔法原则在驱动……

罗宾·汉森: 但我刚才明确阐述了一条基本原则啊,你对那条原则怎么看?

霉菌孟子: 我对那条原则的看法是,你只是列举了经验性的证据,证明在某些特定案例中(比如你的实验室实验和你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操纵市场被证明是无利可图的……

罗宾·汉森: 不,我阐述了为什么 Y 会大于 X 的原理。

霉菌孟子: 是的,我也阐述了那个原理,我们在原理本身上并没有分歧。这样吧,为了展现积极建设性的态度——我知道你有一家公司在推销这类产品,而且我也认为它是个好产品——让我对你的「解雇 CEO」市场提出一个改进建议,我认为这个改动真的能让它运转起来。那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决定是否解雇 CEO 的市场,但只允许该公司的内部员工参与交易。

如果你把交易者严格限制为公司内部员工,就能同时满足我提出的两个条件:第一,市场总体上是无利益冲突的(虽然个别员工可能和 CEO 有私人恩怨,或者对某个项目有偏见,但这种影响相对较小);第二,参与者真正了解这家公司,因为他们就在里面工作。如果由我来设计解雇 CEO 的市场,我就会这么做。

罗宾·汉森: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条规则应用到现有的所有金融市场上呢?为什么我们不规定:「除非你当过橘子农,否则不准交易橙汁期货」?

霉菌孟子: 交易橙汁期货和交易「解雇 CEO 市场」的区别在于,没有任何重大的组织决策是以橙汁期货的价格为直接触发条件的。

罗宾·汉森: 那规定「如果不是 IBM 的员工,就不准交易 IBM 的股票」怎么样?

霉菌孟子: 正如汉森教授所说,市场里总会有利益相关方,关键在于无利益冲突的中立者能否占据主导并压倒他们。在限制仅有公司员工参与的情况下,中立者可以占主导。但让我举一个如果不加限制,中立者可能无法占主导的「解雇 CEO」案例:假设你是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苹果由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执掌。众所周知,没有乔布斯的苹果非常低效,而乔布斯回归后苹果变得极其强大。大多数平庸的 CEO 也许只是西装革履的摆设,换掉他们对公司伤害不大;但如果明天市场得知乔布斯去世了,苹果的市值瞬间就会蒸发300亿美元。

现在,假设我们设立一个条件市场,内容是:「解雇史蒂夫·乔布斯,并换一只黑猩猩来当 CEO」。你们觉得,让苹果炒掉乔布斯换上一只黑猩猩,对谷歌或诺基亚来说价值多少钱?那个场外收益 X 将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数字!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罗宾·汉森: 等等,在普通的公司股票市场上,谷歌、微软或思科能筹集到多少现金,直接取决于它们的股价。普通的股票价格本来就会影响极其重大的商业决策!照你的逻辑,思科的竞争对手现在就应该去恶意砸盘做空思科的股价,好让思科筹不到钱去投资啊,对不对?

霉菌孟子: 股价确实会影响决策,在公司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股价是以一种非常微弱、间接的方式在影响决策。在正常运转的股市中……

罗宾·汉森: 你的意思是,只要有重大决策直接挂钩股票价格,你就主张禁止外部人员交易股票,只准内部员工交易?

霉菌孟子: 我是说你必须满足我提出的那两个标准:训练有素,且无利益冲突。只要满足这两点,你就放手去做。其实在你刚才的发言中,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亮点:你说不要让这个市场一开始就直接生效,而是先让它作为一个纯粹的「预测市场」来运行,在预测中训练它;等它被训练成一个成熟的预测市场后,再按下开关,赋予它强制约束力,把它变成「决策市场」。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是非常扎实稳健的思考——你必须先训练市场。

但是回到我们最初争论的焦点:我们最初争论的不是解雇公司 CEO,而是政府决策。在政府决策中,场外利益 X 可以大到不可思议,一项糟糕的政策可以为众多利益集团带来天文数字般的利润。

罗宾·汉森: 那只是因为政府决策本身的规模更大而已。任何大型决策都会同时产生受益方和受损方,按比例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同。

霉菌孟子: 决策市场能否奏效,归根结底就看 X 是否大于 Y。你可以给我展示无数个 X 小于 Y 的真实市场案例,我都会支持你在那里使用决策市场……

罗宾·汉森: 让我再强调一下已经在实验室和实地数据中得到验证的理论逻辑:出现在市场上的知情交易者(狼)的数量,不是宇宙随机掷骰子决定的,而是对「市场里有多少钱可赚」做出的动态响应!市场里可供收割的傻瓜(羊)越多,闻风而来的知情交易者就越多,投入的资金也就越大。那些试图操纵市场的人,恰恰就是知情交易者梦寐以求想要去赢走他们钱财的「傻瓜」。

霉菌孟子: 是的,理论上完全可能如此,但它在现实中必须真的发生才行,你得真的有足够的知情交易者……

罗宾·汉森: 你还想要什么证据呢?我们有实验室实验、有实地数据、有数学定理,你到底还想要什么?

