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研究或保持一个学术兴趣是如何一种体验？

下面这篇是由独立研究者 Andy Matuschak 所写的年终总结，可能比较契合题目。

以下内容摘自：

2020 年是我成为「独立研究者」的第二年。这个工作名字听起来很古怪，但给了我很多自由，我对此很感激。不过这个工作也不太明确。对于已存有的机构和角色通常自然而然便可提供的模式和结构，我尚需自行毫无导引地摸索。为拉开 2021 年的序幕，我将分享我所学到的一些东西，以及似乎是最相关的关键问题。这些观察自然是相当个人化的，但我希望它们能够引起其他考虑走类似道路的人的兴趣，发挥一些作用。

1. 为什么要独立工作？

我对为独立而独立不感兴趣。我的兴趣是创造可以大大扩展人们思考和行动的环境。实现这个目标——而非一个特定的头衔、角色或做法——是我工作的动力。当我用「独立研究者」这样的短语来描述我的工作时，这个头衔是一种简略表述，代表了我真正重视的东西：探索的自由。

就这一点而言，我对「独立研究者」是否是一个稳定或理想的长期身份持怀疑态度。独立性提供了自由，但它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我将在这篇文章的后面详细讨论。如果工作进展顺利，独立研究者很可能会找到令人信服的机会，发展成为一些更高杠杆的机构——工作室、基金会、学术中心、企业。如果工作进展不顺利，大多数独立研究者将很难维持下去。

对我而言，我的志向不仅仅是解决目标问题，比如说，忘记了你读过的内容^[1]。我想更深入地理解赋能环境的属性——操作原则、设计程序和模式、与个人和社会认知的关系——以培养一个经常发明这种新环境的社区^[2]。领域的创造十有八九会包括机构的创造。但我现在的理解尚浅，无法看到更多。

为什么不创办一家初创公司呢？

我通过制作软件来理解理论，而且我住在旧金山，所以人们常常以为我打算成立一家创业公司。但我的兴趣与创业公司的基本动力：增长不一致。我对创造深刻见解感兴趣，对创造增长不感兴趣，除非增长是理解我试图探索的想法所必需的。

一些公司想出了如何协调这些目标，使边际收益/利用率能够带来边际的基本洞见，而基本洞见又能带来边际收益/利用率，以此类推，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皮克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尖端的图形学研究促成了新的叙事方式，其带来的收益又资助了更多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初创公司确实发现了基本洞见，但通常是作为一种和公司的根本目标不一致的手段。像皮克斯这样的稳定循环是相当罕见的。你需要一个具体的理论，说明为什么一个特定的商业模式与一个特定类型的洞见生成有关。你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边际洞见仍然是边际业务的持续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在省事时可以削减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对于我自己的工作，我还没有这样的理论。这种飞轮效应在我的领域里极其罕见，因为新颖的接口创意通常是公共物品^[2]。它们的开发可能需要大量的投资，但一旦创造出来，往往可以被其他人低成本复制，而发明者的回报有限。

我不得不为自己理清一个相关的问题：我真正的目标是洞察力，还是影响力？我的目标仅仅是发明这样的环境——还是要将其操作化、规模化和推广？好吧，我的工作确实是受使用启发；我更认同应用研究人员，而不是纯粹受发现驱动的基础科学家。所以我不想在一个没有可能产生变革性影响的项目上工作。但是，只要我有一些关于这种影响如何产生的有说服力的理论，我就更愿意专注于通过原型产生洞察力。我更愿意让别人把这些洞察力变成可扩展的产品。

换个说法，我在此引用一句关于创业公司的常见套话：「创意低贱；执行为王」(ideas are cheap, execution is what matters). 这句话是个不错的的经验法则，或许被过分强调了——但不是因为新创意不重要。创业公司是脆弱的。它们通常专注于执行力为主要竞争力的利基市场，这是因为它们不得不如此。如果面对的利基市场要求公司兼备出色的执行力，以及深刻的原创性洞察力，那么创业公司往往无法存活。从这个视角出发，我找到了描述我的目标的一种方式：把想法完善得足够「显然」，跻身「低贱」的创意食粮之列，让未来某批参加 YC 课程的创业公司可以用得上。

