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62 年出版、如今已成经典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Rachel Carson 描绘了一幅凄凉的未来图景:一个听不到鸟鸣、见不到鸟影的世界。她阐述了人类狭隘、盲目地执着于某一种「进步」——即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减少虫媒疾病而大规模使用杀虫剂——是如何引发灾难性副作用的。这种做法不仅在扼杀鸟类,更从整体上打破了自然界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
今天,我目睹了另一种寂静的春天。多亏了 Carson 以及她所点燃的环保运动,鸟儿们回来了。我从郊区的草坪上抬头仰望,能看到老鹰在空中滑翔,也能听到山雀和麻雀在灌木丛中叽叽喳喳地欢叫。然而,我却看不到孩子的身影,也听不到孩子的声音。哪怕是在春光明媚的周六午后,我依然见不到、听不到任何一个孩子。他们不在街道上或街道附近,没有奔跑着穿过社区的草坪,也不在我家附近那座几乎总是空无一人的小公园里。有时会有一位成年人在那里遛狗,还有两三次,我看到有个大人坐在孤零零的秋千上,腿上坐着一个年幼的孩子。但在住在这里的七年时间里,我从未见过孩子们在那座宜人的公园里玩耍。而在几十年前,无论我住在哪里或走到何方,只要不是上课时间且天还亮着,我几乎随时都能看到孩子的身影、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
孩子们依然存在。早晨,我看到他们站在屋外等候校车,身旁有大人看护;下午,我看到他们走下校车,在看护者的陪同下径直走进家门。有时,当我骑着自行车四处转悠时,会看到成群的孩子在修剪整齐的运动场上参加某种体育项目,听从成年教练的指导,而他们的父母则坐在场边加油助威。但我看不到他们独自外出、创造属于自己的游戏。在公共场所,我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听不到孩子们互相追逐、放声大笑、拌嘴争吵,或是欢快、愤怒地冲着彼此大喊大叫;看不到他们展现出或可爱或烦人、或讨喜或淘气的一面——正如孩子们顺应生理天性本该去做、本该成为的那样。
如果一个 Rip van Winkle 在 20 世纪 50 年代陷入沉睡,并在 21 世纪醒来,他一定会对这种巨变感到震惊。我们究竟把孩子们怎么了?本书的宗旨正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阐明我们为何应当、又该如何把童年归还给孩子,将他们带回我们的公共社会世界中。
我的觉醒
我在 2003 年经历了属于自己的「Rip van Winkle 时刻」。请允许我穿插一段个人经历。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我都是个孩子,家里有三个弟弟,我分担了部分照看他们的责任。我们经常搬家,我的童年有一部分在小村庄度过,有一部分则在大城市度过。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我在户外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的时间总是比在学校度过的时间多;对于当时的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孩子而言,情况莫不如此。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从十七岁到二十岁,我在夏令营担任水上活动主管。同样在 60 年代,当我在纽约市读大学时,我做过兼职,先是在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一家体育馆担任儿童康乐主管,后来又去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经济萧条区经营的一家破旧的课后活动中心工作,那里专门服务于那些负担不起真正的青年会(Y)费用的孩子。无论是夏令营、体育馆还是课后活动中心,主要都是供孩子们自由玩耍的场所。因此,我整日沉浸在玩耍之中,身边围绕着年龄从五岁到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孩子们。
名义上我是康乐主管,但我其实并不进行监管。孩子们不需要监管;他们懂得怎么玩,而且非常善于照顾自己和彼此。我留在那里只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实际上极少发生),有时孩子们盛情邀请,我也会被拉进他们的游戏里。在课后活动中心,通常有大约一百个孩子,而我往往是现场唯一所谓的成年人。他们在死胡同外面的街道上、摇摇晃晃的体育馆里,以及一间摆放着捐赠来的旧美术用品和游戏器材的屋子里尽情玩耍。这一切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大孩子会自然而然地照看和帮助小孩子,其中一些本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这与当时在城市各处的街道、公园和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放学后及周末的玩耍场景没有太大区别——而在那些地方,是没有任何监管人员的。
