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渗透的社会主义，其行之有效的策略之一，尤其在美国，就是把一些带有褒义的词语据为己有。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自由主义者」一词。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支持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自由贸易、广泛的民主以及公民自由。这个词带有的正面色彩极强；时至今日，「保守主义者」一词或褒或贬，但「非自由主义」却永远是贬义词。社会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那些更成功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宣称自由主义是坏的、社会主义是好的，而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或「进步主义者」，这是另一个好词），并把他们的对手称为「保守主义者」。
如今，除了德里的几位婆罗门精英和纽约的两三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再没人相信靠着将通用汽车公司收归国有、把街角的杂货店交给市长办公室管理，就能建成所谓的人间天堂。作为一种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已经消亡，它不可能因巴黎学生的反叛或布拉格的苏联坦克而复活。然而，包括已故的布拉格改革派在内的许多人，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一个涵义积极却空洞无物的词。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我曾与两名捷克经济专业的学生共度一晚。他们认为，捷克改革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能融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各自精华的社会。他们尤为欣赏资本主义的一点是：庸碌的工人不该与优秀的工人同工同酬。无论社会主义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都绝不包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他们希望保留政府提供的医疗保健和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但这并非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人人生活得相当富足、享有相当自由的社会；这与我们所说的自由社会大致无异。
我想，全世界许多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大抵就是如此。果真如此，那么社会主义便无需反对——只需去改善。任何能让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变得更好的变革，按照这个定义，都会让它变得「更社会主义」。倘若人们像东欧人那样，从惨痛的经历中认识到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控制行不通，那么，要让他们的社会「更社会主义」，所做的变革就该是将所有权和控制权从国家转移给工人合作社，并在下一阶段，从工人合作社转移给工人自身。
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之实，只有在悄然渗透的资本主义趋向其逻辑终点时，才行得通。否则，社会主义者们或许会走向某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混合经济，就像当今的美国经济一样，并止步于此。作为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即旧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这将是令人遗憾的。
资本主义悄然渗透的迹象在南斯拉夫便可见一斑。南斯拉夫的工人合作社，实际上就像我们这里的公司一样拥有工厂，它们必须从自身利润或政府那里获得投资所需的资本。一些合作社若进行资本投资能获得高额回报，却没有足够的利润来启动；另一些则利润丰厚，愿意为合理的回报进行投资，但其自身运营又不需要额外资本。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正如许多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所意识到的，就是允许合作社之间相互借贷并收取利息。
工人不能出售他在合作社的股份（该股份赋予他分享利润的权利），并且退休时股份即告作废。因此，掌控合作社的工人们，没有动力去做那些在他们退休后才能看到回报的投资。解决方法是让这种股份可以转让，就像股票一样。其市场价值便会取决于合作社未来的预期收益。一项长期投资会减少工人的短期分红，但能提升他所持股份的价值。这项改革一旦实施，将构成南斯拉夫向资本主义社会有效转变的又一步。
在描述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目标时，我的捷克朋友们说，在改革者所期望的体制里，大部分商品将由价格体系调控，但牛奶、面包这类必需品的价格将由政府规定。我反驳说，如果价格体系对其他商品效果更好，那么将它用于必需品就更为重要。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所以这一点上可能存在一些沟通障碍。我记得其中一人好像是说：「是的。我们的老师们也是这么说的。」
所谓财产，就是你能控制其使用的东西。如果大多数事物是由个人——无论是独立个人还是自愿组成的团体——所控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种控制权相当均匀地分散在广大民众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接近于竞争性的自由企业——甚至比我们的社会更接近。如果其成员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我又有何理由反对呢？
社会主义已死。社会主义万岁。
[本章写于苏联解体与南斯拉夫分裂之前。待我完成本书第三版时，中国已为悄然渗透的资本主义的力量提供了惊人佐证。详情参见 Ronald Coase 与 Ning Wang 的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上一章：
《自由的体制》第二十二章 论青少年的权利下一章：
《自由的体制》第二十三章 想要，就买下来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daviddfriedman.com/Machinery 3rd Edn.pdf#page=108.12
本译文仅供学习交流，不代表译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