令我对创业犹豫不决的另一个关键错位是「文化」。科技文化与研究文化不同，而我在科技文化（的倾向）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比重。任何在某个行业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都倾向于采用该行业的文化元素——包括流程、标准、价值观和隐性知识。当然，这其中有很多非常有价值，但这些标准也造成了限制。

例如，科技文化的节奏比研究文化快得多。对硅谷的技术人员来说，一个「大型项目」可能持续一年或两年的时间；而对研究人员来说，一个「大型项目」可能持续十年。坚持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对一个技术人员来说可能需要数十小时，而对一个研究人员来说，无论怎样高效也需要成百（上千）小时。这并不是因为技术人员天生懒惰：事实上在制造业，花几百个小时来思考某一个问题通常不是个好主意。最好是创造一个符合 80/20 原则的解决方案或尝试不同的方法。但是，基础性的深刻见解往往需要更多耐心和专注的思考，而无法用科技文化天然鼓励的启发式方法。来自科技行业的我，对于我正在处理的许多问题，常常会严重错估其进展速度。当我觉得我已经对一个问题苦思冥想了很久的时候，其实才花费了几十个小时而已。这算不了什么！这种心态不仅会使我错过我探求的结果，还会顺带把我逼疯。我正在努力更放松的面对慢节奏。

为什么不成为一名学者？

如果我对探索的自由感兴趣，并专注于产生洞察力，为什么不加入学术界？有一些无聊的答案：「要么出版，要么灭亡」，「资助跑步机」，霸道的行政责任，保守主义等等。但真正的原因是我选择的领域。我的目标、价值观和实践与最自然地承载我的工作的学术学科——人机交互（HCI）——很不一致。如果在另一个宇宙中，我对不同的主题感兴趣，我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学者。

这是不带偏见的说法。主观和更具煽动性的说法是，我觉得 HCI 的学术研究阻碍了视野和想象力。看起来局部问题是该领域过分追求成为一门科学。它强调经验方法，经常对无趣乏味的系统进行精心的人工评估。同行评审员似乎更青睐分析和数据，而不是独创性和引人入胜的研究方向。这个领域不鼓励建立足以探索新模式的重要系统；发表的系统很少由严肃的使用环境^[2]驱动。我每年都会阅读（ HCI 的）重要会议论文集，然而通过研究游戏设计师和特立独行的 Twitter 多面手，我学到的 HCI 知识要比读论文集多得多。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克服该领域的挑战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你很难不被 Hiroshi Ishii 或 Ken Perlin 这样的人所启发。我得声明，以上是对该领域的评论，不针对其中的个人，他们一直给我留下善良和好心的印象。但不利因素似乎太强，无法克服。

我再分享一个关于这个领域的故事。我注意到我喜欢的几篇论文上有一个教授的名字，所以我邀请他们来聊天。我们就这个领域的话题进行了友好而广泛的交谈。然后在一个点上，我问道：「您是如何在推进实验室的长期研究计划和支持您的研究生的研究之间取得平衡的？」他们有些惊愕地回答：「哦，不不，你搞错了。我主要是帮助学生进行他们自己的研究项目。我并没有推动我自己的任何长期研究计划」。我怀疑他们夸大了自己的立场。表面之下，我可以看到一些一致理论贯穿学生论文。但是，如果所有的教授都真的抱着这样的信念来进行研究，可以想见会发生的问题。整个领域将只由学生的工作组成，没有任何场所让高级研究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自己的想法。我确信这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但定性地看，这与我在阅读主要会议的论文集时得到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感觉就像在浏览一片汹涌的泡沫——微小的孤立研究很少被纳入更广泛的潮流。

我批评 HCI 的学术研究的原因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真正的困惑。老实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领域会变成看上去的那样。要是我错了，该多好。如果你认为我误解了什么，请多多指教。也许问题在于，我实际上是在试图启动一个还不存在的领域，所以当然 HCI 看起来是错位的。也许这是我的 Bryan Caplan 的酸葡萄版本。也许我太傲慢或太闭塞了。