1967 年我结婚了,不久后我们有了一个儿子,他的童年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因此,在整个 20 世纪 50、60 和 70 年代,我都直接参与着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尽管我后来成为了一名心理学教授,且对儿童游戏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但我在度过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时,却并未太留意自己所居住社区里的孩子们。1997 年,我的第一任妻子去世了;2002 年,我娶了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女性——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和一个九岁的女孩。自此,孩子们再次成为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作为一次增进家庭感情的体验,我和新婚妻子以及继子女在 2003 年初去多米尼加共和国旅行。我们住在一个度假村里,但在那里无法了解到任何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真实情况,于是我们安排了一趟前往圣多明各的一日游。正是那次旅行让我猛然惊醒,看清了美国儿童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此我此前虽有模糊的意识,却很少深入思考。在这座大城市里,户外随处可见孩子们的身影,身边没有成年人看管。他们在街道、人行道和空地上做游戏,还以我过去常玩的方式打着棒球。我成了一个逆向穿越的 Rip van Winkle。在这次旅行中,我从 21 世纪初的美国,被带到了一个如同我童年时期——即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那样的儿童游戏世界。这次去往另一个国家的旅行——一个在经济上更贫穷,但在儿童玩耍方面却富足得多的国家——让我敏锐地意识到,在我的一生中,美国儿童的生活究竟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那次旅行后不久,在佛罗里达州做一场演讲时,我遇到了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年轻女子。她告诉我,当她十六岁抵达美国时,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孩子们是多么的不自由、不快乐。「就好像他们所有人身上都拴着牵引绳一样,」她说道。随后,我又从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口中听说,他们家乡的孩子虽然贫穷得多,但却比美国的孩子自由得多、快乐得多。这些经历促使我为自己的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目标:记录几十年来儿童自由玩耍及其他独立活动的减少历程,并探究这种减少是如何成为儿童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潜在原因的。
灾难性的副作用
在今天的美国,正如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不再赋予孩子们所需的自由与责任。我们依然深爱和关心孩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社会变迁导致我们在表达爱与关怀时,过于频繁地干扰了他们生物学上正常的成长轨迹。我们将他们视为「珍宝」(precious)——在这个词的含义中,不仅意味着宝贵,更意味着脆弱、需要格外的呵护。作为一种文化,我们一直以一种狭隘而盲目的方式,执着于在孩子身上追求某种「进步」:即保护他们免受我们眼中的危险,并以社会规定的、狭隘的方式去「教育」他们。平心而论,这种过度呵护确实减少了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率,并促成了近几十年来有记录的青少年怀孕率的下降。然而,对于这种持续不断的照顾、教导、指导和监督所带来的灾难性副作用,我们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我说「灾难性的副作用」时,我指的是什么?不妨看一项指标:在 2019 年(我选择这一年是因为它刚好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 14 至 18 岁青少年进行了一项大规模、人口统计学上均衡的调查。结果显示,根据他们自己的报告,在过去一年里,14 至 18 岁的青少年中有 36.7% 经历过持续的悲伤或无助感,18.8% 认真考虑过自杀,15.7% 制定过自杀计划,8.9% 尝试过一次或多次自杀,更有 2.5% 进行了需要医疗救治的自杀尝试。[1] 随着本书的展开,我将列举证据表明,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与他们独立玩耍和探索机会的减少,以及社会强加的成就压力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我将阐述多方面的证据,证明这些干扰了我称之为「正常童年」的变化,正是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罪魁祸首。
作为一个社会,当我们把孩子当作脆弱的个体来对待时,我们就真的使他们变得脆弱了。当我们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沿着由学校决定的狭隘路线去教育他们时,我们也就剥夺了他们运用自然方式进行自我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培养主动性、勇气、自主能动性、自我理解以及社交能力的机会。这些成长课题,只有在远离成人直接控制的环境下,通过自我激励的玩耍和冒险(尤其是与其他孩子一起)才能习得。要想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成功,这些被我们阻止孩子去学习的课程,远比那些让我们陷入痴迷的学科课程更有价值。更显而易见的是,剥夺了孩子们的自由玩耍和其他自主导向的冒险,就等于剥夺了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快乐、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有价值的活动。
这一切是如何悄无声息地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几十年的渐变过程——缓慢到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浑然不觉。从一年到下一年,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不同。但再次回到 Rip van Winkle 的比喻:如果他恰好是一位 20 世纪中叶的儿童心理健康专家,并在 21 世纪醒来后查看这方面的记录,他不仅会感到震惊,更会感到毛骨悚然。
