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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不佳的学校》演讲 & 信件

学校≠教育≠技能;文凭溢价=80%信号传递+20%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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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能来到这里,我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喜悦。我说「这里」,首先是指英国,其次是指这个郡,最后是指这个课程。我必须得说,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或者至少我亲眼目睹的这一切,对教育的诠释,似乎比我能讲出来的要生动有力得多。这倒不是说我不打算讲了;但我确实觉得,我要用语言表达的许多东西,在座各位可能早已有了切身体会。

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所谓的「迷你英国」,有一些相当招人烦的言论;在我国肯定是这样,我猜在贵国也有。对于英国世界霸权衰落一事,有些地方似乎哀鸿遍野。但我从一个自 1952 年(也就是我成年后第一次来到这里)起就深爱这个国家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言论实在不合时宜。如果我们要审视大英帝国作为世界霸权的衰落,那么这种衰落基本上在 1914 年到 1918 年间就已经完成并定局了。此后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不过是由此引发的后果而已。我来自一个正试图成为帝国霸权,而且正为此苦苦挣扎的国家;因此,我实在不觉得贵国失去世界霸权的地位是什么大不了的悲剧。我想向各位提出一点(你们许多人可能比我清楚得多):在当今世界,英国或许肩负着截然不同的职能和使命,而且非常值得你们去支持。在我看来,这项使命有两方面。首先,我认为英国有可能向世人证明,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大国,同样可以既自由又文明。其次,我认为英国可能承担的使命和职能,是搭建一座亟需的桥梁——连接所谓的西方白人世界,与那个更庞大、更贫穷但正在迅速发展的有色人种世界。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鸿沟比这两个世界之间迅速加深的鸿沟更严重了。过去十到十五年间,尽管我们在提供援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这道经济鸿沟依然加深了;而且,无论是在我国国内还是国外,这道鸿沟在精神和心灵层面上似乎也在不断加深。

好吧,这听起来似乎跟教育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因为我们所有从事教育的人,都致力于培养某些思想、心灵和精神品质;而这些品质,与英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及其未来可能的使命息息相关。我认为,完全可以这样说:某种特定的教育,某种特定的学校体制,曾非常适合一个深度介入对他人发号施令、充当殖民和帝国霸权的国家。公学传统很可能就是如此——我想到了《斯托基公司》,这是一本我一直很喜欢,而且奇怪的是现在依然很喜欢的书;尽管我对吉卜林所歌颂的那个英国并不感冒。那时的《斯托基公司》式教育,很可能与当时大多数英国人想做、且必须做的事情密切相关。但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品质。所以,我想稍微谈谈关于关联性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在审视自己的工作,审视我们努力在做的事情时,会觉得社会或国家的利益与孩子的利益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冲突;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选择了站在孩子这一边。但我们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这种冲突确实存在,因为我们觉得许多同行站在了对立面;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国家或社会的要求变得足够喧嚣,它们肯定会压倒一切——就像孩子的需求和权利在大多数人眼里那样微不足道。所以,我想向你们指出,这种表面上的冲突,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我认为,传统的教育方法一直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为了社会的利益,或者为了孩子自身的利益,我们需要把一套知识和技能体系传授给每一个新生代。哪怕是在我国正在发生的这场所谓(且名称极其荒谬)的教育革命中,这种观念实际上也没受到多大挑战。换句话说,教育工作者们大体上依然一致认为:我们成年人理应决定每个孩子必须学什么,什么时候学,怎么学;而且我们觉得,判定他学得好不好,是我们的权利和职责。像我们这样挑战这种观点的人,至少在我国,绝对是极少数。我想在这里这样的人会多一些,但肯定没达到你们或者我所期望的数量。在我看来,这种「知识体系」教学法的历史依据,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已经被现实击碎了。说到这里,我想起几个故事。其中一个是我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听说的。讲这个故事的人参加过一个会议,会上加州职业教育界的一些领军人物,正对着一大群著名的商人、实业家和雇主讲话。加州职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在会上对这些商人说:「各位先生,我们需要你们告诉我们,你们的员工在七年后需要掌握什么知识。」据我的消息来源说,他的话引发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哄堂大笑。笑声平息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的一位代表说:「抱歉,我们连七个月后我们的员工需要知道什么都没法告诉你。」诚然,航空工业的技术变革可能比其他行业快一些,但未必比所有行业都快,而且肯定不如某些行业快。我认为,他说的话,以及其他人用笑声暗示的意味,必须被视为当代生活的一种事实。

