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 1905 年到 1925 年，英格兰最负盛名的三位公共知识分子是 George Bernard Shaw、H. G. Wells 和 G. K. Chesterton。时至今日，Shaw 和 Wells 仍被视为重要人物，而 Chesterton，若非在保守的天主教圈内，则仅仅作为一些早期推理小说的作者而被世人记起。
这并非因为 Chesterton 的思想缺乏分量。他的观点中，那些在现代读者看来颇为古怪之处，大多是他与他的论敌以及当时许多先锋思想所共有的。而那些使他与众不同的立场，尤其是他对社会主义、家长式管治以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整体哲学思潮的不信任，其说服力随着数十年的流逝而日益彰显。
Shaw 和 Wells，无论他们关于超人、科学或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愿景被证明是何等的错误与危险，他们终究是左翼的，所以是进步的，因而是重要的。Chesterton 却不是。他是一位承袭 19 世纪传统的激进自由主义者，也就是如今所说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他笃信私有财产（及其广泛分配），并否定了世界非此即彼，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维持现状。正如他所言：
「我属于那类相信『集权的解药就是分权』的人。这被说成是一种悖论。说当资本过于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时，正确的做法是将其交还到多数人手中——这显然听上去有些精灵古怪、不切实际。而社会主义者会把它交到更少的人手中；但这些人将是政客，而我们都知道，政客总是会为了多数人的利益来管理它。」
Chesterton 并非保守派；在他与 Shaw 的一场辩论中，他指出对手耗费了大量时间攻击「……工业时代英格兰的现行制度……可除了来自地狱的魔鬼，谁又曾为之辩护过？……我反对他的社会主义，因为它将会……与资本主义该死地相像。」
这听起来充满悖论；当你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排除后，还剩下什么呢？但在 Chesterton 看来，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它意味着他确信自己亲眼所见的周遭：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被资本家主导的社会，在其中，多数人受雇于大公司，购物于大垄断企业，阅读着由少数百万富翁控制的报纸，而这些富翁，说来也巧，正是当权派政治精英的朋友、金主和亲属。他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过多地，接受了社会主义者对当时英格兰国情的批判，但他同时坚称，社会主义者开出的药方，恰恰走上了绝路。
他的许多批评者对此的回应是，宣称 Chesterton 的思想根本不合时宜。他则反驳说，时宜与否，无关宏旨：
「我们如今常读到，某位反叛者以何等英勇或无畏去攻击一个腐朽的暴政或一个陈旧的迷信。攻击腐朽或陈旧之物，根本谈不上任何勇气，这与挑战自己的祖母无异。真正有勇气的人，是敢于挑战那些如清晨般新生的暴政、如初绽花朵般鲜活的迷信的人。唯一真正的自由思想者，其理智必同时挣脱了过去与未来的枷锁。他对未来如何与过去曾如何一样毫不在意；他只关心何为正当之事。」
Chesterton 并不仅仅在政治上持有这些不受欢迎的观点。在宗教领域，他的思想生涯始于一个有模糊基督倾向的不可知论者，随后成为一名日益正统的基督徒，并在晚年皈依了天主教。倘若他是为了刻意冒犯当时的知识界主流而选择自己的信仰，那他几乎找不到比 19 世纪自由主义和天主教义这两者更合用的了。或许，令人惊奇的并非他已然被世人普遍遗忘，而是他的著作至今还未被公开焚毁。
当我初次发现 Chesterton 时，我已是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我沉醉于他的政治散文，同时也困惑而着迷地发现，他竟能以同等的智慧和说服力为基督教乃至天主教正统辩护——这些理念在我看来，就如同我和他的政治观点在旁人看来一样，是那么地站不住脚。更让我着迷的是，我了解到他成为基督徒，并非尽管他是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而恰恰因为他是。据 Chesterton 自己所述，在为自己的政治立场乃至整套关于现实及人类处境的世界观寻求坚实根基时，他发现自己一步步地被推向了基督教正统。当被问及为何持有此种信仰时，他答道：「因为我察觉到，拥有这些信仰，生命便合乎逻辑且行得通；没有它们，生命便悖于逻辑且行不通。」
现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会觉得这番话匪夷所思；尽管有少数基督徒，但今天声音最响亮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似乎大多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就我个人的思想历程而言，尽管我敬佩 Chesterton，我却并未成为一名天主教徒，甚至连有神论者都算不上。然而，我发现自己一步步被迫走向一种可称之为「无神的公教信仰」的哲学立场，即相信关于是非对错的论断，其真伪判定方式与关于物理现实的论断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人不应虐待儿童」是一桩事实，其意义与「物体松手便会下落」的事实属性几乎完全相同。我在此无意为这一结论辩护，但我认为值得将其记录下来，以证明现代读者，特别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应该认真对待 Chesterton 关于其政治与宗教观点内在关联的主张。