霉菌孟子: 这些全都没有在政府决策的层面上测试过!你的实验室实验完全是另一种市场。

罗宾·汉森: 那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在政府决策上做做测试吗?

霉菌孟子: 问题是你怎么去训练一个针对政府决策的市场?你怎么……

罗宾·汉森: 从小规模开始啊!比如先在一个只有100人的小村庄里试试,为什么不能在那里试呢?

霉菌孟子: 呃,谁会想住到那种村子里去啊?(观众笑)我是说,就算有「狼」,狼也需要背后有庞大的资金支持。专家自己手头往往没多少钱,他们需要与资本结合,需要资金赋予他们力量。而你可以测量这种力量的大小,测量撼动市场到底需要多少钱。在华尔街的现实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撼动市场。主权财富基金雇佣的顶尖专家,拿着几百万、几十亿美元的薪酬,他们的专门职业就是研究「如何在不惊动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完成大宗买入」。所以,如果说大笔资金的买入不会撼动股票市场,那真是……

罗宾·汉森: 我从来没有声称大笔资金不能移动市场价格!这里必须区分清楚经济分析中的「事后」(ex-post)与「事前」(ex-ante)。如果你带着一大袋现金出现在任何市场上,无论是买是卖,你都会推动价格,我完全不否认这一点。在任何市场上都是如此,因为别人觉得你敢砸这么多钱,万一你知道什么内幕消息呢?所以市场会给你一点顺从,让价格跟着你动。这在理论和实验室里都是成立的。然而,从平均和整体的角度来看,一旦大家事先知道市场里有操纵者出没,就会有更多的人进场、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向交易,最终使得价格在整体上依然保持同样的准确度。

霉菌孟子: 完全正确,这就是我前面描述的达尔文效应。但问题在于,这种效应不是魔法……

罗宾·汉森: 这不是达尔文式的淘汰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这只是交易者的即时反应行为(responsive behavior)。

霉菌孟子: 对,是反应行为,而这种反应行为的作用正是对「狼」进行正向选择——把更多的狼吸引进市场,让狼去捕食羊。

罗宾·汉森: 不,在我们的实验室实验里,参与者的总人数是固定不变的,他们只是从学校里随机招来的学生。我们只是告诉其中一些人:「嘿,对面那几个家伙正试图操纵价格。」仅仅这一句话就够了,他们立刻就会改变交易策略做出反应。

霉菌孟子: 汉森教授,我并不否认你可以人为构建出一个 Y 大于 X 的市场……

罗宾·汉森: 我在实验里可没有规定 Y 应该是多少,我只是告诉了他们……

霉菌孟子: 但那个市场是你一手布置的!你设定了玩家人数,设定了奖金规模,是你配置了这个市场的参数。所以这个由你配置的市场得出的结果,只能证明你的理论在你配置的这个特定市场里成立。而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现实市场中(比如我举的国际象棋例子),既可能出现 Y 大于 X,也可能出现 X 大于 Y……

罗宾·汉森: 那么,你能不能设想出任何一个实验或测试,让我可以去实际操作一下,用来检验你是对的还是我是对的?

霉菌孟子: 绝对没有。因为我们两人推理的底层逻辑存在根本差异:汉森教授像一名社会科学家那样推理,他用的是归纳法(inductively);而我像一名哲学家那样推理,我用的是演绎法(deductively)。而我的断言是:演绎法每一次都击败归纳法。


主持人: 好,这点说得很棒。现在到了观众提问时间。不过在此之前,我觉得既然是一场关于决策市场的辩论,我们也应该搞一个现场决策市场……

桑迪(女主持人): 除非你想等观众提完问题再搞。

主持人: 我们可以搞个简单的:凡是觉得罗宾赢了的人,可以给我10美元;凡是觉得孟修斯赢了的人,可以给桑迪10美元。而且我们不承诺给任何人赔付任何钱!(观众笑)好,下面请第一位观众提问。

观众1(经济学家大卫·弗里德曼 David Friedman): 在我看来,孟修斯在他的论述中漏掉了三个关键因素,其中有两个我认为严重削弱了他的论点。

最次要的一点是:市场并不需要等到达尔文式的事后淘汰才有效,因为在人们决定掏钱下注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事前自我筛选」(prior selection)的过程。因为这是真金白银的押注,人们平均而言对自己到底会不会下国际象棋是有自知之明的,不会下棋的人一开始就不太愿意下注,懂棋的人才会下注。这一点削弱了你的论点,但还没彻底摧毁它。

