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学校和学校不一样。我认识的有些学校就非常好。在那些不怎么样的学校里，也分三六九等，而且许多学校正在改进。此外，我跟许多学校里的人——各级教师、规划人员和管理人员——交谈过，所以我知道，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学校现状极其不满；只要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有胆子去做，他们是很想把学校变得更适合孩子们的。
尽管如此，我们的大多数学校还是老样子：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任何人来说，要在里面待着、生活、学习，那都是个糟糕的地方。首先，学校里依然存在许多虐待现象。乔纳森·科佐尔写过波士顿学校的情况，许多在其他城市长大或教书的人告诉我，几乎所有大城市的情况都跟他讲的一样。一所大学的许多学生经常在附近一座中型城市实习教书，不久前，这所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给我讲了一件事。有个女大学生去一所学校教书，校长递给她一根棍子，对她说：「我不管你教不教得出东西，只要让他们闭嘴就行。」不用说，这些孩子家里都很穷；有钱的父母通常可受不了这个。这种事非但不罕见，反而很普遍。这位教授教的许多学生，对孩子和教育依然抱有希望和理想，实习回来时却眼泪汪汪，说：「我不想打孩子。」可是，在太多的学校里，规矩依然如此。
我曾经看到一篇报道说，在这个国家，还有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和资金，远比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多得多。真有意思。
不过，在教育界，除了少数几个右翼疯子，几乎没人会公开为虐待儿童辩护，所以去批判这种做法也没多大意义。再说，孩子面对虐待往往还能反抗。毕竟虐待是直接而公开的。如果有人拿棍子打你，或者在全班同学面前故意把你当傻瓜耍，你清楚自己遭受了什么，也知道是谁干的。你知道敌人是谁。但是，孩子在学校里受到的伤害，大部分是他们无法反抗、也没有去反抗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遭受了什么，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又或者，哪怕他们知道，也以为那是好心人为了他们好才这么做的。
几乎每一个孩子，在踏进校门的第一天，都比他今后整个求学生涯中——除非他极其特别且幸运，否则可以说是他余生中——要聪明，要好奇，对未知事物更少恐惧，更善于发现和弄清问题，也更自信、更机智、更执着、更独立。他仅仅靠着密切观察周围的世界和人，并与之互动，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那种正式的指导，就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远比学校将来要求他做的任何事都要困难、复杂和抽象，也比他的任何一位老师多年来做过的任何事都要困难。他解开了语言的奥秘。他发现了语言——婴儿甚至连语言的存在都不知道——弄清了语言的运作方式，并学会了使用它。正如我在《孩子如何学习》一书中所写的，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探索和试验，靠的是在脑海里建立自己的语法模型；他把这个模型拿出来试用，看行不行得通，然后逐渐修改、完善，直到行得通为止。在做这些事的同时，他还学到了许多其他东西，其中包括许多学校自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教给他的「概念」，而且许多概念比学校费尽心思教给他的还要复杂。
这个充满好奇、耐心十足、意志坚定、精力充沛、技巧娴熟的学习者，就这样走进了学校。我们让他坐在书桌前，然后教了他些什么呢？教了许多。首先，我们教他学习和生活是分开的。「你来学校是来学习的，」我们这么说，仿佛孩子以前从没学习过，仿佛生活在校外，学习在校内，两者毫无瓜葛。其次，我们教他：在学习上不能信任他，他也不擅长学习。比起孩子已经掌握的技能，阅读要简单得多；可是，我们在阅读教学上的所有做法，都在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如果不逼你读，你就不会读；如果不完全照我们的法子读，你就读不懂。」总而言之，他开始觉得，学习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去做的。
