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让工人在你的钢铁厂工作，你必须提供至少与他们的次优选择同样优厚的条件。如果你想要煤炭和矿石，你必须向矿工支付至少等于他们开采成本的价钱。这样，生产钢铁的成本便从投入品的提供者那里转移到了你的身上。同样，你产品的价值，也通过客户为你的钢铁所付的价格，从他们那里转移到了你的身上。如果你产品的价值大于成本，生产便有利可图，你就会去做；如果价值小于成本，生产便无利可图，你便不会去做。这就是市场社会为何「当且仅当」产品值得生产时才会去生产的简明解释——其详尽版本则需要一整年的价格理论学习和/或一本好的教科书。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除了消耗劳动力、矿石和煤炭以及生产钢铁，你的工厂还产生了二氧化硫，这让你下风向的居民生活得不那么愉快。这也是生产钢铁的一项成本，但是，在一个没有政府空气污染监管、侵权法或类似制度的社会里，这项成本由他人承担，而非你。在这样的社会里，即便总成本（包括污染）大于总收益，生产钢铁对你而言也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同理，如果你为他人创造了外部收益，比如路人欣赏你美丽建筑时获得的愉悦，你在决定是否建造它时，也会忽略这些收益。
经济学家将此类效应称为外部性——负的（外部成本）和正的（外部收益）。它们的存在，是经济学家们为政府干预市场所提供的论据之一。空气污染是负外部性，所以要监管或征税。基础科学研究产生的知识是正外部性，所以要予以补贴。这一论证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外部性正是我在第五十三章[1]所描述的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一个能迫使人们将其考虑在内的政府，原则上，可以改善无监管市场所导致的结果。
然而，这里有一个现实问题。为了妥善地完成这项工作，政府需要知道外部性的正负符号和具体大小。没有这些信息，他们可能会开出错误的税单或提供错误的补贴，甚至可能对自己本该补贴的东西征税，或对自己本该征税的东西进行补贴。
当前，专家们坚称必须立即（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解决的问题是全球变暖。而四十年前，这个问题是人口。当时，一种普遍的论调是，地球上的人越多，我们所有人的处境就越糟。相当一部分人更进一步，声称我们正面临迫在眉睫的灾难。在 1968 年出版的 The Population Bomb 一书中，Paul Ehrlich 写道：「养活全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在 1970 年代，即便立即启动任何应急计划，仍将有数亿人饿死。事到如今，已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世界死亡率的大幅攀升……」虽然他的立场比许多人更极端，但他的著作被严肃对待。而一些不那么极端的版本，在当时被广泛接受的程度，不亚于今日人们对全球变暖的忧虑。
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经济学作品，是应人口理事会主席之邀为其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他观察到，几乎所有关于该议题的讨论都来自意识形态光谱的同一端，并好奇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会是怎样。于是，他请我从一个亲市场的角度，写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
问题的核心是外部性：每多出生一个孩子，其他人是否会因此受损？如果会，受损多少？我的结论是，我不仅无法判断外部性的大小，甚至连其净效应是正是负都无法确定。而且，据我所知，其他人也同样不能，尽管有相当多的人自认为能。
人口增长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人制造污染和犯罪，更多的人依赖福利，但也意味着更多的人从事发明创造、缴纳税款、著书立说和谱写乐曲。两个方向的影响都十分巨大，且由于它们分布在一个漫长而不确定的未来，因此极难估量。
那种认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每个人更少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传统观点，至少在一个私有财产的社会背景下，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学。一个新生婴儿降临时，手里可没攥着他那份人均世界资源的契据。如果我想让我的孩子拥有土地来居住，那么他和我必须生产出有价值的东西，去与土地的现任所有者交换。
其他一些论点则正反两面都说得通。孩子越多，他们上公立学校的成本就越高，这项成本并非由其父母直接承担。然而，孩子会长大成为纳税人。将每个孩子的教育成本与他日后为学校缴纳的税款相匹配，两者大致相抵，使得净外部性接近于零。
一些外部性显然是正面的。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每个人需要分摊的国债更少。一些则显然是负面的。总的来看，我看不出有谁能足够精确地估算出这些正负外部性，以判断其总和的符号。
许多年后，我在全球变暖的议题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大多数公众辩论都聚焦于全球气温是否在上升，其原因是否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以及未来的升温幅度可能有多大。几乎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变暖是一件坏事，甚至可能是一件非常坏的事。
我过去和现在都看不出是为什么。当前的气候并非为我们量身定做，我们也不是为它而生；在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上，全球气候曾发生过巨变。如今，人类在一个远比预测变化幅度要大的气候范围内生活和繁荣。我能看到的唯一能预期「变化是坏事」的先验理由是，我们当前已对现有环境做了优化。对于快速的变化，这或许是个严重问题。但预测中的全球变暖，其速率大约是每十年三分之一摄氏度。这应该足够缓慢，能让农民调整作物、房主改造住房，且成本很小。
如果我们无法从先验上断定变暖会产生净负外部性，或许我们可以推算出其后果，然后简单地将其成本加总。预计到本世纪末，变暖将使海平面上升一两英尺。它同时也会将北半球的温度等值线向北推移数百英里，从而使地球上适宜人类居住的温暖地区面积，增加约一千倍于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的面积。平均而言，新获得的土地每平方英里的价值会低于失去的土地，但你会预期它低一千倍吗？