所以我独立工作。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理想的安排，而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替代方案。我还不知道如何创建或加入一个机构，以实现更好的工作。部分麻烦来自于在一个原始领域工作，没有足够坚实的方法论或原则来有效地支持一批新研究者。事实上，我对自己的项目还不够了解，无法有效地围绕项目协调大型团队，尽管多来几个人我肯定可以派上用场。当然，最实际的增量制约因素是资金。让我们来谈谈资金问题。

2. 众筹研究的意外成功

当我在 2019 年初离开可汗学院时，我和我（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制定了一个粗略的计划：在 2019 年，我会专注于工作，完全不考虑资金问题；在 2020 年，我会想出一些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并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希望到 2021 年底，我们会停止烧钱。我的合作者迈克尔·尼尔森建议我们在 Patreon 上建立项目，为我们的工作筹集资金，我没有多想就同意了。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但我很感谢他的早期推动。

不到两年后，我的赞助人已经众筹出了大约一个研究生的奖学金补助。这不是一笔巨款，但足以支付我的生活费用。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只要这个收入流继续下去，我的跑道就可以无限期延长，或者至少在我开始为无法储蓄而感到紧张之前。我的目标是在 2020 年结束时制定一个如何最终资助我的工作的计划，但我现在惊讶地发现自己在 2020 年结束时就有了充足的资金。

这是一个其他独立研究人员可以使用的模式吗？我的故事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我将分享一些观察结果，这些观察结果可能对其他有兴趣尝试众筹研究的人有用。

增长的众筹研究基金

首先，我们应该研究增长和流失的动力。如果要成为独立研究的可行来源，资金必须是稳定的。在技术与勇气中，Ivan Sutherland 将勇气描述为研究的关键因素之一并指出：

我发现我只有这么多的余地来承担风险。当我能减少我生活中某些方面的风险时，我就能更容易面对其他领域的风险。我通过减少我在其他领域对勇气的需求来为自己提供做一些事情的勇气。

这显然符合我的经验，不仅是在 Patreon 方面，而且在婚姻、房屋所有权、对幸福的投资等方面。

这些图表描述了我在 2020 年的月收入和月会员人数增长的趋势（差异是由于赞助人的认捐数额分布的波动造成的）：

那么，总体而言，我的 Patreon 经历的特点是不太快但稳定的增长。为了了解资金的稳定程度，我们应该了解流失的变化，而这些图表并没有描述这一点。这方面的情况看起来还不错：每月的新増赞助人比率（中位数，第25-75%）为 9%（8-15%）；每月流失的赞助人比率为 3%（2-4%）。这显示出合理的稳定性，尽管流失量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因为我的 Patreon 账户是新的，而新赞助人的增长可能会随着对我感兴趣的受众的饱和而下降。

年度计费对我很有帮助。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新赞助人选择按年认捐。假设资助稳定增长，那么，这些赞助人的年度捐赠使我的资助增长曲线快进了约三个月。年度认捐还为估量资助的稳定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额外方法。

我在 Patreon 上提供了三个资助级别：5 美元、20 美元和 100 美元。目前，这三个级别几乎是我随意指定的——唯一的区别是 100 美元级别可享有公开署名权（似乎没有赞助者很关心这个）。但是这些级别使人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和能力来调节他们的支持力度。我对价格组合的效果相当满意。我的大半资助来自 5 美元级别的赞助人，而少数更慷慨的赞助人的捐款则大大增加了我的资金。总的来说，这种组合产生了足以维持生计的资金，也不会让我有面对单独资助者时的心理负担。这使我可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在可汗学院时，我们经常相当依赖少数提供巨额资金的捐赠者，因此我们经常为讨好他们而烦恼；如果某个人拒绝再提供一笔资助，会给我们的财务状况造成巨大的压力。「草根」环境为我和资助人创造了一种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其中一些人是私人朋友，我不希望有人出于某种负罪感而觉得必须继续资助我。

赞助人的增长看上去大致是线性的，但你会注意到在 5 月前后，图表的斜率出现了变化。那时，我决定尝试分享更多赞助人专属的创作内容。这个策略似乎确实起到了吸引作用，尽管我实际上并不确定独家性有多重要。这些文章推动了新赞助人数量的增长，我推测部分原因是，赞助人网络中的其他人有了更多机会偶然发现我的作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因为人们想要解锁付费门槛，还是因为文章创造了流量？我几乎没有推广我的 Patreon，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以一种让我感到舒服的方式来推广。所以，这种类型的流量可能很重要。