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办法，让他明白自己一文不值，不值得信任，只配听人使唤，是一张任由别人涂鸦的白纸。噢，我们确实在学校里唱了不少高调，说要尊重孩子，尊重个体差异云云。但是，我们的行动却与言辞背道而驰，我们在对孩子说：「你的经验、你的关切、你的好奇、你的需求、你懂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对什么感到疑惑、你盼望什么、你害怕什么、你喜欢和讨厌什么、你擅长或不擅长什么——这些统统无关紧要，毫无价值。在这里，唯一算数、唯一重要的，是我们懂什么，我们认为什么重要，以及我们希望你去做什么、想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孩子很快就学会了不再提问：老师站在那儿，可不是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的。学会隐藏好奇心之后，他后来又学会了为自己的好奇心感到羞耻。既然没机会弄清自己是谁，也没机会去发展真我（不管那是怎样的人），他很快就接受了成年人对他的评价。我曾经在一所实力雄厚的私立学校，跟几个家庭条件极其优越的八年级学生交谈过。这个孩子也会像他们一样看待自己：「我什么都不是，就算是个东西，也是个坏东西；我没有什么兴趣或关心的人和事，哪怕有，也是些鸡毛蒜皮；我喜欢的东西，对我自己或别人都没什么好处；我做出的任何选择或决定，肯定都蠢得要命；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我唯一的指望就是依附某个权威，对他言听计从。」
他学到的东西还有很多。他学到，犯错、不确定、犯糊涂，那就是犯罪。学校要的是「标准答案」。正如我在《孩子为何失败》中所写的，他学会了数不清的花招，用来从老师嘴里套出答案，哄骗老师，让她以为他懂了其实他并不懂的东西。他学会了逃避、虚张声势、弄虚作假、作弊。他学会了偷懒。在上学之前，他会独自埋头苦干上好几个小时，根本没想过要什么奖励，只为了弄懂这个世界，并掌握相应的本事。在学校里，他就像大头兵或被抓壮丁的劳工一样，学会了磨洋工。他学会了怎么趁老板不注意时偷懒，怎么判断老板是不是在看他，怎么在老板看着他时装出一副正在干活的样子。他学到，在现实生活中，除非有人收买、威逼或哄骗，否则什么都不用干；任何事都不值得纯粹为了做这件事而做；退一步说，就算有，在学校里也不能做。他学会了厌烦，学会了只用一小部分脑力来应付功课，学会了逃离周围的现实，躲进白日梦和幻想里——但这跟学龄前那种他积极参与其中的幻想可不是一回事。
学校里有不少教导「民主价值观」的漂亮话。孩子们真正学到的却是「实用奴隶制」。比如怎么拍老板马屁；怎么明哲保身，把别人拖下水：「老师，比利在……」在跟其他孩子进行这种心胸狭隘的竞争时，他学到人与人天生就是死对头。生活就像战略家所说的，是一场零和博弈：有人赢就必定有人输，有赢家就必定有输家。（实际上，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号称一流、自命不凡的大学，已经把教育变成了一场游戏，每产生一个赢家，就会有大约二十个输家。）学校也许允许他和其他孩子组成「委员会」一起干活，但总归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是干重要的活——对学校来说重要的活——那么，去帮别人或者找人帮忙，就被叫作「作弊」。
他不仅学会了敌视，还学会了冷漠——就像那三十八个目击者一样，在半个多小时里眼睁睁看着基蒂·吉诺维斯遇袭被杀，却袖手旁观，甚至连警都没报。他来到学校，对别人、尤其是对别的孩子充满了好奇。教室里最有趣的东西——往往也是唯一有趣的东西——就是别的孩子。但他必须装作没看见，好像周围那些近在咫尺的孩子根本不存在似的。他不能跟他们互动，不能跟他们说话，不能对他们笑，往往连看他们一眼都不行。在许多学校，课间在走廊里不能跟别的孩子说话；而在不少学校（有些还是高档郊区的学校），就连吃午饭时也不能交谈。这就为未来的成人世界提供了绝佳的训练：在这个世界里，你只要不是在研究怎么把别人整死，就对别人视而不见。