真正致命的是另外两点。第一,Y 之所以会大于 X,背后是有深刻原因的。因为「想要赚钱」是极其庞大的人群所共有的普遍动机(这决定了 Y 的体量);而任何特定的政治或商业图谋,只关乎极少数特定人群的利益(这决定了 X 的体量)。想想你举的那个苹果公司的例子——那真是个绝妙的例子,因为它烂透了!(观众大笑)你、我以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全都清楚如果把史蒂夫·乔布斯换成一只黑猩猩会发生什么。因此,如果谷歌真的蠢到想白扔200亿美元去把那个荒谬选项的赔率买高,市场上立刻就会涌现出远远超过200亿美元的资金,大家会欢呼:「等等,谷歌居然想白送钱给我们?太棒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乔布斯一旦被黑猩猩取代,苹果股价必跌无疑。我作为股东虽然反对这么做,但我作为投资者,知道「换上黑猩猩后苹果股价会跌」是一个稳赚不赔的赌局,因此所有人都会据此下注。你的 X 依赖于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利益集团,而 Y 调动的是几乎所有有钱人的普遍逐利动机,这一事实严重动摇了你的立论。

最后一点,你默认所有的 X 都是同方向的(正号)。但在任何现实的政治博弈中,总有一派人想要结果 A,另一派人想要结果 B。这两派利益集团推高或压低价格的力量会互相抵消,只有他们力量相减后的净差额,才需要由那些不在乎政治结果、只想赚钱的中立投注者(Y)去压倒。

请把 Futarchy 与现实中的替代制度对比一下。我来提出一个比 Futarchy 更接近真实政治制度(无论民主还是非民主)的模型,那就是「纯粹的竞价战」(straight bidding war)。在这个模型里,想要提高关税的利益集团给国会议员塞一笔钱,反对提高关税的利益集团给议员塞另一笔钱,哪边的钱多就按哪边的办。这虽然不是对现行制度的完美描述,但也八九不离十了。而 Futarchy 所做的,是把这个竞价系统向「事实真相」进行了加权倾斜。在 Futarchy 下,支持关税的人光比反对关税的人多花钱还不够,他们多花出的那部分钱(净差额),还必须大到足以压倒全世界所有只想靠预测真相赚钱的中立投机者,才能最终促成关税。因此,与现行制度相比,Futarchy 显然会把我们推向更正确的决策——它不需要达到绝对的纯粹正确,但它无疑更加正确。

霉菌孟子: 谢谢您。这是一组非常精彩的提问——准确地说,是一组精彩的论点。我甚至希望弗里德曼教授(他当然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刚才直接坐在台上来辩论,因为我实际上同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让我用我的话来重述并回应一下他的三点论据:

首先,关于「事前自我筛选」,这完全正确,我已经把它包含在我所说的广义达尔文训练机制里了,人们不想白白输钱,所以第一轮下注前就会有自我筛选。但另一方面,市场里还是得有真正的「棋手」才行。现实中,不懂装懂、自以为会下国际象棋的人确实不多;但不懂装懂、完全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却自以为懂治国之道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第二点,关于乔布斯和黑猩猩。您等于是在替我证明我的逻辑框架,因为您所论证的正是「在乔布斯这个具体案例中,事实上 Y 大于 X」。这一点我完全让步,在这个极端案例里 Y 确实大于 X。但是,认为在所有政府决策中 Y 总是大于 X,在我看来是一个极其缺乏根据的假设。政府决策往往涉及数万亿美元的利益,而且绝大多数政策远不像「乔布斯换黑猩猩」那样黑白分明,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 X 大于 Y 的场景。您刚才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论证,说明在许多情况下 Y 会大于 X,我同意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如此。但问题是,当我们面对主权政府决策时,这就好比航空安全——仅仅在「许多情况下」安全,对我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要建立一套具有正式强制约束力的国家决策机制,我不想听什么「Y 很可能大于 X」,我要求的是「Y 必须永远大于 X」。

罗宾·汉森: 我怀疑你是在拿它和你脑海中某种虚构的完美理想做对比,你应该拿它和真实世界里的其他制度做对比。

霉菌孟子: 这正是我刚才本该指出的一点,也是支撑 Futarchy 的核心隐含前提之一:我们都看到现行政府每天都在出于非常糟糕的理由,频繁做出非常糟糕的决定。但我对此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找到你能找到的最好的棋手,把工作交给他。

罗宾·汉森: 如果我提出一个改变现状的方案,为什么我非得击败你脑子里构想出的另一个替代方案?为什么我不能只跟「现状」比高低?

霉菌孟子: 我的替代方案非常简单:我认为政府应该完全按照私营公司的方式来运作。

罗宾·汉森: 那你用什么机制来挑选那个执掌国家的人呢?

霉菌孟子: 应该由主权国家的财务受益人(股东)来挑选。主权国家本质上总是极其有利可图的。你在现行政府中看到的大量浪费性支出、各种福利补贴、过高的公务员薪酬,本质上都是分配给受益人的「隐性利润」。如果你把这些统统转化为名正言顺的盈利性股份——比方说,让加州的公共雇员工会直接持有「加州公司」的股份,让他们的收益直接与加州的整体财务表现挂钩,他们马上就会改变态度。

罗宾·汉森: 既然你觉得私营企业的运作方式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允许把我的提议先用在企业上呢?