痛苦的时间线
图 0.1 描绘了美国 15 至 19 岁青少年的自杀率,这是说明过去七十五年来青少年精神痛苦如何变化的一种方式。我选择这个年龄范围,是因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他们的自杀数据库中使用了这一划分标准,而且自杀在低龄儿童中较为罕见。[2] 当然,自杀只是精神痛苦的冰山一角,但这一指标的优势在于其测量标准多年来始终保持一致。你可以看到,自杀率呈现出三个截然不同的变化时期:在 1950 年至 1990 年间,自杀率持续攀升,几乎呈线性增长,在那些年里增长到了原来的四倍多;在 1990 年至 2002 年间,自杀率有所下降,向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水平回落了大约 40% 的幅度,随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直到 2010 年左右;而在 2010 年至 2018 年间,自杀率再次上升,重回 1990 年的水平,之后才略有回落。

图 0.1
所有这些变化也反映在衡量青少年精神痛苦的其他指标中。一些研究人员分析了在大约 20 世纪下半叶、以类似形式对青少年常模群体进行的焦虑和抑郁临床评估得分。这些分析表明,从 1950 年到 1990 年,青少年中患有今天会被归类为「重度抑郁症」和「广泛性焦虑症」的比例至少上升了五倍。[3] 相比于总体得分的变化,青少年对这类评估中具体问题作答情况的改变,甚至更令人大开眼界。作为说明,下表列出了在 1948 年和 1989 年先后向 14 至 16 岁青少年常模群体发放的问卷中,对某些特定陈述表示「同意」的人数百分比。[4]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正是那段长达四十年的青少年痛苦上升期在起点与终点附近给出的回答。
| 1948 | 1989 | |
|---|---|---|
| 「大多数早晨我醒来时都感到精力充沛、休息得很好。」 | 74.6% | 31.3% |
| 「我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 | 16.2% | 41.6% |
| 「在很多时候,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 | 9.5% | 35.0% |
| 「我要操心和担忧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 22.6% | 55.2% |
| 「我害怕自己会失去理智。」 | 4.1% | 23.4% |
也许你现在就像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数字时一样感到震惊。到 1989 年,竟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同意「我害怕自己会失去理智」!值得注意的是,从 1950 年到 1990 年这种痛苦的剧增并没有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例如,在这些年里,25 至 40 岁成年人的自杀率仅略有增加,而 40 岁以上成年人的自杀率则显著下降。[5]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那条长达四十年的青少年痛苦攀升曲线?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就此撰文,如今我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或者至少是大部分答案。答案并不简单;它指向了那四十年间的一整套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导致孩子们参与对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自我导向活动(包括玩耍)的机会和诱因越来越少。我将在第 2 章和第 3 章中详细阐述这一切。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 1990 年至 2002 年间青少年痛苦的下降呢?这一现象几乎完全被临床医生、社会科学家、记者和公众所忽视。好消息通常比坏消息吸引更少的注意力。我承认,像其他人一样,我在以前的作品中也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下降,认为它只是原本不断上升并最终达到顶峰的痛苦曲线上的一个小小波动。但它降幅太大且持续时间太长,绝不可能是个小波动。这种下降不仅发生在真正的自杀率上,也发生在青少年对自杀的考虑上——后者完全可以合理地被视为衡量抑郁的一个指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每两年收集一次的数据显示,在调查前一年中「认真考虑过自杀」的 14 至 18 岁青少年的百分比,从 1991 年 28% 的高点逐渐下降到 2009 年 13.8% 的低点,随后再次逐渐上升,并在 2021 年(即撰写本文时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年)达到 22.2% 的峰值。[6] 如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发生了一些让孩子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弄清楚那是什么,并利用这些经验教训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在考虑并寻找与这些年心理健康改善的可能解释相关的证据后,我得出了一个我认为高度合理的理论。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反直觉的。我认为,大约在这一时期兴起的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通过提供一条获取自主权、与同伴建立联系以及培养胜任感的新途径,改善了孩子们的生活。当时的计算机和互联网就像是一片「狂野西部」,大多数成年人对其不太了解,学校里也不教;于是,许多孩子开始自己去探索它们,并找到了促进自身成长的使用方式。我将在第 4 章中引用大量相关研究来阐述这一理论。请继续跟随我的思路。