公开研究

众筹研究的一个惊喜是，我很高兴与热衷于我的想法的群体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为了做好工作，我不应过多考虑资金和赞助人。那么，持续提供独家内容的承诺造成了一些紧张感。与典型的付费通讯或博客不同，面向赞助人的独家内容是我主要工作的次要副产品。在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传统的「内容创作者」。我发现自己有时候会去想我接下来要给赞助人创作或报告些什么。这可不好。这种过于认真的心态，会助长旨在讨好他人的浮浅工作。此外，我也是人，所以我自然希望报告成功。但是这会造成压力，正如科学出版中已存在的一样：短期主义、保守主义、出版偏见、有害的过度宣扬。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对自己「诚实到近乎残忍」。我认为，如果做不到对现实视而不见，你就不可能为你的「巨大进展」制作营销信息——这意味着你在与他人谈论你的工作时，最好要「诚实到近乎残忍」。

作为对策，我尝试实践迈克尔所说的「反营销」策略。也就是说，要使大众的关注点集中于我的项目中最不乐观的部分——哪些是令人困惑的，哪些是令人沮丧的，哪些是不成功的。很难始终做到这一点，但当「反营销」成为目标时，有趣的挑战就变成了积极的东西：成为公众对话的有用素材，而不是被扫到地毯下。我猜想这也会使我与读者建立起更深刻、更真实的关系。

更宽泛地说，我今年试验了一种心态，我称之为「开门造车^[3]」。我试图分享我的工作过程中粗略的、正在进行的部分，包括存放我大部分日常思考的工作笔记。当我采用正确的心态时，这种做法效果相当好——我分享的是作为我主要工作的一部分而制作的东西，而不是专门为发表而制作的东西。

这种做法产生了更多「自由的」对话和偶然收获。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方面，相较于页面浏览量或其他更传统的指标，不寻常的收获对我的工作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先导指标。流行的项目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大众关注，但来自特别的、非凡的人的关注却少得多。这些人往往会引入令人惊讶（且更有意义）的见解和机会。

除了可能的干扰和曲解外，在与广大读者谈论正在进行的研究时，还有另一个小问题。你的想法中最清晰、最熟悉的部分是你最容易沟通的部分，也是你的交流对象最容易掌握的部分。通常情况下，这些元素已经有点主流甚至是陈词滥调了。其他人很可能有许多关于这些想法的思考缓存（cached thoughts），而且这些思考缓存往往会被渐进式地理解。

但是，如果你在做一些原创性工作，这些工作最有趣的方面，往往是别人和（尤其是）你最不了解的方面。特别是在早期，你可能无法很清楚地表达你想所追求的新元素。这个新元素听起来可能仅仅像特别的副词，或是看似无伤大雅的修饰词。其他人对你的作品的反馈，倾向于强调最主流的元素，因为对于你都不理解的地方，他们可能没注意到，甚至无从回答。这样的对话往往会把你拖回主流道路。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均值回归」。

优秀的同事和合作者会主动采取措施来避免这种倾向。例如，如果迈克尔听到我在谈论一些好似无关紧要的想法，他会故意调整对话走向，直击我言语模糊之处，这正是我竭力超越典型解释的地方。这个做法归属于一个更广泛的行为，他称之为「赋能倾听（listening for enablement）」。我在可汗学院时的研究同事 May-Li Khoe ，听到我描述一些我自己都不太理解的想法时，会在难以预料的地方即兴思考，以此回应。她的简略描述往往探索的是截然不同的路径，但这些生动的回应，往往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零星想法。不幸的是，我还不知道在与广大读者定期讨论想法时，该如何避免这一「回归」问题。

赞助人买的是什么？

免费网站通常有一个「捐赠」按钮，上面写着「如果你喜欢这份（免费）内容，请考虑用捐赠来表达你的感谢」。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对 Patreon 的认知：差不多就是个小费罐。但在赞助模式中，人们持续资助着我的工作。小费罐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行为：为什么（人们）会因为对旧材料的谢意而持续捐赠？