我又想起了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我参加了一个大约有六个人的小型晚宴。在座的有两位物理学家。其中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拿了学位,当时也在那里工作;另一位碰巧问他以前的研究方向是什么。那位麻省理工的学者说:「呃,实不相瞒,我十年前拿了固态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但我后来转行做别的事了;如今,我根本听不懂那些搞固态物理的人在说些什么。」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故事。在我看来,在短短十年间,从博士沦落到几乎一窍不通,这进步可真够神速的!我认为这个故事很重要,因为事实是:不管他现在在物理学领域从事什么工作,他在学术训练期间并没有受过相关训练,或者至少没有直接受过。后来我在伊利诺伊州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他所有的学术专业训练都是在化学工程领域,但他最近——就在过去六个月内——转行做电子工程了,而且觉得非常有趣。人们大概会像我一样问:他怎么可能做到这点?为什么他不需要去学校花四年时间,学完别人告诉我们电子工程师必须掌握的所有东西?因为他找到了绕过这个问题的办法。想必是他一碰到需要懂的东西,就去找懂的人问。这招似乎非常管用。 [就在最近,我在波士顿一家餐厅听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教育工程师是「一门赚大钱的生意」,因为「一个工程师拿到学位五年后,他的知识就过时了」。]

最近,一本许多人(特别是科学界人士)都知道的书——《双螺旋》——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我已经订购了。书还没拿到,所以我还没读。我打算读,甚至很可能会读。到目前为止,我只看过书评;这些书评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其中几篇指出:沃森和克里克在许多重要的知识领域几乎一窍不通。按理说,为了在他们合成的DNA分子上取得那些发现,这些知识是他们必须掌握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按照我们通常衡量这些事情的标准,他们绝对不够资格去做出这些发现。也就是说,按照传统判断资质的标准来看是这样。当然,他们现在是极其够格的。因为他们为这项任务带来的品质,不是在学校里学到的,甚至在学校里也很难存活下来:那就是极其深厚且广泛的好奇心;对自己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种极度深刻、甚至可以说是傲慢的自信;以及在寻找如何解决问题方面极其出色的应变能力。凭借这些宝贵的资源,加上他们本身也不容小觑的知识储备,他们才能做出那样的发现。

我能想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了一点:知识体系正在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增长;首先,绝对无法想象现在或未来的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其中哪怕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这是最近才出现的情况。即使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当赫胥黎写出他大部分最优秀的小说时,我想,像他那样才华横溢、有闲暇、有广泛的科学人脉、且对学习充满渴望的人,可能依然觉得自己在人类大多数主要研究领域,至少还算紧跟前沿。我敢肯定,他觉得大多数人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且我觉得他大概也没说错。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种可能性早已烟消云散了。我们所认为的学术领域,或者学者们喜欢称之为的「学科」,正在迅速细分成一个个小分支,而这些分支之间越来越难以对话。不久前,一位正在攻读人类学研究生的学者告诉我,人类学开始分裂成四五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且彼此之间极不宽容。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想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所以,那种脑子里装满了某一部分重要知识体系的「文艺复兴式全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了解人类知识总和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我们所有人,不管多努力,不管多好奇,注定在活着的每一天里都会变得相对更加无知,对已知总和的了解越来越少。

接下来的一点是,我们在任何特定时期掌握的大量知识,很快就会过时。换句话说,知识不仅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也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淘汰。甚至在我们有生之年就是如此。我在学校学过物理;最后一年我选修了一门大学预科课程,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学物理教材。教材第一页就告诉我们,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是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这大概是 1938 年的事。还没等学年结束,我们就不得不把这句话划掉,因为事实上,差不多就在那时,实验室里已经证明物质是可以被消灭的。当初我是被各方压力逼着学化学的,因为大家都说学化学对人有好处。前几天,我碰巧跟一位朋友(他学化学的时间比我近得多,现在是化学老师)提到,我从化学课上唯一能记住的东西,就只有「化合价」了。他发出一阵在这国家被称作(或者曾经被称作)「窃笑」的笑声,然后说:「你这人比长相显老啊。化学家都好多年不提化合价了。」好吧,丢掉那点知识我倒不怎么心疼。但这事值得深思。即使是我当年学的关于古典历史(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大量知识,现在的历史学家也不再认为是真的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成长在那个历史学家们还在谈论希腊人建造了纯洁白色神庙的年代。当然,多亏了基托等人,我们现在知道那些神庙原本是涂满金、红、蓝漆的;要是当时有霓虹灯,他们肯定也会挂上去。