霉菌孟子: 我完全允许你的提议用在企业上啊,我只是对它做了一点修改(限制内部员工交易),好让它真正管用。


观众2: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加州现有的「公投提案制度」(proposition system),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很接近 Futarchy 的例子了?虽然选民投票本身不用花钱,但提案正反双方都有大量的游说集团(lobbyists)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博弈。但我觉得大家普遍认为加州的公投提案制度运作得非常糟糕。

罗宾·汉森: 「押注」(bet)和「投票」(vote)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我和孟修斯都会同意。答案是否定的,博彩市场绝不是投票市场。这正是刚才弗里德曼教授说的「竞价战」模型。在投票制度下,如果你投错了票,除了最终政策不合你意之外,你个人并不会蒙受额外的经济损失;但在博彩市场里,如果你押错了方向,你个人的真金白银就会直接亏掉。

观众2: 但公投提案两边的游说资金不也是真金白银地砸进去,为了获取法案通过后的财务回报吗?

罗宾·汉森: 对,利益集团砸钱游说是一个在所有制度下都存在的常量(constant)。每个制度都必须应对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哪种制度对这一现象的反应最好。我们无法让利益集团消失,他们永远想把决策往自己有利的方向推,问题在于哪种制度最具韧性(robust),不会被他们轻易推偏。

霉菌孟子: 没错,而对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王室」——只可惜我们没有王室。(观众笑)


桑迪(女主持人): 下一个问题。

观众3: 你们二位其实都默认了一个前提,即那些想要操纵市场的人都会乖乖遵守规则,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去市场上买注」这一种方式上。但事实上,任何想要操纵市场的人都绝不会如此自我设限。他们如果直接花钱雇一家优秀的公关公司(PR agency),或者去操纵新闻媒体,资金回报率会高得多。「拉高出货」(Pump and dump,即吹嘘造势后抛售)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多人靠这个发了大财,靠的就是操纵公众的认知。因此,除非你能控制住这套制造公众认知的媒体系统,否则这东西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罗宾·汉森: 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本质:我们要做重大的决策,利益攸关,情况极其复杂,很难看清正确答案是什么;同时有很多利益相关方想把决策往特定方向推。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极端情况下甚至包括暗杀,当然也包括在报纸上发表奇谈怪论来欺骗公众。这是一个常量。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将其作为既定前提接受下来。问题在于,面对这种无处不在的公关操纵,哪种机制的抵御表现最好?

霉菌孟子: 但你这还是默认了「必须把傻瓜们的意见汇总起来」这个前提,而我根本就不认为傻瓜应该有任何投票权或发言权。

罗宾·汉森: 就算实行君主制,公关公司照样可以写文章去忽悠君主,君主也完全可能被愚弄啊!

霉菌孟子: 君主确实也可能被骗。我从来没说君主制是完美的,我只是说它比我们现有的制度要好。

罗宾·汉森: 所以说这是一个常量嘛。不管最终的决策者是谁(是选民、是市场、还是国王),利益集团都拥有去影响和忽悠决策者的能力,这在任何制度下都是一样的。


观众4: 顺着上一个问题,这套机制会不会把我们推向越来越严重的「短期主义」?比方说,一个 CEO 本来知道自己有一年时间去让某项长线投资见效;但在你的机制下,他意识到只要明天或下周股价一跌,自己就会立刻被炒鱿鱼。这样一来,CEO 就不敢对员工教育进行投资,也不敢做出符合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选择了,因为投机者只会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暴利,捞一笔就套现走人。

罗宾·汉森: 只要你作为管理者需要向某个决策者负责,那么这个决策者就必须决定「为了换取未来的成功,我愿意在多长的时间跨度内忍受眼前的亏损」。这对任何决策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在决策市场里,投机者必须做出同样的判断。他们看着最近几个月的业绩下滑,必须思考:「这只是暂时的阵痛,还是长期的溃败?」因为频繁撤换 CEO 本身就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动荡成本,投机者也不想因为随意换人而搞砸公司未来的股价;但如果面对的是一连串的长期失败,他们就得考虑是不是该换人了。

霉菌孟子: 我也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各位可以注意到,汉森教授在举公司层面的例子时,其实偷偷摸摸地把「行政长官决策制」又重新引进来了。他在企业层面并不是提议用市场来直接决定每一项日常商业决策,而是提议用市场来决定人事任免(留任或解雇 CEO)。我认为这非常明智,因为这在市场和具体事务之间建立了一层缓冲。

