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关于学校与社会关系，伊凡·伊里奇在他的著作《去学校化社会》中已经有了精彩的论述。
伊里奇认为，学校已成为一种自变量，即严重影响社会变革的自变量：
我们已习惯认为学校是依附于政治与经济结构的一个变量，认为若能改变政治领导方式，或者增加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利益，或者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从私有转变为公用，那么学校教育制度也会发生变化。然而，尽管人们现在对于学校的失望本身是推动社会安排产生新的变化的一种主要的潜在力量，但我要倡导建立的教育制度所服务的并不是现存社会。对此，人们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异议：为什么不首先去改变政治与经济制度，而是首先去改变学校？为什么要耗费精力去建造一些当下无处可通的桥梁？
然而，这种异议既低估了对学校教育制度的有效挑战中所蕴含的政治潜能，也低估了学校教育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基本的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
不论在哪个国家，学校教育的隐性课程都诱引国民相信这样一个神话，即：在科学知识指导下的科层制是高效率的、乐善好施的，不论在哪个国家，同样是这种隐性课程，都向学生灌输着这样一个神话，即：生产的发展将带来生活的改善。而且，不论在哪个国家，这种隐性课程都助长着人们形成放弃自身努力、一味依赖他人服务的习惯，都助长着异化的生产活动，都助长着人们对制度依赖的迁就以及对制度性分等的认可。无论教师做出怎样的反向努力，无论何种意识形态在学校中占优势地位，学校教育的隐性课程都具有上述全部影响。
从这种同一性的观点出发，无论在何种深刻的意义上，将学校视为社会变革的因变量的主张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意味着，人们通常抱有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将带来学校教育制度产生根本变革的期盼，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这一幻想使得作为消贵社会之再生产机构的学校获得了近乎毋庸置疑的免责权。
在任何国家中，即便一点一点地逐步创建与现在的学校迴然相异的新型教育机构，也将是对在国家的组织下形成的这一普遍现象中最敏感的连接部位的一种冲击。一个没有明确认识到去学校化之必要性的政治纲领不是革命性纲领，而是蛊惑人们产生更多的相同素求的纲领。
换言之，不论是法西斯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不论富国还是穷国，学校的作用都基本相同。学校教育制度的这种同一性迫使我们认识到，尽管关于学校的神话极为多样，但学校神话的存在、编造神话的方式以及通过神话进行社会控制的方法等都具有深刻的世界同一性。
伊里奇认为，学校已成为社会危机的一个根源：
学校教育已成为一种对人进行加工，使其适合于在预先设定的世界中生存的有计划的过程，即是说，学校成了把人诱入其自身所设陷阱的主要工具。人们认为学校应当对每一个人进行塑造，使其在这种全球性游戏中胜任一定的角色。人们毫无顾忌地进行各种料作、采取各种措施、生产各种物品，并通过学校教育将世界导人穷途。
伊里奇认为，学校已成为一种模板，即社会的过程与机制的模板。在伊利奇眼中，与其说学校是社会的缩影，不如说社会是学校的延伸。充斥于现实社会中的制度性安排的全面操控、圣俗有别的截然二分、供给与消费的基本关系以及人的严重异化等，其实都肇始于学校，是学校中的那些基本关系、机制和过程的翻版：
人们一旦承认学校的必要性，那么也就容易成为其他制度的俘虏。青少年一旦听任课程教学形塑自己的想象，那么也就会习惯于接受任何一种制度性计划。“教学”窒息了他们的想象。他们不会被出卖，但总是被欺骗，因为他们已经被告诫用期待 (expectations) 来代替希望 (hope)。他们将不再为他人的善行或恶行而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已经被学校教会对于每个与自己受到同样教育的人应当抱有何种期待。期待对象为人时是这样，期待对象为机器时也同样如此。
已经被学校化了的人无法获得那些测量不到的体验。对他们来说，不可测量的东西是次要的、不安全的。他们未必是被剥夺了创造性，而是经过学校的教学而忘记了去“做”自己的事情或“成为”他自己，并且认为只有已经做成的事情或可以做成的事情才是有价值的。
人们一旦在学校的训导下形成了价值观可以被生产出来且可以被加以测量这一观念，往往便会认可所有类型的等级划分，包括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尺度、婴儿智力的测量标准，甚至连和平的进步都可根据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来计算。在一个学校化了的世界中，人们认为幸福之路乃由消费指数铺就。
伊里奇认为，学校已成为一种产业，而且是制造人们需要的一种主要产业：
学校既是最大的雇主，同时也是最不为人所注意的雇主。事实上，学校是继行会、工厂以及公司之后出现的最典型的新型企业。跨国公司曾在经济活动中占支配地位，如今则是一种补充的角色，也许有一天它会被多国共同筹划的超国家服务机构取而代之。这些机构的服务方式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得不消费其服务，它们采用国际标准，在世界各地按照大致相同的节奏定期重新确定其服务的价值。
学校不仅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而且也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劳动市场。消费者工程学现在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发展领域。在富有国家中，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资本与劳动力越来越集中到那些将人们的消费引导至特定方向的大型企业里。在过去 10 年中，与学校系统直接相关的投资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国防费用的增长速度。裁军只会加速学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心产业的进程。只要学校的破坏性尚未被人们认识到，只要为缓解其破坏性所耗费用在持续增加，那么，学校便会为合法化浪费提供无限的机会。
假如我们把参与全日制教和学的人数加在一起，那么便会发现学校这个所谓的上层建筑已成为社会中的主要雇主。在美国，有 6200 万人生存于学校之中，8000 万人在其他场所工作。这一点常常被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们忘记，他们声称，必须推迟或暂不考虑去学校化进程，因为在此之前，必须首先通过经济与政治的革命来解决其他的社会失序问题，即传统意义上的更为基本的问题。然而，只要学校被理解为一种产业，那么就可以制定具有现实意义的革命策略。在马克思看来，为使人们产生对于商品的需要而投人费用几乎毫无意义。但在今天，大多数人都从事着各种需要的生产，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是集约使用资本的产业。而在这当中，学校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
传统意义上的异化是雇佣劳动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这种雇佣劳动剥夺了人进行创造并得以被再创造的机会。如今，在年轻人进人社会之前，学校就已经通过把他们与社会相隔离而将他们预先异化了。他们自认为既是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的消费者，同时也是这种知识的生产者，但实际上这些知识不过是学校这一市场中所出售的一种商品。学校使这种异化成为年轻人为适应生活所做的准备，这就剥夺了教育的现实性与工作的创造性。学校通过训练学生产生被教育的需要，而让学生做好适应未来生活中这种异化的制度化的准备。学生一旦学会这种准备，便会失去自主发展的欲望，便不会再发现同自主发展相关联的诸多事物的魅力，便会把自己关在制度并未预先设定，但人生慨然给予的诸多惊奇的大门之外。学校直接或间接地雇用着大部分社会成员。学校不是使人们终生自我封闭，就是确保人们将适应某些制度。
学校这一新的世界宗教是一种知识产业，它既生产精神鸦片，又供应精神鸦片，其纠缠于人一生中的岁月越来越长。因此，去学校化乃是任何一种人的解放运动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