所以,不仅需要了解的东西远超我们任何人的认知极限,而且我们在任何特定时期掌握的大量知识,很快就会被证明要么部分失真,要么完全错误,要么毫无用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生存?人们很容易(许多人也确实这么说)说,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撒手不管,让专家来决定一切。但只要随便扫一眼日报的头版,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也是个馊主意。首先,专家们在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其次,就算他们达成了一致,结果似乎也不怎么好。实际上,专家之所以可能特别不适合应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花了那么长时间、那么大心血去学习他们自以为懂的东西,所以他们才不愿意去审视、考虑或思考一个这些东西可能不再适用的世界。正是专家,才更容易死守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过去,死守一种已经改变的状况。

在我国教育领域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问题。我脑子里立刻蹦出两个极具冲击力的例子。大约两年前,我国联邦政府发布了一份通常被称为「科尔曼报告」的文件,内容是关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这份报告基于多年来进行的大量研究。报告筹备了很长时间才出炉。这是一份极其震撼的文件,我们大多数教育专家都把这份报告作为思考城市教育及其问题的重要依据。但问题是,这份报告在某些关键方面已经过时了。情况变化得如此剧烈,我们黑人与白人社区之间的关系、黑人社区的抱负,以及两个社区的领导层都发生了如此迅速的变化;以至于任何过度依赖这份报告来寻找思路的人,都会脱离现实。在社会事务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等专家们收集到足够的数据,觉得自己胸有成竹时,情况早就变了,他们做的事也就不再正确了。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断堆砌知识体系和专家数据——如果不顾一切地往脑子里塞满想法——不是答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上大学时给我写的一封信。我教过这个女孩九年级(也就是你们的三年级),后来又教了她十一年级(你们的五年级)。她上大二时给我写了封信,信里聊了许多事。在信的某处,她说:「约翰,我最羡慕你的一点是,你什么都搞得门儿清(taped)。」这是句美国俚语,她的意思是,我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了,安排得井井有条,等等。我并不怪她这么想。这正是大多数教育工作者试图向孩子们灌输的「受过教育」的图景:你什么都搞得门儿清。你不仅无所不知,而且知道每样东西该放在哪儿,知道各部分之间是怎么联系的。这个可怜的女孩,在自己的困惑、无知和迷茫中,写信说她有多羡慕我。我本该把一切都想清楚了。我回信对她说:「你错得不能再离谱了。你和我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我把什么都搞得门儿清;而在于我知道我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不指望有,也不需要有。我预计我这辈子都会像现在一样,在无知、不确定和困惑中度过;但我已经学会了和这些共处,不再为此发愁。我已经学会了在不确定性中畅游,就像鱼在水里游一样。」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生存下去。正如我所说,在这个我们知之甚少的世界里,在这个即使专家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也不知道哪个专家懂的最多的世界里,我们首先被迫必须采取行动,其次还必须明智地,或者尽可能明智地采取行动。换句话说,我们被迫要在最零碎、最不确定、最临时的数据基础上,进行思考、行动和判断,以此度过一生。

