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政治和政治家不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JOHN SHUTTLEWORTH, The Mother Earth News.
一个对私有财产的普遍指责是，它依赖于自私，因而是不道德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大多数人将自私定义为只关心自己、无视他人福祉的态度。而私有财产制度的合理性，并不需要人们持有这种态度；它仅仅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目标，并为之奋斗。每个人之所以是「自私」的，仅仅在于他信奉并遵循着自己对现实的认知、自己对良善的愿景。
这种指责之所以错误，还在于它预设了虚假的二元对立。在任何制度下，想让别人帮助我实现目标，本质上都只有三种方式：爱、交易和强迫。
我所说的「爱」，是指让我的目标成为你的目标。爱我的人希望我得偿所愿（当然，除非他们觉得我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蠢得可以）。于是，他们会自愿地、「无私地」帮助我。「爱」这个词的含义或许太狭隘了。你也可能与我目标一致，并非因为那是我的目标，而是在某个特定方面，我们对良善的看法恰好相同。你可能自愿为我的政治竞选工作，并非因为你爱我，而是因为你认为我当选是件好事。当然，我们追求共同目标的原因也可能截然不同：我可能认为自己正是国家所需，而你却可能认为我恰是这个国家咎由自取的结果。
第二种合作方式是交易。我同意帮你实现你的目标，条件是你也帮我实现我的目标。第三种方式是强迫。你按我说的做，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你。
爱——或者更宽泛地说，拥有共同目标——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方式，但只适用于有限范围的问题。我们很难深入地了解并爱上很多人。在家庭这样的小团体中，爱可以促成复杂的合作。在庞大的人群中，它也能为了非常简单的目标而发挥作用，只要目标简单到能让许多不同的人完全认同。但对于一项涉及众多参与者的复杂目标，比如写这本书，爱就无能为力了。我不能指望所有我需要与之合作的人——排字工人、编辑、书店老板、伐木工、纸浆厂工人，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人——都对我了解和热爱到愿意为了我的缘故而出版此书。我也不能指望他们都认同我的政治观点，以至于将出版此书本身视为一个崇高目标。我更不能指望他们碰巧都是想读这本书的人，并因此愿意为之添砖加瓦。我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第二种方法：交易。
我投入时间和精力写出书稿，作为交换，我得到了传播观点的机会、心满意足的自我提升以及一点点金钱。想读书的人得到了书，作为交换，他们付出了金钱。出版社及其员工、编辑们，投入了协调我们其余人所必需的时间、精力和技能，他们得到了金钱和声誉。伐木工、印刷工等人，付出了他们的辛劳和技术，也得到了金钱回报。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人，为了一项任务而合作，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
因此，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第一种方式「爱」，在其适用的地方发挥作用；在不适用的地方，则由「交易」取而代之。那些以「自私」为名攻击私有财产的论调，是将第二种方式与第一种对立起来。它暗示，我们应该用「无私」的爱来取代「自私」的交易。然而，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爱早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运转了。没有人会阻止你免费为他人做事。许多人——帮助子女的父母、医院的志愿者、童子军的领队——就在这样做。如果对于那些人们不愿免费去做的事，交易被取代了，那么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强迫。届时，人们将不再是「自私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无私地」在枪口的逼迫下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
这个指责过分吗？那些声讨自私的人所提供的替代方案，无一例外都是政府。为了钱做事是自私的，所以贫民窟应该由一支通过「全民服务制」组建的青年服务队来清理。说白了，就是这份工作得由那些要是不干就会被送进监狱的人来完成。
对私有财产制度的第二个常见指责是，资源可能会被错误地配置。一个人可能忍饥挨饿，而另一个人却食物多到吃不完。这没错，但任何一种资源分配体系都存在这个问题。无论谁来做决策，都可能做出我认为是错误的决定。我们当然可以设立一个政府机构，命令它去赈济饥民、为赤身者提供衣物，但这并不意味着饥民就真能得到食物和衣服。在某个环节，总得有某个人或某些人来决定谁能得到什么。政治机制，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官僚，都和企业家一样，必然会追逐自己的目标。
如果几乎所有人都赞成赈济饥民，那么政客或许会发现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但在这种情况下，政客的存在根本没有必要：总会有某个善心人愿意给饥民一顿饭。反之，如果绝大多数人都反对那个饥民，少数派中依然可能有善心人会去帮助他——但政客绝不会。
你不可能只赋予政客行善的权力。如果他要给一些人食物，就必须从另一些人那里拿走；食物不会凭空出现。在我所知的现代和平时期历史中，只有一次，大量民众在明明有食物的情况下活活饿死。[1]这恰恰发生在一个由政府来决定谁需要食物的经济体系之下。约瑟夫·斯大林决定了乌克兰的居民需要多少食物，而他们「不需要」的部分则被苏联政府没收，运往他处。在 1932 年至 1933 年间，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于饥荒。而根据苏联官方数据，这其中的每一年，苏联都出口了约 180 万吨谷物。即便我们采纳一个较高的饿死人数——比如说 800 万——这些谷物也足以给他们每人每天提供大约两千卡路里的热量。
然而，在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资源错配」的指责中，确实有某些东西，即使我在经济上无法认同，但在美学层面，我却有几分同情。
我们大多数人内心都相信，世间只有一种善，理想情况下人人都应为之奋斗。在一个完美的中央计划式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的一部分，共同追求着同一个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恰好是那唯一的「真善」，那么这个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完美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无法企及——在那里，每个人都追求着自己那五花八门、又不完美的所谓「善」。由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想象着，社会主义政府将由与他们自己理念相近的人来掌控，因此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将会追求那唯一的真善——也就是他们自己不完美地感知到的那种善。这当然要比一个混乱的体系好，在那个体系里，除了社会主义者以外的各色人等，感知着五花八门的其他的善，并浪费宝贵的资源去追逐它们。只是，那些梦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很少会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些「其他人」中的某一些，或许会成功地将他们的目标强加于这位梦想家身上，而非反过来。我能想到的唯一例外是乔治·奥威尔。
对私有财产的第三个指责是，只要人们还需要借助他人的财产来发表观点，甚至果腹充饥，他们就并非真正自由。如果我要么听你差遣，要么饿死，那么这种所谓的「自由」或许对政治哲学家来说有点用，但对我本人而言毫无意义。
这话说得没错，但它对任何公有财产制度不仅同样成立，而且性质要严重得多。如果财产归政府所有，那么出现一个垄断全部食物的所有者的可能性，要远大于财产归私人所有之时；因为政府的数量毕竟少得多。权力因分割而被削弱。如果一个人拥有全部食物，他几乎可以逼我做任何事。但如果食物被一百个人拥有，那就没人能逼我为了一口吃的付出太多；一旦有人想这么做，我总能找到愿意给我更优厚条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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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体制》插曲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daviddfriedman.com/Machinery 3rd Edn.pdf#page=30.12
作者：David Friedman
本译文仅供学习交流，不代表译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