事实上，他学会了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地活下去。你甚至可以说，上学就是一门名为「如何封闭自我」的漫长课程。也许正因如此，许多年轻人为了找回小时候那种对世界的感知力和回应力，才会以为只有在毒品里才能找到。除了枯燥无味，学校还几乎总是丑陋、冰冷、缺乏人情味的，即使是那些最气派、装满玻璃大窗、造价高达每平方英尺二十美元的学校也是如此。到现在为止，我去过很多学校——足有几百所，许多还是新建的。但是，通过悬挂孩子或其他人创作的图画、壁画、雕塑等艺术品或装饰物，让走廊变得更有生气、更有人情味的学校，我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通常情况下，墙上唯一能名正言顺贴出来的，只有「打败琼斯维尔队」或「吸血鬼队加油」之类的标语。
坐好！不许说话！这就是学校的两大金科玉律。如果外太空有敌方间谍企图占领地球，而他的策略是尽可能把人类的孩子变蠢，好为这次占领铺平道路，那最管用的办法莫过于规定孩子每天必须有几个小时乖乖坐着，不许出声。这招绝对包管有效。孩子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身体、肌肉、声音和大脑都是连在一起的。你关闭了其中一部分，就把他们整个人都关闭了。
不久前，我参观了一所极好又极为激进的学校，它是由刚大学毕业或还在上大学的年轻人创办并管理的，叫作密歇根州安娜堡市「儿童社区」。（我们国家规模最大、最受推崇的一所大学就坐落在这个繁华的城镇，可这所学校却因为资金短缺被迫关门了，也许是暂时的，也许永远也开不了了。）那一年，学校获准借用贵格会集会所的两个房间，一间很小，另一间是普通教室大小。孩子们提议并要求，把小一点的房间专门用来做安静的活动——看书、讲故事、思考、画画、算算术、聊天、玩古氏积木和拼图等；而大一点的房间则空出来，供大家尽情地跑跳喧闹。那里确实是又活跃又吵闹。有一半左右的孩子是黑人，而且多半家里很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弱势群体」，以此来掩盖穷人缺钱、也最需要钱这个尴尬的事实。这些孩子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玩耍上，他们又吵又闹、上蹿下跳，连那些所谓的「进步」学校都不可能容忍。他们边玩边跟老师和同伴说话，没错，声音很大，激动万分，但同时也很流利，很有表现力。人们常说穷孩子、尤其是穷苦的黑人孩子词汇量匮乏，说话只会哼哼唧唧或者往外蹦单字，这些孩子似乎根本没听说过这回事。
还有一次，在去年夏末的新墨西哥州圣菲市，我看着大约六个小男孩在玩擒抱式橄榄球。他们家境贫寒，来自讲西班牙语的家庭——也就是西南部的「弱势群体」。陪他们玩的是市康乐部的一位很棒的年轻人。他的手腕和技巧真是神了，既能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不会伤着或吓着他们，又没有居高临下地迁就他们。他不知怎么做到的，让孩子们觉得他很认真，但并不可怕。这些小男孩最大的还不到八岁，但玩起来精力充沛，技巧娴熟得令人惊讶。玩的时候，他们叽叽喳喳个没完，说得既流利又切题，还常常很搞笑。有个男孩被迎面重重扑倒后，有点头晕目眩，他走到场边坐下，说：「给我两分钟暂停。」另一个队的男孩笑嘻嘻地、不怎么同情地回答：「行。一、二。」诸如此类。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些死气沉沉的教室里，这些男孩的老师根本看不到他们的聪明、活泼和机智，只会觉得他们愚笨，不可救药。
孩子的需求分轻重缓急。对有些孩子来说，在某些时候，这种优先次序并不那么绝对。也就是说，要是孩子干不了他最想干、最需要干的事，他也许还能去干点别的，或者干许多别的事，同样能获得几乎同等的快乐和满足。但在别的时候，特别是在孩子心烦意乱的时候，这种优先次序就成了关键。要是干不了最想干、最需要干的事，他就什么别的也干不了了；他卡壳了，停滞了。你关掉了一号开关，其他所有的开关也就全断电了。我在「儿童社区」看到的情景，以及后来在别处看到的情景，让我深感许多孩子都有着极其强烈的需求，这远比我以前以为的要强烈得多。他们需要进行剧烈的运动，大喊大叫，还需要深入的人际互动。这种人际互动不一定非得是打架，虽说在大多数压抑的教室里，孩子往往被压制得忍无可忍，变得狂躁愤怒，最后通常都会演变成打架。要说明这种互动还能有什么别的形式，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描述一下「儿童社区」及其他地方的孩子都在干些什么。