说了这么多,关键在于:这正是小孩子最擅长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觉得,我一直以来谈论的小孩子的学习方式,与我们思考任何人和所有人的学习方式息息相关。幼儿面对的世界,大体上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只是一团「嗡嗡作响的混乱」。但他并不害怕这种混乱。他不觉得自己非得把一切都搞得门儿清。他不仅能够,而且渴望伸出手去,接纳这个他完全无法理解的世界。不仅如此,他甚至没有那种神经质的强迫症,非要把一切都搞得门儿清,非要把它模式化、结构化、概念化,以便能说:「这个是这个,这个和这个匹配,这个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那个。」他愿意容忍误解,愿意悬置判断,愿意等待模式的浮现,等待启迪的降临。我认为,孩子们是通过一种不断启示的过程来学习的,这远比分析要多。而且,实际上,在面对极其复杂的情况时,传统的分析思维方法对我们毫无用处。当你要面对一百个变量,而且没有一个完全受你控制时,你怎么可能通过系统的分析过程,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这是不可能的。而孩子们思维的强大之处恰恰在于,他们根本不去尝试这样做。他们不仅面对,而且欢快、热切地投入到这种非凡的混乱、怀疑和不确定中去。他们接纳它,等待这个世界的模式、相似性和规律显现出来。小孩子一直在做我们觉得很难做,但又必须学会做的事。小孩子一直在不断建立我喜欢称之为世界或宇宙的「心理模型」,然后拿它跟展现在他面前的现实做对比验证;必要时推倒重来,然后再验证、再推倒、再重来、再验证。我不知道他一年、甚至一天要经历多少次这个过程,但他不怕这么做。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校教育的结果),是他开始在这个心理模型(不管它是什么)上投入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以至于他越来越不愿意去考虑、去审视、去倾听任何与这个模型不符的东西。这个模型变成了一张「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被拉长或砍断以适应它。所以,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学会——我说的「我们」是指除了小孩之外的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和年长的学生——我们必须学会去做小孩子早就擅长做的事,每个孩子生来就擅长做的事。那就是不断拿我们的心理模型、我们构建的现实结构,去跟现实做对比;并且愿意为了适应环境而去验证它、修改它、改变它。在我看来,只有具备这种心智品质的人,才能放弃对确定性、理解和秩序那种惊恐的追求;才愿意在不确定性、混乱、无知和困惑(这是我们余生注定要生活在其中的状态)中畅游、悬浮——我想到了空中的鸟或水中的鱼。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够对我们必须思考的任何问题进行理智的思考。

好了,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但如果有人感兴趣,只要大家愿意,我很乐意继续聊下去。你们看,我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我不相信现行的课程表,不相信分数,不相信由老师来评判学习。我相信,在我们的帮助和鼓励下,孩子们会学他们想学的东西,在他们想学的时候学,按他们想学的方式学,因为他们想学而去学。在我看来,这才是教育现在的使命。

问答环节

问:我能问一个可能让您有点难堪的问题吗?您说不再有需要学习的知识体系。如果我们暂时把范围缩小到小学,您觉得有没有哪些领域的经验是所有孩子都必须经历的?

答:这是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我自己也处于极度怀疑和困惑之中。有些三年前我以为很确定的事,现在不确定了;哪怕是一年前我以为还算有把握的事,现在也觉得拿不准了。比如,我现在对数学的用处——不管是作为未来生活的准备,还是作为帮助孩子智力成长的工具——远没有以前那么深信不疑了。我想我在我的第一本书里大概说过:数学可能是发展孩子智力的一条途径。我现在依然认为,对有些孩子来说可能是;但我相当怀疑,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这是不是最好的途径。我认为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怀疑,我们今天下午在音乐-艺术-诗歌课上做的那种跨媒介同时进行的活动,对人类的成长和发展,对人类能力的提升而言,可能远比我以前能做的、或者能让孩子们用古氏积木以及这啊那啊做出的那些聪明把戏重要得多。我依然挺喜欢数学。也许我可以这么说。当我在伦敦向数学教师协会发表演讲时,我说:看来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即数学到底是一种必需品,还是一种娱乐。我认为把它当作一种娱乐(就像音乐一样)是很有道理的。我碰巧热爱音乐。但我认为,一个喜欢下象棋,或者喜欢做数学谜题、解题或做证明的人,也能从中获得我听伟大音乐时所获得的那种审美满足感;在我看来,他的满足感和我的同样美好,同样值得鼓励。但如果我们谈论数学——不管是算术还是更高级的形式——说它是20世纪智慧人类生活的必需品,那我就不敢苟同了。我认为在我国,算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无用的技能。美国几乎所有的计算都是由机器完成的,而且将来会越来越如此。这里可能还没那么普遍,但也会越来越普遍。我猜想,不出二十年,我们就会拥有像晶体管收音机那么大的设备(我猜你们这儿也被这种收音机泛滥成灾了吧),它们不仅能完成现在学校数学课程里包含的所有运算,甚至能做得更多。不仅是基础运算,还包括开平方根以及天知道什么运算。而且它们不会贵得离谱。到时候,教人算术,甚至在更高层面上教人代数、几何、三角、立体几何、微积分,都会显得荒唐可笑。当审视我认为在我国和贵国当代社会面临的那些主要问题时,我实在想不出有哪一个问题,是具备多一点或少一点数学知识就能让人思考得更好或更差的。我甚至怀疑,学校里教的那种数学,跟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真正用到的那种数学工作之间,到底有多强的联系。我不认为你在学校学的东西能帮你给电脑编程;如果我们觉得为了让孩子们准备好在电脑时代工作,他们必须学习电脑技能,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操作电脑。我看不出这跟因式分解一元二次方程有什么关系。

