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儿童是不是因为不能成为童工参与社会生产，失去社会话语权，以至于如今连电子游戏都不能玩？ - @Thoughts Memo

问题描述

有句老话说的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我们在分析古代女性社会地位地下时会提到，因为女性身体条件天然地落后于男性，在农业生产、战争械斗等方面贡献不如男性，在经济上无法脱离男性的供养，导致其社会地位长期低下。到了近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女性可以利用机器与科技抹平与男性的体力鸿沟，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实现女性地位的提升。

在现代社会，越是发达的国家，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越强，对未成年人工作的限制更加严格。但由上述可推导，越是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国家，未成年人的权利就越小，由于未成年人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社会的主体成年人，以至于不仅不能像成年人一样有政治投票权，谈恋爱还要受家长控制，现在更是连游戏都没法敞开玩，这一切是不是因为立法禁止童工导致儿童社会参与度不足导致的？

提这个问题不代表提问者的真实观点或实际情况，仅为引起一种哲学思辨。

现代社会对未成年人所谓的“严密保护”，实际上是一场打着爱与关怀旗号的经济剥夺。正是因为剥夺了年轻人参与社会生产和获取经济独立的权利，才导致了他们在政治、社会生活乃至个人娱乐（比如玩电子游戏、谈恋爱）上的全面失语和被支配。

一、“保护”的实质：将儿童变成“昂贵的累赘”与“珍奇的宠物”

正如女性解放的历史所展示的那样，在前工业时代或农业社会，儿童虽然地位也不高，但他们是社会经济网络中的一环。他们很小就开始参与家庭劳作、放牧、学徒打工。他们虽然辛苦，但因为能「产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真实的位置，能切实感受到自己的「有用性」。

然而，「现代童年」这一制度被发明出来后，社会以“保护”之名，颁布了严苛的童工法。John Holt 曾在《逃离童年》第十八章儿童的工作权中指出，19 世纪的童工制度固然可怕，但那是贫困造成的奴役。而现代社会的解决方式，不是消除贫困，而是直接用法律切断了所有年轻人合法赚钱的正当途径。

一旦儿童失去了工作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他们就变成了彻底的经济依附者。在现代核心家庭中，他们变成了“昂贵的累赘”和“珍奇的宠物”的混合体。既然他们不生产、只消耗，既然父母为了养育他们付出了极其高昂的金钱和情感代价，成年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所有者”的心态：「我供养你，所以我拥有你；我为你花钱，所以你必须听我的。」这种经济上的绝对依附，就是成年人对儿童行使绝对独裁权力的底层逻辑。

二、权力真空的蔓延：从不准参与政治到不准打游戏

当一个群体在经济上被彻底边缘化时，他们在其他所有领域的权利都会土崩瓦解。

没有经济权，就没有政治权： 为什么年轻人不能参与政治？成年人总说他们“心智不成熟”。但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在社会生产体系内。如果不纳税、不工作、经济上完全依赖父母，社会就不会把他们当成独立的公民，而只把他们当成父母的附属品。
没有经济权，就没有隐私和情感自主： 谈恋爱受家长控制，是因为儿童没有“离开”的选择权。如果一个成年人受不了室友或父母，他可以搬走（因为他能赚钱租房）。但儿童不行，他没有旅行的权利，没有选择监护人的权利，更没有保障收入。这种“无处可逃”的境地，让长辈可以肆无忌惮地干涉他们的私生活。
被剥夺的休闲权（电子游戏）： 为什么连玩游戏都不能自己做主？因为在一个把儿童隔绝于真实世界（工作、政治、社会建设）之外的社会里，成年人必须找点事情来填满儿童的时间，那就是强制学校教育。学校和家长联合起来，规定了儿童“唯一正当”的职业就是“当学生”。任何不服务于“提高成绩”、“赢取未来文凭”的活动（如电子游戏），都会被视为对成年人投资（教育投资）的浪费。既然机器、网络、手机都是成年人买的，成年人当然觉得有权随时掐断电源。

三、虚伪的“隔离”：以善意铺就的软禁

「越是发达的国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越强，权利就越小。」这正是 John Holt 所强烈批判的现象。他指出，现代社会为儿童建造了一个“围墙花园”。

成年人告诉孩子：「外面的世界太残酷、太危险、太商业化，你们待在花园（学校、家庭）里，保持纯真。」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软禁。社会剥夺了他们直面真实世界、承担真实后果的机会。因为他们被认为“无法对自己负责”，所以他们必须接受全方位的监视——从读什么书、交什么朋友，到每天能在屏幕前待几分钟。

这种被剥夺了经济参与度的“保护”，带来了一个极具破坏性的后果：蓄意失败和破坏性反抗。当年轻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真实社会中获得尊重、无法通过合法劳动赚取金钱并获得独立时，他们就会用另外的方式来寻找存在感——比如在虚拟世界（游戏）中寻求掌控感，或者在现实中加入帮派、进行破坏。

四、出路何在？恢复青少年的社会参与权

正如女性是通过参与社会生产（进入工厂、获得财产权和同工同酬）来获得选举权和家庭地位的提升一样，儿童的解放也必须依赖于此。

这就是为什么 John 在《逃离童年：儿童的需求与权利》中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听起来“骇人听闻”的权利：

无论年龄大小，都有为了报酬而工作的权利。
拥有、使用和自由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
享有国家最低保障收入的权利（如果成年人有的话）。
政治权利和承担法律、财务责任的权利。

John Holt 并不是要逼迫孩子们回到 19 世纪的血汗工厂，他是要给他们选择权。如果一个 14 岁的孩子觉得学校生活令人窒息，他应该有权去快餐店打工、去车库修车、去赚取属于他自己的钱。当他口袋里有了自己赚来的钱，当他在法律上被承认为一个可以签订合同、可以参与政治的公民时，他面前的成年人就不敢再轻易拔掉他游戏机的电源，也不敢随意拆散他的恋情。因为他拥有了谈判的筹码，他随时可以选择离开。

总结

现代社会中儿童权利的全面丧失（细微到不能自由玩耍），其根源正是社会以立法的形式，彻底切断了他们与社会生产和经济基础的联系。

成年人用“爱”和“保护”作为借口，掩盖了将未成年人物化为“私有财产”和“情感客体”的事实。除非社会愿意打破这堵围墙，允许年轻人以他们觉得合适的方式、在他们准备好的时候去参与社会生产，去赚取真金白银，去行使政治权利，否则，所有关于「给孩子更多自由」的讨论，都不过是狱卒在讨论该给囚犯放风多长时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