但我想回到国际象棋的比喻,因为刚才这位观众的问题切中了集体决策的一个要害。我其实非常想看有人做一个「用决策市场下国际象棋」的实验,这会是个非常有价值的实验,因为下棋是一个真正困难的问题。用集体市场来下国际象棋的一大难题在于:国际象棋是一个讲究长远战略(strategy)的游戏。你会立刻遇到一个困境:在走第一步棋时,市场可能倾向于推进「制胜战略 A」;到了走第二步棋时,市场重新做一次独立决策,突然又倾向于推进另一套「制胜战略 B」。结果市场就会在原地打转、左右摇摆。因为市场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实体,它无法在漫长的步数中制定并坚持执行一套连贯的计划。如果你真的用 Futarchy 去逐个制定具体政策,你很容易就会得到两项互相冲突的决定,毫无统一连贯的战略可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拥有一个单一的强力领导者。

罗宾·汉森: 让我展开回应一下这一点,因为这与学术文献中出现的其他一些批评有关。比如在选举预测市场上,很多学者写论文指出:「看,那些做民意调查并对民调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专家,他们预测的准确度跟预测市场差不多嘛,你凭什么说市场总是更好?」其实,我们的主张并不是说市场总是比所有专家都聪明。如果外部确实存在某个能够提供极其可靠判断的机构或个人,那么预测市场要做的,就只是发现「听他们的准没错」,然后直接照抄他们的答案!

投机者不需要自己去把所有专业问题都搞懂,只要他们发现某个信息源是最可靠的,为了赚钱,他们就会直接在市场上押注追随那个信息源。所以,在国际象棋的比赛里,如果真有一个棋手站出来说:「我有一套完整的战略,我将自始至终贯彻它,以下是我对每一步的建议。」只要市场里的投机者认为「没错,赢下这盘棋最好的办法就是听这个人的,贯彻他的战略」,那么投机者就会直接在市场上押注支持他的所有建议,这样你依然能得到完全连贯的战略反应。核心问题仅仅在于:投机者是否相信自始至终听这个人的话是最好的策略。

霉菌孟子: 是啊,如果投机者被训练成那样,他们确实可以做到无条件追随那个棋手——但这样一来,你费尽周折搞出这一大套市场机制,最终得到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差不多接近于「你从一开始就别把那个棋手踢走」的结果!(观众笑)过去几百年来,西方社会一直在苦苦寻觅某种能够替代「失落的国王」的东西,试图找到某种算法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决策问题。但在私营企业领域,要是谁敢提议「靠一套算法来管理公司」,他当场就会被大家笑出房间。在私人商业领域,有一个铁律是毋庸置疑的:你需要一个拥有个人权威的行政长官(Executive)。对我来说,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摆在眼前。


桑迪(女主持人): 下一个问题。

观众5: 孟修斯的核心批评似乎是:决策的利害关系(stakes)越大,市场正常运行所需的资金深度和中立性要求就越高。而在主权政府层面,你面对的是无限大的利害关系,你不可能拥有一个深度无限的市场。比方说,假如我们要投票决定「是否让沃伦·巴菲特或比尔·盖茨成为全世界的独裁者」,利害关系就太大了。虽然汉森教授和弗里德曼教授反驳说,操纵者的进入会吸引理性的玩家入场,从而迅速建立起市场流动性;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决策市场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截止时间点做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决定。在截止时间到达的那一刻,市场必须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流动性。请问汉森教授,你有没有研究过,在我们可以安全地使用一个市场来做决定之前,市场的流动性规模与决策所涉的利害关系之间,必须达到怎样的比例阈值?

罗宾·汉森: 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固定的比例阈值。人们经常问类似的问题,但这就像是在问:「开一次委员会需要多少人?会议应该持续多久?房间应该多大?每个人该发言几分钟?——但我绝不告诉你会议讨论的主题是什么。」这些参数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情境,而市场作为一种灵活的制度,其全部意义就在于动态地去决定这些事情。市场投机者会根据某件事背后有多少利益可图,自己决定该投入多少精力和资金去研究。

不过,我确实强烈建议的一点是:组织应该对这些决策市场进行资金补贴(subsidize)。如果不进行补贴,某个决策价格上能聚集多少关注度,就纯粹取决于投机者当天的心情或兴趣,而不是取决于这项决策本身有多重要。关于补贴多少,我可以给你具体的数学公式,核心原则是:补贴的资金规模,应该大致等于该项决策中的「信息价值」(value of information)。决策科学中有计算信息价值的成熟标准方法,我们应该按全体成员能从该信息中获益的程度,来设定对市场的补贴额度。

霉菌孟子: 抱歉我插一句,这是一个进步!因为汉森教授等于是在说:「如果 Y 没有大于 X,那我们就人工往 Y 里面加钱。」这当然值得称赞,但这彻底破坏了这套构想原本那种「把一切交给公式自动运行」的优美自动化特质。突然之间,我们必须去人工计算 Y,这意味着正如刚才那位观众所说,我们必须先知道 X 是多少。转眼间,这个原本看起来很美的东西就不那么美了。