问:您对待阅读这项技能也是同样的态度吗?

答:不,阅读是另一回事。但这又是我在美国到处乱扔的一颗「重磅炸弹」,所以我干脆也在这里扔出来吧;不过我想,这在这里引起的震动大概不会像在美国那么大。我非常坚定地认为:除了一些生活在极其偏远农村环境中的孩子外,大多数孩子哪怕完全没人教,自己也能学会阅读。对于那些生活在充满印刷品、报纸、杂志、电视字幕、标牌和广告环境中的孩子,只要没被人打击得觉得自己太笨学不会,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怎么可能学不会阅读。实际上,我认为在学校环境里(你们的许多学校就是这么做的),确实可以做些事情,让孩子在阅读中像他早年学说话时那样,更容易地进行探索和发现。但我不仅不认为阅读需要教,我甚至认为,我们所谓的阅读问题、阅读障碍,大多是由教学引起的,而不是阅读本身有多难。作为一项智力任务,学习阅读——破解语音密码,把英语口语的大约 45 个音素和书面英语的大约 380 个符号联系起来——根本无法与学习说话这项孩子们自己摸索出来的任务相提并论。所以我不认为阅读需要教。

问:您也许把这两项技能弄反了,其实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如果孩子们学阅读的方式跟学说话的方式一样,然后你再教他们说话,那他们在说话上就会有困难。或许不能脱离一项技能的学习方式来孤立地看待它。孩子们根本不可能用学说话的方式来学阅读。

答:我可能没听懂你的意思。他们不可能用学说话的方式来学阅读——

问:除非他们同时学。

答:我说的「用同样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孩子学说话涉及许多方面。他从周围世界吸收了大量的原始语言数据。他开始在脑子里把这些数据分类,整理成语法模式。顺便说一句,我听过研究儿童早期语言学习的语言学家说,他们认为孩子是先学语法再学词汇的。在知道单个词汇的意思之前,他们就对语言的组织方式有了语感。这个观点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孩子们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从周围听到的所有语言中,抽象出语言的语法点。他们在脑子里构建英语语法的心理模型。起初这些模型非常粗糙;他们去尝试,犯错,然后意识到必须改进模型。到他们六岁左右时,大概就已经掌握了 90% 到 95% 的语法。他们还经历着另一个极具原创性和发明性的过程。起初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种离散物体组成的、种类繁多的世界;在给物体命名之前,他们必须开始在脑子里进行分类。「概念」这个词在美国很流行,大家都在高谈阔论什么「在学校里形成概念」。但事实是,当孩子第一次说出「椅子」这个词时,他已经创造了「椅子」这个概念。他叫椅子「椅子」,跟你叫一个兄弟「比尔」可不是一回事。当他指着一把椅子说「椅子」时,他自己已经弄明白了:这把椅子是(用我们的话说)一大类椅子中的一个,跟桌子、长凳、梳妆台和钢琴有点不一样。这就是对世界进行分类,把事物分解成不同的分类体系,并为每一个找到合适的标签。他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标签的发音,但他必须自己决定哪个标签配哪个。极少有东西的名字是靠别人教孩子们才学会的。所有这些学习都是通过探索、发明、试错和纠正的过程来实现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用同样的方式」。孩子在阅读的世界里也能做同样的事:「那念什么,那又念什么?」他会从这些问题中抽象出书面字母和口语发音之间的联系。他会开始把语音模式拼凑起来。

问:您刚才说孩子学说话是靠纠正,而不是被教出来的。

答:啊,但纠正是他们自己做的。

问:我觉得您这话说错了。您说一把椅子叫「椅子」,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有四条腿;但马也有四条腿,您经常会看到小孩子管马叫「猫」,或者管别的男人叫「爸爸」。然后他们就会被纠正。他们不是自己纠正自己的。

