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是全球唯一一个还未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本身就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条款，不过美国儿童的权利的确也在逐年减少。

以下内容摘自 @Thoughts Memo 汉化组的译文《儿童的自由：人权视角》，原作者是 Peter Gray。

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权增加了——但对儿童来说，人权却在减少。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在许多民权领域都取得了进步，非裔美国人、妇女、同性恋者和残障人士的权利都得到了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计划周密的民权运动，其中许多人都呼吁为这些群体争取权利。但儿童的权利却有所缩水。

公民权利是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石。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的进步体现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权利保障扩展到更广泛的人群。杰斐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宣称，「不可剥夺」的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美国宪法《权利法案》旨在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和人身自由等权利。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与之相关。《权利法案》第五修正案宣布，「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人身自由」。我所了解的宪法和其他任何法律中，都没有关于儿童不算人的声明。然而，儿童却经常在未经正当法律的情况下被剥夺自由。

事实上，如今的儿童比 60 多年前我小时候，甚至 90 多年前我父母小时候都更加缺乏自由，并且他们正因此而遭受痛苦。正如我在其他记录中写的，今天的儿童正面临着空前的焦虑、抑郁，甚至自杀问题（Gray, 2011; 2013）。根据对几十年来一直未变的标准化临床评估问卷的分析估算，现在青少年中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大约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八倍，学龄儿童的自杀率是当时的六倍。儿童的严重精神障碍与他们自由被剥夺的程度成比例增加，有理由怀疑后者是导致前者的原因之一（Gray，2011；2013）。

导致儿童自由缩水的两类原因

几十年来，社会的诸多变化都减少了儿童的自由，但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与学校教育有关。

很明显，义务教育（字面意思就是强制学校教育）是对儿童自由的侵犯。儿童必须去上学，而在学校里是没有自由的。事实上，儿童在学校被剥夺的自由比成年罪犯在监狱里被剥夺的还要多。他们几乎所有时间都被规定了应该在哪里、做什么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都被剥夺了；他们对必须遵守的规则没有发言权；当他们被指控违反规则时，也没有正当的程序来裁定他们是否有过失、如何惩罚。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如此，但现状比过去更加糟糕，因为学校数量更多了，管理和限制也更加严格。以下是一些变化的例子：

• 学年变长了。现在的学年比 20 世纪 50 年代我小时候平均长了五周。
  
  
• 学校的上课时间变长了。现在全国平均每天的上课时间接近七个小时，而我小时候只有六个小时。
  
  
• 课间和午餐休息的时间和自由度都大幅减少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小学通常有两次半小时的课间休息和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玩耍。如今的许多小学没有课间休息或者只有 15 分钟，我还从家长那里听说有的学校只有 20 分钟的午餐时间，并且不允许孩子们说话，更不用说来到室外玩耍了。
  
  
• 这些年来，家庭作业大量增加。现在即使是小学生也会被布置家庭作业，并且家长会强制监督他们完成，因此他们回家后也无法摆脱学校的束缚。
  

有时人们会说，儿童上学的感受和成年人工作的感受是类似的，但这是一种错觉。对某些成年人来说，工作有时可能像监狱，但学校就是监狱。法律并不强迫成年人从事某项工作，他们一直都有辞职的自由。对成年人来说，强制劳役是违法的，这就是所谓的奴隶制。我不知道有哪个成年人会自愿接受这样一份工作：像孩子们在学校里那样受到严格的、事无巨细的管理，不能与同事交谈、未经许可不能离开座位、还要不断地接受监视和测验，被以一种几乎是故意羞辱人的方式和同事互相比较。一个多世纪前，我们禁止了儿童从事全日制劳动，认为当童工对他们无益。但现在，学校教育在时间投入上已经等同于一份全职工作，并且在繁重程度上比成年人能忍受的全职工作还要糟糕。