罗宾·汉森: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对比基准是「现状」,请记住现状有多么糟糕。

霉菌孟子: 是的,我也反对现状,我只是主张朝另一个方向改革。


主持人: 我想在这里提一个元问题(meta-question)。决策市场的全部理念在于,人们对某个命题的真假进行押注,该命题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会揭晓答案,大家据此赢钱或输钱。然而在真实世界里,金钱的压力不仅会作用在交易市场上,还会直接作用在负责判定最终结果并派发奖金的人或机构身上。如果背后的经济利益足够庞大——我们在现实政府中经常看到这种事——负责裁判结果的人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篡改或谎报评估结果,从而在根本上作弊,黑掉整个游戏。请问你们有没有研究过,如何保证市场最终结果裁定的诚实性?

罗宾·汉森: 我们可以拿「选举舞弊」来类比。在一个小城镇的议会选举中,有人可能会舞弊、往投票箱里塞假票;在全国大选中,也有人可能想塞假票。听你的意思,似乎觉得在利害关系巨大的全国大选中,塞假票和篡改计票结果的成功概率会比小镇选举更高?但在我看来事实恰恰相反:规模越大的全国性事件,盯着看的人就越多,你就越容易设置多重冗余的监督机制来防止舞弊。

霉菌孟子: 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看到很多 Y 大于 X 的情况,但我看不到任何能保证 Y 永远大于 X 的根本保障,尤其是当问题远比「用黑猩猩换掉乔布斯」复杂得多的时候……

罗宾·汉森: 那你倒是说一个 X 大于 Y 的具体例子啊!哪怕说一个也行!

霉菌孟子: 当然可以。这取决于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如果市场很小、深度不足,而决策涉及的资金极大,市场背后没有大资本支持聪明的玩家,那就会发生……你想要一个具体的现实政策例子是吧?

主持人: 他想让你用一次「归纳法」。(观众笑)

霉菌孟子: 他想让我用归纳法。好吧,那我就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想想「碳排放限额与交易」(Cap and Trade,即碳交易/碳减排政策)。我们国家到底应不应该采纳这项政策?要知道,通过推行碳减排政策,相关利益集团在场外能够牟取的金钱利益(X)几乎是无限大的。但这项政策到底是不是个好主意?我们甚至该如何去评判它是不是个好主意?这极其难以判断。因此,在这个市场上根本就不会有真正的「狼」,因为没有任何人真正确切地知道全球变暖的长期真实影响到底是什么;但市场上却充斥着大量能够从这项政策中赚得盆满钵满的「伪装成羊的利益集团」。


桑迪(女主持人): 下一个问题。

观众6: 孟修斯,你一直用国际象棋来做类比,但我觉得把国际象棋类比市场策略很奇怪,因为国际象棋是有终局(endgame)的,而市场策略是没有终局的。

霉菌孟子: 这个类比确实并不完美,我只是拿国际象棋中的「单步走子」来类比一次独立的决策过程。


观众7: 我有个问题想问罗宾,因为我不太理解你的提议在国家层面上具体怎么运作。在企业层面,我们有一个现成的结果衡量指标,也就是决定是否解雇 CEO 之后的「公司股价」。但在国家层面——就拿刚才说的「碳排放交易」为例——如果我认为碳交易是个坏政策,试图在市场上交易以阻止政府采纳它;那么在碳交易被采纳或被否决之后,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机制、用什么指标来判定它究竟是个好主意还是坏主意呢?

罗宾·汉森: 就像公司的股票价格一样,在国家层面,我们也需要一个事后的数字指标,来衡量「我们到底过得有多好」。本着软件工程中「模块化」(modularity)的原则,我的初步建议是:尽量保持现有的统计评估流程不变,找一个与现行机制最接近的办法来生成这个价值数字。

比方说,美国劳工统计局或经济分析局目前负责统计并发布 GDP(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你可以想象我们对他们说:「你们一直干得不错,但现在我们希望你们测量的不仅仅是 GDP,而是‘国家福利指数’(National Welfare)。」这个国家福利指数将在 GDP 的基础上,额外纳入一些 GDP 没包含的东西,比如国民的闲暇时间、健康状况、预期寿命等等。从此以后,测量并每年公布这个数字就是你们的工作了。然后,我们会取未来这些年份数字的加权平均值,创造出一种按该数值进行最终赔付的金融资产。这样一来,博彩市场就能通过交易告诉我们,究竟哪项政策能够提高这个国家福利数字。

霉菌孟子: 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同志们,生活变得更幸福了,生活变得更欢乐了!」(观众笑)我简直太喜欢这个「国家欢乐指数」的点子了,用来衡量生活到底是好还是坏。我本质上是个卡莱尔主义者(Carlylean),就像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卡莱尔关于《宪章运动》(Chartism)的论文中,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痛斥了「靠统计数据治国」的荒谬性。哪怕是现有的 GDP,本质上也不过是全国所有企业销售额的总和,而且还是以法定纸币计价的、相当模糊的数字。把这个数字搞上去,对国民的幸福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究竟该如何测量国民幸福?