答:他们确实是自己纠正自己的。我认识的小孩子比你多:原谅我用这种资历来压你,但我认识许多家庭,我是许多有小孩子的家庭的常客;而我长期以来一直在观察的一件事,就是小孩子学说话的现象。我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像他们犯的这些纠正,大多数是他们自己完成的。实际上,许多语言治疗师(至少在我国)现在似乎相信:被父母严厉纠正的孩子,要么会停止说话,要么容易结巴或口吃。他们认为这正是许多此类语言缺陷的根源。当然,我不是说百分之百都是这样。可能有些家庭确实会立刻纠正孩子说话的每一个错误——我认为这么做是错的,是不明智的——但也可能有些孩子在经历了这种无情且极其不礼貌的对待后,幸存下来且没有受到伤害。但在我观察过其原生家庭环境的大量小孩子中,人们并没有一直纠正他们说话;也许是因为大人太懒,也许是因为大人有礼貌,具体原因我不知道。

问:大人在孩子学说话时跟他们说话的方式,对孩子发展出什么样的语言难道不是很重要吗?这也是个事实吧?

答:哦,是的,孩子学到的语言就是他周围听到的语言。我不是说孩子能凭空发明一种语言,虽然确实有这样的孩子。不久前我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一个六岁的女孩几乎完全说一种只有她父母和家里少数几个人能听懂的私密语言,而极少说英语。我想也有许多记录在案的同卵双胞胎案例,他们在七岁左右之前都说一种别人听不懂的私密语言。不过,一般来说,孩子们学到的语言确实是他们周围人说的语言;如果那是某种方言或不标准的语言形式,那他们学到的也就是那种。在这一点上你完全正确。

问:除了打破的窗户变少之外,您觉得由接受过您建议的教育方式长大的成年人组成的社会,会在许多方面与当代社会不同吗?

答:是的,我觉得会,而且我必须说,我觉得会好得多。你知道,就在最近,我非常震惊地意识到:我们以教育之名所做的事情——我说的「我们」是指更广泛意义上的我们——可能在极大程度上摧毁了人的精神、品格和认同感。我认为我们造成的伤害,远远深于我在《孩子为何失败》中谈到的那些糟糕的智力策略。它关乎智力,但远不止于此。英国有一位许多人都知道的先生,叫 R.D.莱恩。他是个精神科医生,也是(如果有人敢说是的话)精神分裂症领域的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经验的政治》。我最近才读了这本书,它让我深受震撼。他指出了一个由于我不懂精神治疗而不知道、或从未想过的事情。他说,对于那些被我们贴上「精神分裂症」标签的人,我们的治疗几乎完全建立在(用他的话来说)「否定他们的经验」之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些自称「健康」的人,对那些被我们贴上「生病」标签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说:「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感受世界的方式、交流的方式、反应的方式,都是错的、病态的、疯狂的。你必须学会像我们一样看问题,像我们一样反应;等你做到了,你就是健康、正常的了,我们就会放你出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被放出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好不了。这种假设本身,这种对待另一个人的方式,本身就比任何东西都更具破坏性。我读到这里时,不禁打了个冷战(法语里叫 frisson),一阵惊恐的战栗;因为我突然明白了一件我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我们在大多数学校里,甚至在学前——在家里也是如此——对待小孩子的方式,本质上也是在否定他们的经验。我们在学校里的做法(别管我们口头上的说教多么动听),实际上是在对小孩子说:「你的经验、你的关切、你的希望、你的恐惧、你的欲望、你的兴趣,统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感兴趣什么、我们关心什么,以及我们决定了让你学什么。」

我越想越觉得,这简直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脑白质切除术。一个人能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还能保有任何强烈的认同感、自尊、个人尊严和价值感,那他绝对是个了不起的人。事实上,我教过的孩子(而且我只在美国相当高级的私立学校、在教育的最高层级教过书)——那些按所有标准来看都是我们国家最受优待的孩子,他们并没有强烈的认同感、价值感和尊严感。他们确实被夺走了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我想我们国家正开始出现对这种现象的反弹(顺便说一句,我非常同情那些青少年、学生造反派,甚至可怜的嬉皮士)。年轻人反抗社会,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反抗;这多半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反抗。[我现在没这么觉得了。(1969 年冬)。实际上,我认为年轻人的反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希望、最具建设性的现象之一。]但话说回来,想想我认识的那些孩子,他们把成长过程中太多的时间都花在要么听命行事、要么拒不服从上;他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以各种方式对外部压力做出反应上,以至于他们极少有时间去弄清自己到底是谁、是个怎样的人。