在「儿童社区」的玩耍吵闹室里，最受欢迎的玩具之一就是几辆破旧的三轮车。我在那儿的时候，孩子们正流行玩漂移游戏。一个小男孩会站在三轮车的后踏板上，用另一只脚使劲蹬地，把车蹬到最快，然后猛打方向盘让车漂移，通常会在地板上留下一道长长的黑色轮胎印。游戏的目标是看谁漂移得最大胆，留下的印子最长。（顺便说一句，每到周末贵格会成员自己要用这间屋子之前，必须把地板上的这些印子洗掉。）有个小女孩顶多五岁，花了一个多小时锯一块木头。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上面锯出了一道好几英寸深、歪歪扭扭的口子。除了锯个口子，她什么也没做；她就是在锯木头，在改变那块木头，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还有些孩子在一座房子里玩。房子是用一种叫瓦楞纸的很厚重的硬纸板做的——顺带一提，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具。常常是外面的孩子想挤进去，里面的孩子拼命挡住不让进。这引起了一阵阵喧闹。后来，一个或几个男孩钻进另一个矮一点的瓦楞纸箱里，发现四个角是铰接的，就能把它捏成菱形。他们很快把它捏成了一个非常细尖的菱形，在地板上移来移去，假装它是个怪物。理所当然，这个怪物去追别的孩子，别的孩子四处逃窜，或者把它推回去。不管哪种情况，大家都很兴奋。再后来，有些孩子和老师不知怎么玩起了一个游戏：拿围巾抽别人一下，然后趁对方还没还手，赶紧跑掉或躲起来。
穷孩子可能比大多数孩子更需要这种玩耍、喧闹、刺激和身体接触，但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也都喜欢。我见过的一些最棒的儿童游戏，就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的瓦尔登社区学校。这是一所私立小学。顺带一提，通过利用家长和朋友的义务劳动，这所学校的建设成本削减了约三分之一。那里的孩子多半是白人，也多半出身中产阶级；算不上富裕，但比「儿童社区」的大多数孩子要有钱得多。学校的日程安排得很明智，穿插了许多自由活动或课间休息时间。在这些时间里，各个年龄段的许多孩子都会涌进一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大房间。这个房间用途很广，跳舞、运动、看电影、开全校大会等都在这里。通常，孩子们会在电唱机上放一张摇滚唱片，把音量开得震天响，然后开始跑跑跳跳。
有一天，他们从储藏室拿出了几个处理军需品降落伞——这也是很好的教具，而且不太贵。很快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游戏：把降落伞的一部分兜到另一个孩子头上，或者把他缠住、裹住，然后在地上拖着他滑向墙角的一堆床垫，一边拖一边甩动降落伞。这就像是一场打转的拔河比赛，毫无章法，花样百出。改天，他们又玩出了完全不同的花样。刚开始，只有几个孩子从一个大约八九英尺高的活动储物柜顶上往下跳，跳到地板上的一堆床垫上。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对有些孩子来说实在太高了。别的孩子也加入了进来。有人拿出一顶降落伞，没过多久，场面就变成了这样：孩子们围着降落伞边缘散开，站成一个占满大半个房间的大圈，大喊：「一、二、三！」（后来变成了西班牙语的「Uno, dos, tres！」）。喊到「三」的时候，大家就一起迅速把降落伞往上扬。降落伞向上鼓起，比他们的头顶还高。趁降落伞还悬在半空，会有一个孩子从储物柜顶上纵身一跃，甚至是一个猛子扎进降落伞中间，最后落在下面的床垫上。有时候，就算他们没落到床垫上，所有孩子扯住的降落伞也会像消防员的救生网一样，接住他们，缓冲掉下坠的力道。拿着降落伞的孩子每次都会转动位置，好让大家轮流跳。有的人没出声，自动放弃了跳的机会。老师说，在此之前，他们从没玩过这个游戏。这些孩子究竟发明了多少这种游戏呢？
不管多大年纪、什么背景的小孩，都有极大的需求要去触摸别人，也需要别人抱一抱、推一推、翻个跟头、举高高、晃荡晃荡，而这种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我又想起了第一次参观「儿童社区」的情景。学校的创始人兼校长比尔·艾尔斯把我从密歇根大学带了过去（我刚在那儿做完演讲）。我们走进了那个大房间，比尔穿着旧衣服，我穿着深蓝色的演讲西装。孩子们根本没理我，全都围着他，每个人都有话要问或者要说，扯着嗓子喊：「比尔，比尔！」一个小男孩说：「抱起我来。」比尔把他抱了起来。吵闹声更大了：「抱我，抱我！」比尔说：「我一次抱不起两个。」不知怎么的，我也没多想，就脱口而出：「我能。」他们头一次看着我，这下可全神贯注了。「你不行，」他们齐声说。「不，我能，」我说，「我做给你们看。」两个男孩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我蹲下身，两只胳膊弯里各夹起一个，站了起来。孩子们兴奋极了。他们全都围上来看，惊呼连连。我瞬间成了大明星。然后，我发现虽然两条胳膊各夹着一个男孩，两只手却还空着，于是我说：「不仅如此，我一次还能抱起三个。」大家发出一声更响亮的「不——可——能！」我坚持说可以，第三个志愿者走了上来。我蹲下身，两手牢牢抓紧他，站了起来，同时抱起了三个孩子。全场轰动！从那以后，几乎总有一个孩子挂在我身上，或者骑在我的脖子上，或者试图在我的小臂上做引体向上；这也是个好游戏，就是（对我来说）太累人了。