在与赞助人的互动中，我惊讶地发现，利他主义很少是主导力量。赞助人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在为已有的工作成果买单；他们是在为我未来的工作产出买单。

从这个角度来看，把工作成果的生产本身看作是一种产品可能更有意义。当赞助人购买该产品时，他们购买的是什么？在其最不可抗拒的形式中，赞助人的资助带来未来工作成果的产出，且没有资助就不会有产出。也许没有赞助人的资助，创作者必须花一些时间做自由职业者来支付账单，因此他们的项目范围受限；但有了资助，创作者就可以全职从事更艰巨的项目。或者，他们可以聘请自由艺术家为他们的游戏绘制插图等等。这就像 Kickstarter 的众筹活动，只不过是以一种持续的方式，而不是只有一次性付出。对当下的我来说，小额资助为我买到了一些更微妙的东西：不断增长的信心和稳定性；不必取悦基金会或投资者的自由。随着资金的不断增长，小额资助很可能使我可以将一部分工作外包，以扩大项目范围。

在 2020 年 12 月，我请求我的赞助者简要解释，为什么他们支持我的工作。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赞助者回信了。绝大多数人写道，他们的动机是支持我未来产出工作成果。有些人目的比较具体，他们想使用我正在开发的原型；其他人只是想看到某些想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写道，他们资助的是「人，而不是项目」，普遍对我未来工作的吸引力抱有信心。自然，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支持。与此不同，第二类常见动机则只是为了获取独家内容。

我曾考虑让赞助人从事先写好的列表中选出最喜欢的几个原因，但我后来认为阅读开放式的答复会更有趣。我很高兴我这样做了！我不曾设想过以下动机中的任何一个，但每一个都有 10% 以上的受访者表达了出来：

• 赞助机制创造了一种处于新事物「前沿」的感觉
  
  
• 参与众筹研究这个实验
  
  
• 「近距离」观看我的工作是个人灵感的来源
  
  
• 想支持广泛意义上的「思想工具」（而不是我的任何具体项目）
  

了解这一切有助于我更好地确定如何公布描述并关联 Patreon。例如，将独家内容作为重要动机的读者相对较少，但它显然加速了资金的增长。看到赞助人的这些反应，我深入研究了数据，发现在我开始与赞助人分享额外的内容后，赞助人的退出率下降了大约一半。我目前的理论是，对许多赞助人来说，这种内部内容之所以很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加强了「是他们的支持创造了边际生产」这一印象（这大概是真的），这是迄今为止人们提到的最主要的动机。

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在众筹方面取得了微小成功，这种做法可重复性如何？其他人能走这条路吗？我不知道，但有必要阐明一些可能至关重要的因素。往高了说，我的故事是借力科技行业的职业资本的故事。正如 Adam Wiggins 所建议的那样，我猜想，很多有数年行业经验的技术人员都可能做到这一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在经济上可以做到几年内（按原计划）无任何收入也可以维持生计。对大众而言，这是少见而幸运的！不过，对于许多科技工作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离谱的目标。这些资本大部分来自于在苹果公司工作的五年：加入可汗学院（一个非营利组织）使我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旧金山的房价相当昂贵，但我们通过用买房替代租房降低了成本，当然这也需要资本。我妻子的大方和通情达理是罕见而必不可少的。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她的医生职业也很有帮助。从 2011 年到 2020 年中，她一直在接受培训（学医太疯狂了！），最近则开始担任她的第一个「正式」主治医生职位，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高收入潜力。此外，我们没有（也没有计划要）孩子；抵押贷款是我们唯一的债务；我们各自的原生家庭也不需要我们在经济上予以支持。除了居住在旧金山这一点以外，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财务状况。

我应该提到，对我（以及其他许多科技工作者）来说，还有一条直截了当的道路，根本不需要众筹。在我离开苹果公司之前，我的计划是攒够钱，在辞职之后持续用利息给自己提供研究生津贴。如果我足够勤奋，这本来需要再来五年左右。这似乎是很容易实现的，尽管当时苹果公司的工作让我感到乏味，甚至到了可能会造成一些永久性伤害的程度！