你可能会问,学校不一直都是这样吗?我会说,也许是,但学校并不总是吞噬孩子生活的全部。正如保罗·古德曼指出的,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每一代成长起来的人中只有 6% 能读完高中,更别提上大学了。甚至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这个比例也没多大变化。所以,孩子是在外面的世界里弄清自己是谁、能干什么,并获得某种作为人的价值感的。而那些特别擅长学校那套游戏、喜欢书本、能应对这一切的人,才会去从事某些特定的专业工作。但在我们国家,我们把所有人都塞进了这台巨大的榨汁机里。这是极具破坏性的。

这就又回到了我刚才谈论的那些问题。我认为,种族紧张问题、贫困问题,如果真要解决的话,就需要这样一些人:他们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坦然地接纳自己,更少被愤怒、嫉妒和绝望所困扰;这样他们才能以所需的宽宏大量和远见卓识去采取行动。人类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但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必须得有一种几乎是从根本上脱胎换骨的新型人类。

问:在您描述的体制中,显然需要大量的教师;您打算怎么获得这么多教师呢?

答:总的来说,我认为在培训教师时,必须让他们体会到我们希望他们将来能带给孩子的那种经验。我认为必须允许他们发现出于自身原因、以自己的方式去学习新事物的乐趣和兴奋感。明年我将去教几门教育课,秋季学期在哈佛教一门,冬季学期在加州大学教两门。我打算尝试的一件事,就是把我说的这些付诸实践。我不会有硬性规定的作业、考试和打分。我会给人们提供一份资源清单,我说的资源不仅指要读的书,还包括可以去参观的学校、可以去交谈的人、可以去调查的地方。我会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对其中任何一项了解更多,我会告诉你们更多;如果你们想讨论读过的、看过的或调查过的任何事情,我非常乐意加入你们的讨论;但是,去探索吧!事情就是这样做的,走出去看看吧。在我看来,事情基本上就得这么办。这会很难。

[有些学生不喜欢这样,有些退了课,但许多人觉得这是一次重要且激动人心的经历。]

信件

——1968 年

尊敬的布利斯博士:

……我认为,当孩子们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在自己想学的时候学,按自己想学的方式学,为了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听从别人的命令去学时,他们会学得更好。我相信,如果能彻底,或者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废除现在这种固定课程,学习效果将得到极大的提升。我不认为测试和打分在学习中发挥了任何固有的或有用的作用;实际上,它们只会腐化和阻碍学习过程。我完全反对学校里任何形式的所谓能力分班。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恰恰是「教」这个行为本身阻碍了学习,而在阅读领域尤为如此;简而言之,我觉得如果不教孩子们阅读,他们反而会学得更好、更轻松。我认为我们需要想办法,让更多不是老师的人走进学校。我不认为让孩子把所有时间都跟那些除了孩子之外别无挂虑的人待在一起,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希望能有源源不断的人来到学校,谈论他们在外面世界的生活和工作。我还希望看到孩子们得到鼓励和帮助,去利用校外的资源来促进自己的学习。我相信,强制上学对学校、老师和学生来说都已经不再有任何用处了,应该废除或大幅修改。我认为,教育本该是帮助年轻人走向世界、在社会上做些有用工作的助力,现在却被我们变成了一块挡在他们面前的巨大绊脚石;我认为我们需要想办法搬开这块绊脚石。简而言之,我反对把各种文凭要求作为从事工作的前提条件。我认为,在任何孩子与他想对社会做出的任何有利或有用的贡献之间,我们应该扫除一切可能的障碍。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倾向于把学习和生活割裂开来,相反,我们应该努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谨上

约翰·霍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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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不佳的学校》第十四章 关于紧迫问题的滑稽真相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3.1-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THE UNDERACHIEVING SCHOOL - ENGLISH : JOHN HOLT : Free Download, Borrow, and Streaming : Internet Archive

专栏:非学校教育与青少年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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