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有没有具体的流程或者是方法？
「民科」这个贬义词是在往业余爱好者身上泼脏水，是一种词语腐败。
当我们用「民科」来称呼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不必认真对待他的理论，因为他的身份已经决定了他的错误。这种判断源于傲慢和懒惰。
「民科」这个词很难被定义清楚。如果你认为「民科」是被官方排斥的非主流，那么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和是遗传学之父孟德尔都是民科。这两个人的学术成果都被官方主流所排斥，甚至可以说是被打压，死后很久才被追认为先驱。
孟德尔是修道士，业余搞研究。当时他把研究成果发给慕尼黑大学的学术权威内格利教授，二人多次写信沟通，结果惨遭驳斥。他还给其他学者寄论文，寄了 40 多次，人家都觉得他的理论纯是瞎胡扯，压根没把他当回事。总之他的遗传学当时根本就不被当时的主流生物学界接受，死后也没人搭理，直到 20 世纪初才被人挖坟。
哥白尼在教会干了一辈子，同时还是个医生。在那个时代他所面对的官方是天主教会及其大学，当时托勒密地心说被教会神学论证为绝对真理，所以他压根不敢吭声，直到死前才在朋友的劝说下同意发表作品。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心说都不被承认，甚至被当作反面教材，直到 17 世纪才彻底被主流天文学界接纳。
如果你把「民科」定义为「草根出身，没文化」，那么发明避雷针的富兰克林是民科，发明高精度显微镜的列文虎克是民科。列文虎克是小学学历，富兰克林甚至连小学学历都没有。
如果你再放宽一点，把民科定义为「非科班出身的业余科学爱好者」，那么你会发现，多数科学先驱都是民科，比如达尔文是生物学民科（神学专业，不上班的富二代），拉瓦锡是化学民科（法学院毕业，包税人）。因为科学这个概念是 19 世纪才开始流行的，很多学科近代以前根本就没出现，当初的官学是神学，科学进步主要靠贵族闲着没事干瞎捣鼓。
我非常警惕「民科」这个词，因为这个词的词义十分模糊，容易让使用者偷换概念。历史无数次证明，门外汉也能做出科学贡献，学院派也会制造出伪科学。
颠覆性的科学发现很多时候恰恰是外领域的人最先提出的。深入一个领域往往意味着被它的预设、范式、禁忌所限制。内行知道什么问题「不该问」，知道什么方向「没前途」，知道什么理论「不可能对」。而跨领域的外行恰恰因为不知道这些，才能问出真正颠覆性的问题。
科学之所以被推崇，不是因为它对的多，而是因为它错的少。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否配得上「科学家」这三个字，不在于他是否被主流接纳，更不在于学历，而要看他是否接受外部检验。如果一种科学理论不接受同行甚至外行的批评，也不能被证伪，那么就去和李文亚坐一桌。
我们不该把先驱和骗子放在同一个词语之下。我们真正该问的是，是否给出了可被检验的具体预测？是否回应了批评而不是重复念经？用同一个贬义标签概括二者，是对历史的侮辱，也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先驱的扼杀。
再说人文学科。人类历史上人文学科的名人大多都是非官方背景的。
近代哲学家里，斯宾诺莎是民哲，休谟是民哲，叔本华是民哲，克尔凯郭尔是民哲，维特根斯坦是民哲。如果是广义人文学者，那就还有卢梭，梭罗，加缪，等等等等，根本就列不完。这些人要么是没有任何官方背景，要么是短暂在大学里教过书但之后退出。
这些人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并非是因为被某个世俗权威推崇，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庞大多元的优质读者群体的认可。广大优秀读者的评价就是他们理论的试金石。
至于官哲，康德只能算小半个，最完美样本的样本是托马斯·阿奎那和黑格尔。不过严格来说，这两个人一个是基督教学者，另一个是普鲁士国教教主，所以还是叫他们神学家比较合适。
但问题是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就开始神学化了。「哲学学位」这东西一开始就是德国人发明的，之后迅速被美国（耶鲁 1861）、日本（东京大学 1877）、中国（京师大学堂 1898）效仿。从此哲学被嵌入全球高校系统，大学开始提供稳定经费与出版渠道。这意味着哲学从一门爱好变成了一门养家糊口的工作。
但问题是，现代大学制度究竟是人文思想产生的土壤，还是它的囚笼？
我的答案恐怕是后者。
没有一个政府会愿意长期资助那些真正批判其合法性、揭露其统治根基的人文学科。因此，大学的人文学科往往倾向于保守、颂扬现有秩序，或至少不触犯它。
19 世纪的普鲁士国教、20 世纪的苏联哲学体系、纳粹德国的哲学体系、冷战时期美国的某些智库，在我看来都是如此。它们生产了大量所谓的学术成果，但这些成果的首要功能是为现有秩序辩护，而不是追问真理。
更危险的是，当代学院的人文学科正在走向一种新的神学化。不接受批评的人文理论本质上就是神学。
当一个理论体系晦涩到外行无法理解，复杂到批评者需要先花几年学习它的「黑话术语系统」，自洽到任何反驳都能被内部话术解释，那这种理论和中世纪神学有什么区别？
所以「民哲」这个词尤其令我厌恶。苏格拉底在广场上和人辩论，卢梭靠抄乐谱和富人资助写作，尼采辞去教职后在阿尔卑斯山里孤独思考，萨特拒绝诺贝尔奖并在咖啡馆写作……人文学科的伟大恰恰来自「民间」。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体制外的声音都值得倾听，也不是说所有学院内的文献都该被烧掉。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重建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不能基于身份，只能基于论证本身。 一个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提出的观点，如果论证清晰、证据充分、回应批评，那就值得严肃对待。一个被奉为大师的人写的作品，如果故作高深、晦涩模糊、逃避批评、自说自话，那就应该被钉上耻辱柱。
真正的思想者，应当拒绝被任何权威收编，拒绝向错误的思潮低头，拒绝用晦涩掩盖空洞。当我们用「民哲」来嘲笑那些在体制外思考的人，我们实际上是在说：只有拿着大学工资、发表过同行评议论文的人，才配谈论人类的处境。这是对人文精神的背叛。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想再对此继续保持沉默。
因为沉默就是共谋。
当「民科」「民哲」这些词语被滥用以捍卫学术垄断，当真正的批判性思考因为缺乏体制背书而被边缘化，当大学里的人文学科越来越像一个自我繁殖的封闭系统，那么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是几个先驱，而是整个文明自我纠错的能力。
author: cantcatchme@thoughtsm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