儿童自由减少的另一类原因与日益增长的校外管制有关。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父母还是孩子的时候，50 年代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甚至 70 年代我儿子还是孩子的时候，孩子们都在户外度过了大量的课外时间，在周围没有大人的情况下与朋友一起玩耍和探索。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孩子们练习并掌握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学校无法教授的技能。他们学会了如何创造活动、解决问题、交朋友、与同伴协商、应对欺凌和管理情绪。换句话说，他们学会了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能够促进自信和韧性的技能，免受抑郁、焦虑和自杀的困扰。

但现在，我们几乎禁止儿童进入公共场所。大多数家长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在没有成年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户外活动，允许孩子户外活动的家长在某些情况下会因疏忽照顾儿童罪而被逮捕。我们倾向于将儿童户外活动减少归咎于科技的诱惑力，但对儿童的调查显示，如果允许的话，他们很愿意花更多时间与朋友们一起户外活动（见 Boyd，2014；Gray，2013）。

这就是当今社会中儿童的处境。与过去相比，他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学校这个监狱里，课外时间大体上也处于软禁状态。在历史上，除了儿童被奴役和进行繁重的、像奴隶一样的童工劳动的情景以外，我们今天的儿童就是最不自由的。

我们为何对儿童自由被剥夺无动于衷？

我们为什么不上街游行，高呼「解放儿童」？为什么不签署请愿书，要求政客为了获得我们的选票而支持儿童的自由？为什么即使能看到儿童正因被剥夺人权而遭受痛苦，也对此放任不管？

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我们讨厌孩子，大多数人都喜欢孩子。我认为问题在于无知。更具体地说，有两个原因导致大多数人没有感到愤怒。

1. 这些变化是日渐月染的。

在儿童自由方面，尽管现在与 20 世纪 50 年代或更早以前差异巨大，但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它足够缓慢以至于大部分人都没注意到，而是适应这种变化并相信我们任何时候所见的都是正常的，与以前没有太大区别。这有点像温水煮青蛙：如果你把一只青蛙放入接近沸腾的水中，它会立刻挣扎逃走；但如果你把它放入温水中，并非常缓慢地加热直至沸腾，它就会接受这种这种变化，最终死亡。

假如这种变化是突然发生的——比如，在 1955 年突然颁布法令把儿童的在校时间增加到今天的水平，要求小孩子也必须完成家庭作业，取消课间和午餐休息，让孩子们花大量的时间钻研考试，甚至校外时间也禁止他们在没有大人控制的情况下与其他孩子一起在户外玩耍——那么就会发生叛乱。教师、家长和孩子自己都不会接受。但这种变化是渐进的，渐进到人们以为事情一直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情况的就是事情的必然结果。

2. 儿童的能力被低估了。

儿童权利得不到支持的另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儿童不懂事。在儿童没有能力做出合理决策的假设下，我们成年人必须帮他们做决定。类似的论调在过去常被用来为压迫妇女和非裔美国人辩护。因为妇女和非裔美国人没有白人男性的思维能力，所以白人必须替他们做决定。尽管现在我们不常听到这样的论调，但是关于儿童的这种观点却比以往更为普遍。甚至有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的思维方式和成年人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没有逻辑推理能力。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例如这里^[1]）。实际上我们所有人在大概 4 岁以后（参见这里）的思维方式都是类似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儿童和成年人一样，或者不需要比成年人更多的照料和保护。儿童的平均年龄更低，对世界的认识比成年人少，而且在经济上依赖于成年人。所以，是的，儿童需要成年人的照顾，但我们对儿童需要照顾的理解可能会走向极端，忘记了他们同时也需要自由。

儿童对照料的需求和对自由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儿童对照顾的需求与他们对自由的需求可能会发生冲突；当两者冲突时，恰当的平衡点在哪里？近几十年来，这种平衡已经完全失调。我们对照料，或者说我们认为的照料的重视程度，压倒了我们对自由的关注。我们把孩子们关在室内，或者始终在成年人的监视之下，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要求他们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前途取决于此。