罗宾·汉森: 不过事实证明,海地(Haiti)的 GDP 就很低。(观众笑)

霉菌孟子: 海地的 GDP 确实很低,国民幸福度与经济表现之间当然存在相关性。但是当你试图用它来决定具体政策时……

罗宾·汉森: 听着,我们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选项,好吗?你肯定也没有。你推崇你的「国王」,但我怎么知道这个国王就会按照符合我们所有人利益的方式来做决定呢?依赖一套统计公式显然会有缺陷,但「完美的国王」在现实中同样不存在,而我们现有的投票制度又运作得极其糟糕……

霉菌孟子: 没错,我们现有的制度确实运作得非常糟糕,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一致。我的提议基本上是说:让我们使「国王」在财务上直接对国家财政的受益人(股东)负责。如果把加州变成一家「加州公司」,这位国王/CEO 就会有直接的动力去最大化加州的房地产价值、最大化加州作为一个企业的整体价值。如果他干得不好,他的股东们就会把他炒掉……

罗宾·汉森: 他也许会想要把全体公民变成奴隶,那样说不定也能最大化他的产出价值呢?

霉菌孟子: 我认为,哪怕你随便找一个平均水平的、三流的企业 CEO,让他掌管加州,并赋予他对加州完整的企业管理权,他也能把加州治理成一个人间天堂——相比于加州今天的样子而言(尽管加州今天已经算挺不错的了)。


桑迪(女主持人): 我们还有时间回答最后两个问题,这是倒数第二个。

观众8: 我想请两位先生暂时假设(仅仅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是一项重要的价值。请问在「君主制」和「Futarchy」这两种制度中,哪一种能更好地捍卫财产权(property rights)?

霉菌孟子: 如果可以的话我先回答。我认为我的制度能更好地捍卫财产权,因为我的制度不会产生任何促使统治者去侵犯财产权的动机。对于一个君主来说,他能干出的最蠢的事就是虐待他的臣民,因为正是他的臣民在为他的国家企业创造价值。相反,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汉森教授的系统会制造出各种各样奇怪的「病态激励」(pathological incentives,借用今天早些时候一场讲座里的词),而要防止这些病态激励出现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在一个对财务负责的「CEO 国王」体制下,如果你非要寻找侵犯自然权利的病态激励,也许也能找出一些,但你得费很大劲去找,而且他也会有强大的反制理由不去那么做。

罗宾·汉森: 美国南方当年也极其严格地保护财产权——即把黑奴作为私有财产的权利。难道那是彰显自然权利美德的典范吗?当年外地人去美国南方做生意、旅游、买地产,都觉得那是个非常讲规矩的地方,因为他们确实严格保护财产权。但仅仅因为统治者在对外交往和特定阶层中保护财产权,绝不意味着他们就会善待本地的所有底层居民。

而我的替代方案是:如果公民自己关心财产权,或者如果保护财产权确实有助于实现公民所关心的目标——比方说,公民们表示:「我不知道我并在乎什么抽象的财产权,我只希望20年后我们大家都能变得富有,我们就把目标设定为最大化20年后变富的概率。」那么,如果保护财产权被证明确实是让大家变富的必要条件,Futarchy 就会毫不犹豫地说:「该死的,我们必须严格保护财产权!因为市场投机者认为保护财产权能让我们变富,所以我们就得这么干!」因此,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在于:你是否相信保护财产权真的能给人们带来他们想要的美好结果?


桑迪(女主持人):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观众9: 这个问题主要是问孟修斯的,不过罗宾也可以回答。孟修斯刚才说,他认为随便一个普通 CEO 都能把加州治理得比现在更像天堂。我自己既为政府工作过,发现政府管理得一团糟;也为大企业工作过,发现大企业同样管理得一团糟。如果控制规模变量(即对比同等规模的机构),我一直觉得地方政府确实比同规模的企业干得更差,但大型国家政府实际上却比同等规模的跨国大企业干得好得多。虽然从先验理论上我本不该得出这个结论,但无论是我自己在这两类机构工作的亲身经历,还是与它们打交道的经验,都告诉我:它们全都干得糟糕透顶。

所以我的核心问题是:既然现代世界里,除了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y)和私人独资企业之外,几乎所有管理大型群体的制度都干得如此一塌糊涂,大型机构几乎没有真正的私人所有权,无论是公司结构、政府结构还是非营利组织结构全都极其低效——罗宾,你认为过去的历史时期情况比现在更好吗?我知道孟修斯认为过去更好,但如果过去真的更好,你认为事情为什么会从较好演变成今天这样糟糕的局面?