虽然我计划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生活，但我通过成为 Emergent Ventures 赠款的幸运接受者，避免了动用储蓄。这涵盖了我第一年的开支。我当然会向其他试图寻找支持其独立工作的人推荐 Emergent Ventures。我的申请只花了几个小时；我与 Tyler Cowen 进行了半小时深思熟虑的愉快谈话；他们在几天内就做出了决定；我唯一的义务是向他们发送一些简短的报告。与我平时和基金会打交道时的沉重经历相比，Emergent Ventures令人愉快，而且给了我勇气。这笔资助引导我成功创业：在资助用完时，我的赞助人们（的支持）已经几乎能覆盖我的大部分开销。自我淘汰似乎是慈善资助的一个理想结果。我猜这种引导对很多人的独立工作众筹相当重要：赞助人需要时间来积累，但最初的几百笔捐款还不足以让你辞职。

撇开资金不谈，有一些相关的职业资本因素可能对我的工作进展也至关重要。它们可能对其他从事类似工作的人也很重要。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有足够的专业经验，建立了一个罕见的技能组合。我可以独立研究、设计、实施、分析和报告新颖的软件环境。当然，我不是世界级的平面设计师或文献审核人，但我能够独自执行整个端到端的过程，这一点意义重大。另外，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能够建立系统雏形很重要，但我能更容易地建立经过高度打磨的成品系统，这些系统能够有组织地吸引用户，且能够与严肃的真实世界的情境相接洽。我猜想，学术 HCI 的一个关键挑战是，研究人员往往缺乏设计和执行面向消费者质量的软件的技能（如果有这种倾向的话）。没有这些技能，许多项目就会止步于玩具阶段。

我过去的经历也产生了必要的社会资本。大多数人似乎并不关心我是独立开发者，但我怀疑这只是因为我可以在介绍自己时说我在苹果公司帮助建立了 iOS 系统，并在可汗学院领导研发工作。如果没有某种强有力的社会证明，可能很难让人认真关注我的工作。按照同样的思路，我过去的工作和写作已经积累了一个不太大但足够可观的网上读者群体。我不需要学术期刊或出版商推销我的作品，因为我可以在 Twitter 上「发表」。按照「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我的读者不算太多，但它足以产生强大的网络效应，使我的工作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并促使人们建立有趣的内在联系。这个网络也是我大多数赞助人的来源。我想，如果没有 Twitter，我不可能招募到这样的资助者受众——至少不可能让我在几乎毫不费力和为此而分心的情况下招募到。

因此，我的职业旅程似乎有一些重要的路径依赖。如果我试图立即进入我现在的工作，我就会缺乏许多关键的技能；我就会工作得太慢；我就会为推广我的工作和向资助者推销而分心。也许尽管有这些挑战，我还是会进展顺利。我不确定！但我的经验确实表明，更多的「主任/首席」级别的科技工作者可以成功地转向独立实践。

我对最后这一点不太确定，但我怀疑我的工作取决于在旧金山生活的时间。在 COVID 大流行之前，我的大部分晚上都是在谈话中度过的，这些谈话强化了认真、高强度、不合群、机敏等心态。Patrick Collison 建议：「想办法去旧金山旅行，认识其他搬到那里追求梦想的人。为什么是旧金山？旧金山是高度开放、聪明、有活力、乐观的人的谢林点*。全球怪胎的总部。」我认为他是对的。在这里生活深深地改变了我。也许其他地方在类似的维度上也会有类似（或更好？）的影响。例如，我喜欢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谈话对我的精神状态的影响。但是当我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举例来说，这样的环境倾向于强调一套不同的价值观：社区、工艺、可持续性、享受。我也喜欢这些价值观，但我怀疑它们不会如此自然地加强我现在的工作。（译注：Schelling point：谢林点，是博弈论中人们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的选择倾向，做出这一选择可能因为它看起来自然、特别、或者与选择者有关。）

你能通过互联网吸收一个场景的价值观吗？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青少年时期在圣路易斯生活时做到了这一点。从那时起，社交技术才开始进步。在许多方面，像 Twitter 这样的分布式网络比现场互动能更流畅地传递价值。但我感觉到网络互动中的带宽限制很显著。如果不能持续地亲身沉浸其中，有些深度很难吸收。