还有一次，我去了一个专为附近大城市里的贫困男孩办的夏令营。这些男孩有白人也有黑人，都被贴上了「情绪障碍」的标签。有一次，我走进一个小房间，夏令营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和三个男孩对着录音机说话。这名工作人员非常敏锐，在跟孩子打交道方面很有天赋。孩子们害羞、寡言少语，他则非常有技巧、有分寸地逗他们，鼓励他们开口。我在他们旁边席地而坐，一言不发，只是听着。没一个男孩看我一眼。但几分钟后，让我惊讶的是，其中一个男孩挪了挪身子，有一半倚在了我的膝盖上。没过多久，另一个也蹭了过来，挨着我。他俩既没跟我说话，也没看我，或者用任何其他方式表示注意到了我的存在。这种无声的接触持续了好几分钟后，他们才开始跟我有眼神交流，又过了一会儿，才粗声粗气地问我是谁。肢体接触在先；如果我像大多数老师那样，在他们碰我时躲开甚至往后缩，那很可能就彻底断绝了进一步接触的可能。
但是，在大多数学校里，根本没有任何接触——不管是跟真实世界、真实的事物，还是真实的人。
在这些枯燥、丑陋、缺乏人情味的地方，谁也说不出一句逆耳忠言或真心话；每个人都在扮演某种角色，像是在玩猜字谜游戏；老师不能公开诚实地回应学生，学生也不能这么回应老师或同学；空气中几乎弥漫着猜忌与焦虑。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学会了浑浑噩噩地度日，把精力留给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大人懒得管、因而还能属于自己的小角落。即使是那些学会了怎么在体制里如鱼得水的学生——甚至可以说，尤其是这些如鱼得水的学生——也对这个体制充满鄙夷，并且常常因为自己向体制低头而鄙视自己。经历过学校教育后，还能剩下多少好奇心、独立性，或者对自己尊严、能力和价值的认同感，这样的孩子实在是凤毛麟角。
抱怨就说到这里。要说的还有很多——许多人也已经说过了——但这些已经够了。足够了。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要做的有很多。有些很简单，我们可以马上着手。有些很难，也许需要点时间。先说个难的。我们应该废除强制上学的规定。最起码也要做些修改，比如每年给孩子大量（五六十天）的法定旷课名额。我们的义务教育法曾经有过人道而实用的初衷：它保护了孩子接受一定教育的权利，防止大人剥夺这种权利，把孩子弄到农场、作坊、商店、矿山或工厂去压榨他们的劳动力。但到了今天，这些法律谁也帮不了，帮不了学校，帮不了老师，也帮不了孩子。硬把那些宁可不上学的孩子留在学校里，会让学校耗费巨量的时间，惹来无数的麻烦；更别提这些满腹怨气、一逮着机会就大肆破坏的小囚徒，学校还得花多少代价去修补他们造成的破坏。每位老师都明白，班上任何一个不想待在教室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孩子，不仅自己学不到东西，还会让别人也学不下去。至于保护孩子免受剥削，如今剥削孩子的首恶，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剥削者，正是学校。被裹挟进升学大军的孩子，往往一周要干七十多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活儿，大部分时间都耗在纸上作业的无用功里。而对许多不打算上大学的孩子来说，学校不过是个毫无用处、浪费时间的绊脚石，妨碍他们去挣急需的钱，去做些有用的工作，甚至妨碍他们进行一些真正的学习。
有人会反对：「如果孩子不用上学，那他们全都会跑到大街上闲逛去。」不，他们不会的。首先，即便学校还是老样子，孩子们至少也会在学校里待上一阵，因为在那儿容易找到朋友；学校天生就是孩子们聚会的地方。其次，学校不会停留在老样子，而是会越变越好，因为我们要想方设法让学校立刻变成它该有的样子——一个孩子们向往的地方。第三，那些不想上学的孩子能找到别的事做——就是现在许多孩子在暑假和节假日做的事——尤其是如果我们肯动动脑筋，稍加引导的话。