可悲的是,这种痛苦的缓解并没有持续下去。从 2010 年左右开始,痛苦再次以极快的速度增加。这种新的增长恰好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在青少年及广大公众中变得无处不在的时期相吻合,因此人们很容易(并且在撰写本文时很流行)认为它们是导致这种增长的原因。
我广泛而深入地查阅了关于这一课题的浩瀚研究文献,却并未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表明社交媒体或数字技术的其他用途对 2010 年左右开始的青少年痛苦急剧上升负有很大(如果有的话)责任。我并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大多数系统地审视了相关证据并发表了同行评审综述的研究人员,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7] 尽管学界已经进行了数百项研究试图证明这种因果关系,但仍然缺乏确凿证据。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些证据使我确信,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现代技术并不是 2010 年后孩子们痛苦加剧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这种技术对孩子们的情绪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因人而异,但对于整个青少年群体而言,哪一方都没有可靠地压倒另一方。我将在第 5 章中全面审视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理论。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能导致了青少年痛苦的这种加剧呢?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并不是美国从 2010 年左右开始影响孩子们生活的唯一大规模社会变化。正是在同一时期,全美各地的公立学校纷纷采用了联邦政府强制要求的学校课程变革,以及针对学生、教师乃至整个学校的评估方式变革——这通常是通过一个被称为「共同核心」(Common Core)的项目来实施的。这些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学校环境:从一个教师在课堂上与孩子们互动时很大程度上可以运用自己判断的环境,变成了一个教师自身也受到来自上层的严格控制的环境。其结果是,曾经作为学校日常一部分的更具创造性和更令人愉快的活动大幅减少,而与学校教育相关的每一个人(包括校长、教师以及学生)所经历的焦虑和压力则大幅增加。
我确信,学校教育的这种变化,才是 2010 年左右开始学龄儿童痛苦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这方面的证据,比任何表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是主要罪魁祸首的证据都要有力得多。在第 6 章中,我将提出多方面的证据,表明随着「共同核心」的推行,对于所有年级的孩子来说,学校教育变得远不那么令人愉快,而且压力大得多。我还将展示,孩子们在上学期间的焦虑、抑郁和自杀率远高于放假期间,在所谓的「高绩效」学校就读的孩子在心理上比其他学校的孩子承受着更多的痛苦,而且孩子们自己也明确指出,学业压力是迄今为止导致他们痛苦的最主要原因。在我们的社会中,学校教育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环,因此人们很难将其视为导致儿童痛苦的主要原因。为了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影响,我必须把证据摆得非常清楚。
走向极端的善意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的有害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善意。因为想要保护孩子免受伤害,所以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我们越来越多地限制他们去从事那些被我们视为危险的活动的自由。结果,我们逐渐减少了那些恰恰能给孩子们带来最直接的快乐与自豪感、并能让他们学会如何有效应对生活挑战的活动。因为希望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能找到好工作,所以我们接受了那些我们以为会改善其教育和未来的学校教育重大变革。结果,我们却把学校变成了一座座制造焦虑、竞争以及由外在动机而非内在动机驱动的成就压力的工厂。
我写这本书的目标与初衷,是为了改善孩子们(我用这个词既包括青少年,也包括年龄较小的儿童)的生活。第 1 章到第 7 章主要旨在理解社会变迁是如何加剧孩子们的精神痛苦的——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其成因。第 8 章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提出了可能的补救措施,具体阐述了学校、政府机构、地方社区、家长和其他人可以如何携手努力,把正常的童年带回给孩子们。
最后,我想在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不是一本旨在指责父母的书。我所描述的这些变化是席卷了父母——以及所有其他人——的全社会层面的巨变。
考虑到本书大部分内容是 Peter Gray 从以前写过的博文修改而来的,我们汉化组就不从头到尾翻译一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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