3. 独自工作

我可能是在独立工作，但这不一定意味着独自工作。

独自执行

我很感激自己的工作有一个适度的、可能是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但正如化名博主 Applied Divinity Studies 所写（在获得自己的 Emergent Ventures 资助后）：

我想，人们的期望是我把钱存起来或花在房租上。其隐含假设是，我的资金消耗率定义了我跑道（的长度），而钱能用来延长我继续做我已经在做的事情的时间。

但这太愚蠢了。这不是任何有抱负的人花钱的方式，也不是长期发展的途径。我肯定有办法把这些钱真正用于做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并且实现指数增长？……除了把钱给房东，我肯定还能用这些钱做点什么？

自 2018 年以来，工作时我一直在写一个相关的指标：为了达到目标，我认为自己能有效利用多少资本（比如说，每年）？在 2019 年初，它是几万块；现在我想把这个数字调整到一两百万。这仍然不太多，但至少它在不断攀升。与之前不同的是，我现在很了解这项工作，足以设想如何与团队一起加快进度。

我也明白，我独自完成我手头上的这种项目，会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可能是个万事通，但落到实践上时，我担心我如果也包揽各种概念的实现，就无法完成优质的研究。这个问题的简单版本是，有很多原型想法是我没有选择去探索的，因为探索要花的时间会很长，而且还有很多概念是我已经勾勒出轮廓，但没有时间去实现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个更深刻的问题。

我的研究方法需要开发新的软件界面来表达我的见解，然后研究这些界面和它们的用例，从中获得新的见解，如此循环。迈克尔和我称之为「实践出洞见^[2]」。然而在实践中，埋头开发规模足够大的软件工程项目的同时，便很难深入思考理论。两种活动的思维状态截然不同。此外，如果每天花很多时间思考、写作和学习，开发软件的动力便难以构建起来。更糟的是：在软件开发和研究思考之间转换的成本很高。我试图把一天分为「构建」和「思考」两部分，甚至是一周，但不是很成功。

2020 年 3 月，我为助记媒介^[2]写了一份研究问题清单，之后便着手开发 Orbit。我计划借助 Orbit 来研究这些问题。九个月后，这些研究问题的进展乏善可陈。我基本投身于开发 Orbit 上了。有时候我需要「强制切换」才能回去考虑这些问题一段时间。这时候，我又很难为 Orbit 构建什么有用的东西。

也许没关系。我只是需要在一种或另一种模式中一次花费数月的时间，我需要更有耐心。但是，当我投入到软件开发中，完成每天的开发进度时，我就会思维局限，视野狭窄（tunnel-vision），全神贯注在软件系统和其问题上。问题是不仅要在当时摆脱狭窄视野。我担心这种工程心态（engineering mindset）会阻碍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成长（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甚至在紧张的实施期过后的几周也是如此。

缓慢地来回循环的另一个问题是，反馈环路会变得过长。例如，在二月份，迈克尔和我发布了一项尝试，包含一种新的间隔重复卡片，即「应用卡片^[4]」，我们认为这可能有助于读者应用他们所读的东西。我们已经围绕这些卡片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和采访，但事实上，自从它们问世以来，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出奇地少——主要是因为我一直专注于构建 Orbit。对我这一年的一个非常合理的批评是，在我充分利用已有的观测站之前，我又建立了一个宏伟的新观测站。

至少我对自己的部分项目已经很了解，可以通过引入以执行为导向的伙伴来加速它们。在 2021 年，我想尝试与志愿者和用合同雇佣的合作者（这取决于众筹资金）一起实验。协调开销很容易对我的工作造成净损害——所以这个目标将取决于能否找到合适的人。

文化和场域天才

我可能不想加入学术界，但我深深地羡慕一个发展良好的领域的智力亲属关系。单人做工程有相当明显的局限性；单人做研究会带来更微妙的问题。我很感激与其他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所进行的断断续续的对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够的。

我想成为一群场域天才中的一员，其中有很多认真的、有能力的人，全职从事有关赋能环境的原创研究。我想参加座谈会，会上要经常有能让我惊叹的想法。我希望我的同行们能够坦率地指出我的想法的局限性，然后和我一起改进它们。