再说件简单的。我们要让孩子走出教学楼，给他们机会去亲身了解这个世界。要教导年轻人了解他们身处的世界，办法竟然是把他们从这个世界里拉出来，关进砖头砌的盒子里——这可是个很晚近的想法，而且是个疯狂的想法。就算是在比我们简单得多的社会里，这么做也毫无道理。幸运的是，有些教育工作者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在费城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我碰巧听说的就有这两个地方——有关部门正在起草计划，准备建立完全没有教学楼的公立学校，要把学生带到城市里去，帮助他们把城市和城市里的人当作学习资源。许多城市的私立学校已经在这么做了。这很合理。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做法。
在帮助孩子走向世界、在那里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更多的世界引进学校。除了父母，大多数孩子从来没跟别的成年人有过密切接触，除非对方专吃「孩子」这碗饭。难怪他们对成年人的生活或工作一无所知。我们需要把更多不是全职教师的人请进学校，让他们和孩子接触。我知道有一所学校，已经开始邀请艺术家和手工艺人驻校。他们会对画家、雕塑家、陶工、音乐家等等说：「来我们学校住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吧。把这里当成你的工作室。干活的时候让孩子们在旁边看着；你要是愿意，也可以回答他们的问题（如果他们想问的话）。」在纽约市，有一个「师生作家合作项目」。真正的作家，也就是还在笔耕不辍的作家、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会走进学校，朗读他们的作品，跟孩子们（许多是穷苦孩子）聊聊写作的门道。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我还知道另一所学校，大约每个月都会请附近城市的一位执业律师——而且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来给几个班讲讲法律。他讲的不是书本上的法律，而是他在案件、问题和工作中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法律。孩子们喜欢极了。这是真实的，是成年人的世界，不掺假；不是为了哄孩子而粉饰过的「新闻」，不是《我的每周读物》，不是「社会研究」课，也不是谎言和废话。
还有更简单的。让孩子们合作，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甚至从对方的错误中学习。我们现在从许多学校（包括富裕的郊区学校和贫困的城市学校）的经验中得知，孩子往往是其他孩子最好的老师。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当一个阅读吃力的五六年级学生开始辅导一年级新生时，他自己的阅读能力就会突飞猛进。许多学校开始尝试一种被称为「结对学习」的方法，有些还处于试探和保守阶段，有些则更加大胆。这意味着让孩子和其他孩子结成搭档，一起做功课，甚至一起考试，并像现实世界中的成年人一样，共同分享这项工作获得的任何分数或成果。这招似乎挺管用。有位教慢班的老师报告说，班里没有哪个学生特别能干，但在结对学习时，搭档交出的功课，比两人以前单打独斗时做的都要好。这不出所料。老师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大概就是那些用故意考砸来保护自尊和骄傲的孩子；这也许是个好办法，能让他们放弃这种手段，重新开始冒险。
让孩子学会评判自己的功课。孩子学说话，靠的不是别人整天纠正他；要是被纠正得太多，他就不吭声了。他一天到晚比较了几千次，比较自己用的语言和周围人用的有什么区别。渐渐地，他做了必要的调整，让自己的语言听起来和别人一样。同样的道理，孩子们学走、跑、爬、吹口哨、骑车、滑冰、玩游戏、跳绳，所有这些没教过就学会的本事，都是靠把自己的表现跟熟手比较，然后慢慢做出调整。但在学校里，我们从不给孩子自己发现错误的机会，更别提纠正错误了。我们一手包办了。看我们那架势，仿佛认定除非有人指出来，否则他永远也发现不了错误；除非有人逼着他，否则他永远也不会去改。很快，他就离不开行家了。让他自己来吧。要是他愿意，可以在别的孩子帮助下，自己弄清这个词怎么念，那道题答案是什么，这么说或者这么做对不对。如果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比如某些数学或科学题，那就把答案书给他。让他自己批改卷子。我们老师干嘛要在这种粗活上浪费时间呢？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当孩子说他找不到正确答案的解法时，去帮他一把。丢掉分数、考试、成绩这套自欺欺人的鬼把戏吧。我们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如何衡量另一个人懂了什么、理解了什么。靠问问题肯定不行。我们找出的全都是他不懂的东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测试的目的：设下陷阱抓捕学生。统统扔掉吧！让孩子们学会每个受过教育的人迟早都得学会的本事：怎么衡量自己的理解力，怎么分辨自己懂什么、不懂什么。