在这一切中，我们没有认识到，妥善照顾儿童的一个关键是允许和鼓励他们自立——这样他们才能学会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学、掌控自己的生活。这些是童年阶段的主要任务，而当我们剥夺儿童的自由时，就会阻碍他们完成这些任务。我们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妥善照顾儿童的另一关键是确保儿童快乐。没有自由的人是不会快乐的。我们在不断监视、窥探的过程中也剥夺了儿童的自由，剥夺了他们私生活的权利（有关这方面的一篇有趣文章，参见这里）。

当人们谈论儿童权利时，这种照料和自由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一种奥威尔式的双言巧语。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一项旨在保障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起草于 1989 年，通过了除美国外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批准。在阅读这份公约里一些迂回的语言时，我们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由与照料之间的冲突。例如第 37 条包括「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儿童的自由」。当然，这里的关键在于「非法」这个条件。如果你制定法律要求儿童必须上学，那么强迫儿童上学就不是非法剥夺自由。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第 28 条，其中包括这样的文字：「缔约国承认儿童有受教育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一权利，缔约国应该实行全民免费义务初等教育。」我不知道写下这份条款的人是否注意到了其中的讽刺意味。从本质上来说，这代表批准这项协议的国家保证不管儿童是否愿意，他们都有权被迫上学。

在总结这篇文章时，我注意到我们的社会对儿童权利的压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善意。我们的错不在于恶意，而在于无知。

人们坚信如今儿童在户外或远离成人的任何地方都比过去更危险，尽管这种想法在客观上是错误的。向人们宣传这方面知识是 Let Grow 基金会（主要由 Lenore Skenazy 创立，我是董事会成员之一）的任务之一。人们必须明白，严格限制儿童的自由会降低他们长期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因为这会阻碍他们培养面对生活中必然的挑战所需的韧性和应对能力。

人们相信，以奖惩驱动的、课程为本的强制性、侵入性的学校教育，对于儿童顺利长大成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现在比过去需要更多这样的学校教育。尽管我们现在有很多证据能证明这是错误的，人们仍然相信这一点。来自越来越多家庭的证据表明，他们找到了绕过或者无视强制学校教育的方式，对孩子进行「非学校教育」或让他们进入能够自由追求兴趣、不受制度审判的民主学校。对这些群体的研究（包括我的研究）显示，以这些方式进行自主教育的人在现实中表现非常出色（Gray，2017）。我是自主教育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该联盟的一项任务就是推广这项研究，让人们认识到有一些方法可以绕过强制教育法律，并且选择这些方法的人在世界上都做得很好。联盟的另一项更大的任务是推动社会变革，让所有儿童无论家庭收入和背景如何，都有机会接受自主教育。

认为儿童需要被剥夺自由才能受教育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任何愿意调查的人都会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儿童非常善于发现和学习他们需要了解的东西，以便过上他们自己选择的满意、富饶的生活。从生物学层面来说，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参见这里^[2]）。

促进儿童公民权利运动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向人们展示这样的证据：当儿童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是持续受到成年人控制时，他们会更快乐、学得更多、更安全、生活得更好，从短期和长远来看都是这样。我国的《独立宣言》声明，追求幸福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之一。这项权利尤其应该属于儿童；但今天我们剥夺儿童这项权利的程度远比过去的几十年更甚。

此时此刻，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这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为所有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你的疑问、感悟、故事、观点都会被我以及阅读这篇文章的所有人尊重，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当然，鼓励大家在这篇文章下面的评论区里发言——译者注）

参考文献

Boyd, D. (2014). It’s complicated: 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Gray, P. (2011). The decline of play and the rise of psychopathology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lay, 3, 443-463.

Gray, P. (2013). Free to learn: Why unleashing the instinct to play will make our children happier, more self-reliant, and better students for life. Basic Books.

Gray, P. (2017). Self-directed education—unschooling and democratic schooling. In G. Noblit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KH，校对 JarrettYe
原文：Children’s Freedom: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 Psychology Today
发表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
作者：彼得•格雷（Peter Gray）博士
审稿人：Jessica Schr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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