我还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的领域雏形（有希望）拥有一个场域天才的雏形：许多兼职的多面手，许多初创公司在有空闲的时候做一些研究性的工作。资金是限制全职工作发展的一个因素。而文化是另一个。这个领域，只要存在，就主要是从科技文化中汲取其规范和价值——就像我最初做的那样。我喜欢艺术文化对这个领域的影响，它能鼓励一个更广阔的、有趣的设计方向。但是我担心，我们需要研究文化的大量注入，以支持耐心的、探究的、自我批评的工作，而这可以产生变革性的见解。

我知道，在前文诋毁学术 HCI 之后，再来呼吁更多的研究文化有点讽刺。但我之前指出的问题在于领域层面的规范和目标；许多在其中工作的个人仍然可以有巨大的影响。而且我们可以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我将在下一节中描述。

我想在 2021 年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真刀真枪的使用环境

对我来说，独自工作有一个问题最严重，就是我缺乏真刀真枪的使用环境。我是为了制造工具而制造工具。正如迈克尔和我其他地方^[2]已经描述过的那样，这是我这类型的工作最常见的失败模式之一。

阿波罗计划创造出不计其数的威力巨大的科学和工程工具，但这个计划的重点是把人送上月球（并能比苏联人高过一头）。同样，当皮克斯创造革命性的动画工具时，许多团队已经在计算机图形学方面深耕多年，但皮克斯的这些系统，源自于对讲好一个故事的热切追求。Mathematica 之所以如此伟大，是因为 Wolfram 制作它的目的是帮助他自己的数学研究……不一而足。

实际上，这样的环境能提供实在的反馈。关于一个系统雏形的许多关键见解，只有在与系统本身无关的、严肃的创造性问题的背景下才会出现。但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项目也提供了强烈的个人联系，从而使得伟大工作成为可能。

有许多「可探索的解释」是很接近我工作的性质的。这些可探索的解释试图通过新颖的互动媒体解释一个话题。有些文章很是令人击节称叹。但是大部分作品的动机，主要是作者对这种实验性媒介感兴趣。大多数作者擅长的是制作界面，而非他们试图解释的学科。这些作者不精于目标学科，对其热情缺缺，因此他们所能想出的界面想法，也受限于此。相比之下，量子国度有严肃而实在的使用场景，这对量子国度很重要：针对想学习量子力学的学生，帮助他们学习量子力学和量子计算的所有基本原理，以及一些应用。这样的使用场景更加有血有肉，而我们之所以有能力支持这个场景，是因为迈克尔是一名前驱量子计算机研究者。

因此，「实践出洞见」的一个秘诀可能是，一些同事专注于一些可能从增强中受益的严肃领域问题（「工具使用者」），而其他同事则希望利用这一背景来推动新环境的创造（「工具制造者」），两者之间进行深入合作。我在 2020 年的计划本来是与迈克尔一起沿着这样的思路建立一个实验性的媒体工作室，但他的计划发生了变化，我只能搁置了这个项目，因为他作为一个综合专家的技能必不可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与那些可能成为类似的有趣合作者的领域专家建立联系。现在宣布成功或失败还为时过早，但这种类型的合作是不容易建立的。

独立研究和独立资助的限制是什么？如果独立研究是一块垫脚石，它能打开哪些新的道路？我的处境仅是出于侥幸吗，还是说可以成为示例？独立研究人员能否在没有传统机构的场景中成功运作？

我不确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很感激有尝试的机会。新年快乐。

这篇文章最初是赞助人限定的。几周后，在收到一些希望在公开谈话中提及这篇文章的赞助人的电子邮件后，我决定将其公开。

特别感谢我的赞助商级别的赞助者，截至出版时：Adam Marblestone, Adam Wiggins, Andrew Sutherland, Bert Muthalaly, Calvin French-Owen, Dwight Crow, fnnch, James Hill-Khurana , Lambda AI Hardware, Ludwig Petersson, Mickey McManus, Mintter, Patrick Collison, Paul Sutter, Peter Hartree, Sana Labs, Shripriya Mahesh, Tim O'Re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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