在论证 Chesterton 如今的默默无闻更多是我们的过错而非他本人之过时，我必须处理一项针对他的严重指控：他是一名反犹主义者。我认为，这项指控言过其实，但并非毫无根据。指控部分源于他与另外两位作家的交往——他的兄弟 Cecil Chesterton 和他的朋友 Hilaire Belloc，这两人很可能确实是反犹主义者；部分源于 Chesterton 个人的一段历史遭际；还有部分则源于他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其历史根源是「马可尼丑闻案」（Marconi Affair），一桩政治丑闻，牵涉数名政府大臣利用内幕消息——即英国马可尼公司将获得政府合同承建一系列无线基站——投机美国马可尼公司的股票而渔利。Cecil Chesterton 为此撰写了一系列檄文般的文章，抨击数位关键人物，结果被控刑事诽谤。他坚信辩才足以替代法律知识，于是（笨拙地）亲自辩护，最终被定罪并短暂入狱。此案中他的三位对手——英美两家马可尼公司的董事 Godfrey Isaacs、其兄长 Sir Rufus Isaacs（后来的雷丁侯爵，时任总检察长）以及邮政总长 Herbert Samuel——均为犹太人。
G. K. Chesterton 深受此案影响，一则因为他挚爱的弟弟身陷囹圄，二则因为当时的（自由党）政府试图掩盖丑闻、压制异议，在他看来，这象征着自由党背弃了自由主义原则。正如他不久后所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自由主义。但曾有过一个天真烂漫的玫瑰色时期，那时我相信自由党人。」后果之一便是，在 G. K. Chesterton 的故事里，当反派角色是权贵富豪时，他们也很有可能是犹太人。
在 Chesterton 对犹太人的态度中，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他是一名反帝国主义者和「小英格兰主义者」，相信爱国主义是小国的正当情操，而非帝国的。当英国进攻并吞并南非的布尔共和国（Boer Republics）时，他支持布尔人。后来，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写道：
「我本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国家太大，而非太小。它之所以爆发，尤其因为那些大国妄图成为世界霸主。但归根结底，它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当事物变得如此庞大，便会滋生出一种冷漠、空洞和非人格化的东西。这不只是一场民族之战，更是一场交战中的国际主义者之战。」
这和反犹主义有何关系？答案须在《犹太复国主义问题》（The Problem of Zionism）一文中寻得。这篇写于 1920 年的文章，既为指控他反犹提供了弹药，也为反驳此说提供了证据。其核心论点是，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源于他们是一个流亡的民族，以致于英国犹太人、法国犹太人或德国犹太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无视此问题并不能使其消失；若有任何解决方案，那便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这样做的一大困难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居民对犹太人抱有疑心，这恰恰源于犹太人的某些民族特性，比如他们倾向于当银行家而非铁匠，当律师而非农夫——而这些特性正是他们流亡历史的产物。为了让以色列国获得成功，「现代犹太人必须将自己转变为劈柴担水之人……当国中的犹太人是清道夫、是扫烟囱工、是码头工人、是沟渠工、是搬运工和泥瓦匠时，这个国家才算成功。」 Chesterton 认识到，这恰恰是部分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理想；在评论反犹的刻板印象与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碰撞时，他写道：「我们对犹太人的全部抱怨在于，他不事农耕、不荷锄劳作；可当他真的说：『给我一片土地，我愿耕耘；给我一把铁锹，我愿使用』时，我们若断然拒绝，就未免太苛待于他了。我们不信任他的全部理由在于，他无法真正爱上他所流浪的任何一片土地；可当他真的说：『给我一片土地，我愿去爱』时，我们若充耳不闻，似乎也太说不过去了。」
这是一篇非同凡响的文章；要理解 Chesterton 在何种意义上是反犹或亲犹的，最好，或许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读全文。人们可以轻易地断章取义，摘出那些看似反犹的片段，比如他半开玩笑地建议，应解除对犹太人的一切法律限制，唯独保留一条：要求他们穿上阿拉伯人的服饰，以提醒他们自己及其东道主，他们本质上是异乡人。同样，人们也能轻易地找到那些仿佛出自犹太复国主义者之手的段落。我发现，他断言犹太人在其侨居国是异乡人的说法，对一个美国人而言十分奇怪，但我对此的震惊却不如预想的那么强烈，这恰恰因为我最早是从欧洲犹太人口中听到此番言论的。
这类论点由局外人说出，听来便有些异样，但我认为，若能抛开成见通读此文，你很难不为 Chesterton 肃然起敬，敬佩他竟能如此坦诚地去处理一个在过去和现在都棘手无比的问题。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同样的原则也施于自身。他最终决定皈依天主教，便是决心将自己归入一个被多数英国人视为异类和可疑的群体。当他批评印度民族主义「既不那么印度，也不那么民族」时，他捍卫的是同样的原则——即各民族都应保持本色，而非成为他人的拙劣仿品。而读到这篇文章的，正是一名叫做 Mohandas K. Gandhi 的年轻印度学子。
最能将 G. K. Chesterton 的写作与古往今来其他多数意识形态作家区分开来的，是其内在的健全理智与宽厚幽默。他的意识形态对手，乃至他笔下小说的反派，既非魔鬼，亦非蠢材，而是与我们一样的凡人，在许多方面甚至令人钦佩，只不过在他看来，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无论在他的辩论中还是小说里，其最终目的都不是要毁灭犯错之人，而是要感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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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daviddfriedman.com/Machinery 3rd Edn.pdf#page=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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