霉菌孟子: 这里面包含了好几个问题,但全都是非常深刻的好问题。首先,我自己也在一些大公司工作过,亲眼见识过它们的管理有多混乱;同时我出身于一个联邦政府公务员家庭。我认为你在对比政府和私营企业的糟糕程度时,无意识地使用了两套不同的评判标准。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很难知道20世纪的「善治」(良好治理)到底长什么样,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政府的治理水平一直可悲到了极点。你真的必须把目光退回到20世纪之前的历史中,去想想诸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那样的统治者,你才能理解什么叫真正的卓越治理。所以对我来说,问题应该是:「如果把加州交给史蒂夫·乔布斯,他会怎么做?如果把加州交给腓特烈大帝,他会怎么做?」我认为他们两位无论是谁,干出来的成绩都会比今天的加州政府强得多。

主持人: 「棒极了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Insanely Great,注:双关梗,借用了乔布斯在苹果常用的口头禅 Insanely Great)。

霉菌孟子: 「棒极了的腓特烈大帝」!太妙了,我能借用这个词吗?这没注册版权吧?棒极了的腓特烈,棒极了的史蒂夫。

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现代治理会衰败?我认为我们所目睹的,是中央集权的碎裂化(fracturing of central authority)。在我看来,官僚主义(bureaucracy)与无政府状态(anarchy)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许多内部官僚想要获取属于自己的权力、凸显自己的重要性,他们实现这一点的手段就是去摧毁和架空中央权威。这种对中央集权的抗拒,甚至在大企业内部也能看到——各个部门的主管都想建立自己的独立小王国,比如研发部门会说:「我们研发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别人管不着。」

我听一位在苹果公司质量保证(QA)部门工作的朋友讲过一个绝妙的轶事。当年史蒂夫·乔布斯刚重返苹果时,苹果内部有一个部门叫「先进技术部」(Advanced Technology Group,简称 ATG)。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观察这个部门,发现他们似乎从来没有产出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乔布斯回归后,公司内部大刀阔斧、鸡飞狗跳。我的这位朋友是个底层的 QA 工程师,在硅谷的地位鄙视链里处于最底端。有一天,他的经理走过来对他说:「嘿,下周我们部门要搬进某某大楼去办公了。」这位工程师奇怪地问:「等等,那栋楼里住的不是 ATG 部门吗?」经理压低声音对他说:「嘘,对,这件事你先暂时保密,别往外声张。」结果呢?整个 ATG 部门就这样凭空蒸发了,被彻底砍掉、瞬间抹杀!

在政府里,你几乎永远不可能看到这种事情发生。说到管理质量,在私营部门,架构重组(reorgs)是家常便饭,没有业绩的部门随时会被直接砍掉;但在政府里,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部门被撤销。这是因为政府底下的这些低层级官僚机构,实际上已经攫取了「主权权力」,它们变成了刀枪不入的独立帝国,谁也杀不死它们。正因如此,我才认为我们迫切需要一位强有力的最高领导者入场,去彻底砸碎这些利益固化的铁饭碗。

罗宾·汉森: 请记住,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我们今天辩论的议题并不是「什么事物应该归私人管、什么应该归公共管」,而是「对于任何需要被治理的实体,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理它」。

在这场辩论的最后,我想说的是:对我而言,我们两个人到底谁是对的,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拥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去检验并弄清楚到底谁是对的。

我所提议的方案,要想检验我对不对,所需要的仅仅是花一点钱,在现有的制度旁边并行建立一些预测市场。你只需要出资让这些市场与现行机构平行运转,我们就能收集统计数据,看看它们的表现究竟如何,然后再决定是否逐步扩大规模。相反,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办法能检验你的方案是否管用,因为你拒绝任何测试,你认为没有任何实验数据是相关的,你只有一套关于「国王最伟大」的先验演绎理论。

霉菌孟子: 没错,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归纳法理论几乎告诉不了我们任何东西,尤其是那些根本没有真正触及核心主权博弈的小打小闹的实验室实验。实际上,我也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反制推行方案,甚至比我前面提到的「新官房主义」(neo-cameralist,借用腓特烈大帝时期的术语)还要直接。我的方案是举行一次我称之为「真正的选举」(true election)——在这场选举中,获胜者将直接获得对整个政府彻头彻尾的、绝对的完全控制权!

罗宾·汉森: 请问当年非洲的后殖民主义国家(搞「一人一票,一次选举产生绝对独裁者」)后来都怎么样了?那个实验在非洲可是已经做过了啊!

霉菌孟子: 呃,我们又不是非洲……

罗宾·汉森: 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你的方案管用呢?我们能去哪里看数据?非洲的数据算不算数?如果不算,我们还能看哪里?

霉菌孟子: 你必须真正跳下去试一次才知道!我是说,当年我们是怎么知道民主制度管不管用的?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我们就是直接试了!

主持人: 好,辩论到此结束!(全场鼓掌)


专栏:理性 & 克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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