变暖还将带来其他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由于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跨度内的影响——专门研究变暖问题的经济学家 William Nordhaus，他的一个计算模型甚至延伸到了二百五十年后——因此，对这些影响的大小做出任何可靠的估计都是不可能的。对于我为何认为其净效应至少同等可能是正面而非负面的更详细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我的博客上找到。我在此的观点更具普遍性，旨在解释为何试图将政策建立在对外部成本与收益的估算之上，在五十年前导致了关于人口问题的错误结论，而在今天又导致了关于全球变暖的极为可疑的结论。
设想某人正在加总各种外部性，以决定公共政策该如何制定——政府究竟该鼓励还是抑制人口增长？该对碳征税还是予以补贴？如果他相信变暖的净效应是负面的，他很可能会慷慨地估算负外部性，保守地估算正外部性，甚至因为没有用心去寻找而忽略掉某些正外部性。最终，他会真诚地相信，客观证据支持了他最初的立场。如果他从相反的信念出发，他的计算便会有相反的偏见，他也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几年前，我在 William Nordhaus 的著作中，遇到了这种模式的一个惊人例证。他对全球变暖影响的研究，发现了足以证明应征收碳税以减缓其进程的负外部性，尽管他发现的外部性和他提议的措施，与一些其他研究者相比已属温和，与 Al Gore 这类活动家相比更是如此。
但即便为了得出这个温和的结论，他也必须在其成本估算中，不仅包括海平面上升这类可预测的影响，还包括那些一旦发生便会造成巨大损失的低概率事件。在与 Joseph Boyer 合著的一本书中，作者写道：「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第一代的研究发现，对市场部门的影响可能相对有限。」换言之，倘若不计入那些不大可能发生但后果灾难性的风险所带来的成本，全球变暖似乎就算不上一个严重问题了。
他们的方法存在一种奇怪的不对称性。他们考虑了允许全球变暖的低概率、高成本后果。但是，据我所知，他们并未做出类似的尝试，去考虑阻止全球变暖的低概率、高成本后果。如果我们能确信，在没有人类行为影响的情况下，气候将永不改变，那么这样做或许还有道理。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抱持这种信心，因为气候自人类有能力影响它之前很久，就一直在变化，有时甚至是剧变。
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间冰期，即始于两百多万年前的冰河时代中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间冰期的开始或结束。对全球气温的长期估算表明，它在极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呈缓慢下降趋势，可能自当前间冰期开始便已如此，这一趋势被近期的变暖所逆转。因此，全球变暖至少有可能是阻止本次间冰期结束的唯一因素。而从过去的冰期来看，间冰期结束的后果将是海平面下降超过三百英尺，使世界上所有海港都变成「高地旱港」，同时，在如今伦敦和芝加哥所在的位置上，还将覆盖上半英里左右的冰层。
我不认为这场灾难很有可能发生，但它是可能的，而且可能还存在其他我未曾想到的、不大可能但可能发生的灾难。Nordhaus 在寻找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时，把那些不大可能的也算了进去。但据我从那本书、一本后来的书以及与他的通信中所知——在写本章时，我想确保自己没有误读他的作品——他并未计入任何对相反方向不大可能发生的影响的估算。我认为，这恰恰证明了运用外部性论证来得出政策结论的问题所在。在权衡成本与收益时，人们太容易（甚至无需刻意）在天平上动手脚了。
而当你有意为之时，就更容易了。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个研究生时，我曾在国会做过一个暑期的实习生。我的议员每周把我「借」给联合经济委员会四天。他们又把我「借」给他们的州与地方财政项目组，该项目组又名乔治·华盛顿大学州与地方财政项目组，又名州长会议州与地方财政项目组——确切的头衔是凭记忆写的，可能出错，毕竟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该项目正在编撰一本「事实手册」，旨在向感兴趣的普通人介绍与州及地方财政议题相关的事实。我发现了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关于已出生人口的人口统计学事实，因此确凿无疑。它与州及地方政府预算的最大头开支相关，因此显然与我们正在编撰的书的主题相关。
这个事实关乎「学龄人口」与「纳税人口」的比率。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孩子们进入学校系统，这个比率一直在上升。这意味着，要维持人均学生开支水平不变，就需要提高税率。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婴儿潮一代正要离开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学童与纳税人的比率将要下降。这反过来又意味着，用更低的税收，就可以维持同等的人均学生开支水平。
负责该项目的人们同意我的事实是真的，也不否认其相关性。但他们拒绝将其收录进他们的「事实手册」，因为它指向了错误的方向。他们想论证的是，各州和地方在未来将需要更多的税收。而我提供的证据则表明，它们将需要更少的税收。
我当时年轻、天真，并深感震惊。眼前这些我所喜爱和敬重的聪明人，这些专业的学者，竟在蓄意地做着不诚实的工作。自那时起，我便再也不愿轻信那些来自公共政策学术领域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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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2.5-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daviddfriedman.com/Machinery 3rd Edn.pdf#page=321.05
本译文仅供学习交流，不代表译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