还有一些更难的改革。废除那些固定的必修课程。人们只会记住自己感兴趣、对自个儿有用的东西，也就是那些能帮他们搞懂这个世界、在世界上享受生活或者吃得开的东西。至于别的，要是他们真学了，很快也会忘得一干二净。在一个像我们这样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指望在学校学到一套「知识体系」受用终身，纯属胡说八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和难题，全都不在课本里；别说中小学，就连那些名牌大学的课程表里也没有。翻开随便哪所大学的课程目录，看看你能找到多少关于和平、贫困、种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课程。
孩子们最想做的，就是弄明白这个世界，弄明白自己和别人；哪怕被不当的教育荼毒了多年，这种愿望依然强烈。既然如此，就让他们按自己觉得最合理的方式去干这件事吧；如果他们要求帮忙，我们就搭把手。焦急的父母和老师会说：「可是，万一他们漏学了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什么将来在世上立足必需的东西呢？」别担心；既然那是世上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到了世上自然会去寻找、去学习的。大人们会说：「万一他们没学到以后用得着的东西呢？」学一样东西的最佳时机，就是你用得着它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需要学什么；二十年后我们需要的大部分知识，今天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大人们还会说：「要是让孩子自己做选择，他们会选错的。」他们当然会犯些可怕的错误。可是，除非亲身经历并承受后果，否则一个人怎么能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呢？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连犯错的机会都没有，或者每次犯错都有人替他收拾烂摊子，那他怎么能学会察觉并改变自己的错误选择，怎么能学会纠正错误呢？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获得过做真正选择的机会，他怎么会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选择和决定呢？要是他觉得连自己都靠不住，没法掌控自己的人生，那他该找谁来替他掌舵呢？
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点：我们到底想培养出什么样的后代？是胆小怕事、百依百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绵羊，还是自由的人？要是我们想要的是绵羊，那学校现在的样子就太完美了。要是我们想要的是自由的人，那最好马上动手，来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上一篇：
《表现不佳的学校》第二章 一知半解下一篇：
《表现不佳的学校》第四章 必修科目四：内卷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3.1-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THE UNDERACHIEVING SCHOOL - ENGLISH : JOHN HOLT : Free Download, Borrow, and Streaming : Internet Arc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