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一年教会龙虾飞翔的人，叫疯子；可认为一场选举就能把凡人变成天使的人，却被叫作改革家，还活得好好的。
——杜利先生
你反对说，即便私有财产制度能完美运行，它依然不公。每位消费者花一块钱购买他想要的商品，就是在为生产这种商品投票。而收入是不平等的，它至少反映了能力的不平等，所以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拥有更多的「选票」。与此相对，理想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以民主方式配置资源，一人一票。因此，它优于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花钱即投票」的类比，虽常被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引用，却并不完美。撇开平等问题不谈，花钱，反倒是种远为优越——甚至说来矛盾，远为平等的——资源配置方式。原因在于，一块钱一旦花掉，就不能再花，你用来买别的东西的钱就少了。而你的政治选票，却可以翻来覆去地使用。
我们来对比两种关系：其一，是年入 4 万美金的人与年入 2 万的人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分属 40 人政治派别的人与分属 20 人派别的人之间的关系。
竞购生活必需品时，富人出价自然会高过穷人；如果市场上的食物只够一人糊口，挨饿的会是穷人。但当富人竞购的是奢侈品，而穷人竞购的是必需品时，穷人反而会赢。假设富人买够了自己做面包的面粉后，还想买下市场上剩下的面粉，好给他孩子的万圣节面具做纸塑。而此时，那位穷人还食不果腹，他愿意动用他所需的全部收入来竞购面粉。于是，他最终得到了面粉，花费也远低于他的两万块。那位富人呢？他早已用了一半收入去购买做面包的面粉（因为在那一轮，他同样在和穷人竞价），剩下的钱也就和穷人差不多了。他当然不至于为了万圣节面具，花光所有、甚至一大部分的余钱。
现在，我们用政治投票来设想同样的情景。人多势众的那个派别投票决定，把面粉分给他们一派做面包。接着，他们再次投票，决定把剩下的面粉也分给他们做纸塑。他们两次都赢了，因为他们票数占优。由于政治投票远比花钱更具有「赢者通吃」的性质，因此现实中存在的不平等，在政治领域会造成大得多的影响。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在我们的社会里，那些在政治上也处于弱势的穷人，在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时（如学校教育、治安维持），境遇要远差于他们购买私人出售的商品时（如食物、衣物）。
一些政治制度，比如国会里的「利益交换」（log rolling），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缓解投票这种「赢者通吃」的特性。一位议员会通过愿意在多少其他法案上让步，来换取同僚对自己法案的支持，以此表明该法案对他的选民有多重要。这只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极其粗糙和近似的替代，它试图通过几百个人在几千个议题上的讨价还价，来代表两亿民众千姿百态的生活诉求。
我们能创造出一种政治制度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吗？早在 1920 年代，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对此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论点可见于其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以及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将其通俗化后写成的小说《时间将倒流》。答案是：不能。当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不断修正社会主义，直到其政治控制机制的精确度和灵敏度足以媲美资本主义的经济控制机制时，他已经重新发明了资本主义。正如南斯拉夫人已经发现的那样。
II
你承认我所说的一切：监管机构如何腐化，沦为其监管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仆役；政府如何进行着劫贫以济非贫之人的财富再分配。我认为，这是反对公有财产制度的证据。你却认为，这是反对私有财产制度的证据。你辩称，正是这个私有财产社会里收入、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才腐化了其内部的公有财产元素。只因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富有，他们才有能力驱使政府为了他们的利益，去掠夺他人。
然而，劫贫以济非贫，绝非政府唯一的掠夺行径。想想民航局（CAB）的例子。它通过将机票价格固定在远高于市场价的水平，让航空公司——也就是其股东和雇员——大发其财，代价则是牺牲了广大乘客的利益。它通过阻止新航空公司成立，保护了现有公司的股东，代价则是牺牲了那些本可成立的新公司的潜在股东、顾客和雇员的利益。
航空乘客可不算穷人。他们中有些无疑比航空公司的普通股东更富有，许多也比航空公司的普通雇员更富有。那他们何以发现自己成了政府财富转移中被牺牲的一方呢？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借助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概念。所谓外部性，是指我的行为对他人产生了影响（无论好坏），但我既不能就其益处向对方收费，也无需就其损害对对方赔偿。比如，我在自家草坪上焚烧落叶，烟雾熏到了邻居，我便给他们强加了一项他们无法强制我补偿的成本。我很可能照烧不误，哪怕这样做的真实成本（包括邻居被熏得流泪）其实高于雇人把落叶运走的费用。正如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们所正确指出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缺陷。
在由政治投票主导的制度中，外部性扮演的角色要重要得多。如果我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哪位候选人会是最好的总统，这项投资若有任何收益，都将被平均分摊给两亿民众。这是一种高达 99.9999995% 的外部性。除非投票意向显而易见，否则，花时间精力去做一个消息灵通的选民是得不偿失的——除非在某些议题上，我能获得不成比例的巨大利益。换言之，除非我本身就是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员。
再回到民航局的例子。作为一名偶尔搭乘飞机的乘客，我要想对此做点什么，就得去追踪董事会每个成员的投票记录，查出他由谁任命，还得了解我的国会议员在每项相关法案上的投票立场。就算我做完了这一切，我的选票或是我试图对议员、总统施加的任何压力，能改变现状的机率也微乎其微，不过百万分之一。而即便我成功了，我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每年节省百十来块的机票钱。这根本不值得。但对航空业来说，同样的研究，背后有庞大得多的选票和金钱资源作支撑，带来的回报却是数以百万计的美金。对他们来说，这当然值得。这并非因为他们比所有乘客加起来更有钱；他们没有。关键在于，他们的利益是集中的，而我们是分散的。
特殊利益政治是一场简单的游戏。一百个人围坐一圈，每人口袋里都塞满了便士。一个政客绕圈而行，从每个人口袋里拿走一枚便士。没人在意，谁会把一枚便士放在心上？当他走完一整圈后，政客在其中一人面前扔下五十美分，此人喜从天降。这个过程不断重复，每次的幸运儿都不同。一百轮过后，每个人都凭空穷了一百美分，又平白富了五十美分，并且皆大欢喜。
III
你反对说，资本主义运作得「太好了」，以至于更高效的生产方式会淘汰效率较低的，最终让每个人都身处一个扼杀灵魂的环境，从事着枯燥重复的工作。
更高效的生产方式确实会淘汰效率较低的，但你对「效率」的定义未免过于狭隘。假设在 A 模式下，工人每小时的产出比 B 模式下多一美元，但工作条件恶劣得多，以至于他宁愿在 B 模式下工作，哪怕时薪为此少拿两美元。请问，哪种模式更有效率？无论对雇主（他节省的工资多于损失的产出）还是对工人而言，那个物质产出较低的模式才是更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的效率，既会考量金钱的成本与产出，也会顾及非金钱的成本与产出。
IV
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度里，权力不会吸引权力狂人；做决策的人，对自身利益不会有丝毫偏袒；再聪明的人，也无法扭曲制度来为自己谋利。而且，江河将为之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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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daviddfriedman.com/Machinery 3rd Edn.pdf#page=117.12
本译文仅供学习交流，不代表译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