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许多年轻人承受着追求高分的巨大压力。人们在谈论或撰文探讨这种现象时，大多暗示大中小学校并不用为这些压力负责；他们声称，一方面是家长焦虑且望子成龙，另一方面是日益复杂的社会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学校不过是无辜的受害者。这话有几分道理，但不多。确实有极少数学校违背自身意愿，被家长的要求逼成了高压学习工厂。但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工作者自己才是这些压力的源头和起因。他们非但没有去发展交由他们管教的学生的智力、品格和潜能，反而越来越多地利用学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参与到一场受虚荣心驱使、旨在赢得金钱和声望的竞赛中。如今，教育机构为学生服务只是句空话；事实上，在任何有野心的学校里，学生真正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表现来提升学校的名气。
这不仅在大学里如此。有人理直气壮地指出学生过度焦虑、劳累过度，我曾听到中学甚至小学的老师在回应这种说法时辩解说，如果减轻学生的负担，他们的考试成绩就会下降，学校的名声就会受损。我至今仍能想起一所名牌小学的一位老教师在教职工大会上的发言。他说，如果学生的成绩测验分数赶不上竞争对手学校，学校就不得不「关门大吉」——尽管当时这所学校的入学候补名单还排得老长。我知道有一所学校，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老师的工资是根据班级成绩测验的分数上下浮动的。
不久前，我参加了新英格兰地区一所顶尖预备学校的校友晚宴。在那儿，我听到一位老师在演讲中吹嘘有多少百分比的学生被第一志愿大学录取，有多少人直接进入大学二年级就读，等等。那个语气，活像个制造商在吹嘘自己的产品比竞争对手的好。反过来，学校老师开会讨论差生时，那语气往往就像是管理层在审视一件劣质产品，认为它不配打上公司的招牌，正准备把它淘汰出局。有时，他们也会因为学校没把孩子教好而感到担忧和遗憾；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感到担忧甚至怨恨，觉得是孩子没给学校争气。
我认为，许多学生（特别是最优秀的学生）正遭到野心勃勃的学校无情剥削；这就跟工商界把他们当成消费者、让他们承受沉重且极具破坏性的心理压力一样。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
在这些学校里，孩子从十二三岁起，很可能在学校熬过漫长的一天后，晚上还要做两三个小时甚至更多的作业——到了周末作业就更多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孩子远在没上大学之前，每周就要花七十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在功课上。自从残酷的工业革命早期以来，孩子们还从来没干过这么长时间的活。
我教过的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女孩不久前对我说，她每天晚上和商人们一起坐通勤火车回家。大多数商人回家后可以和家人一起度过一个轻松的夜晚，而她却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的功课要做。她说这话时并没有多少抱怨，更多的是一种苦笑。而且，对那些男人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白天干的活，大概还没有她的功课那么难、那么累人。
大中小学校辩解说，他们是被迫给学生施加重压的，因为社会越来越需要受过高等训练的人才，云云。这种借口大多是虚假且不诚实的。
毫不客气地说，教育工作者最关心的是能向两类人吹嘘：一方面是对那些正在为孩子找大学的家长，另一方面是对那些正在招兵买马的企业高管。他们想说，自己的大学比别的大学更难进，因此也更好；所以，最优秀的学生就该送到这里来，最优秀的员工和研究生也得从这里挑。
最近，我在私下跟一所常春藤男校的几位老师交谈时说，我们大学的任务，不是为将来要在商界、政界、科学界和学术界身居高位的人提供职业培训；而是帮助男孩女孩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和公民。结果，我被反问了一个极其发人深省又有趣的问题：如果一所大学不培养未来的「领袖」，那将来从哪儿筹集校友基金？要是没钱，怎么在这场名望争夺战中撑下去？是啊，从哪儿筹呢？这确实是个难题。但这不该是教育工作者首要关心的问题，更不能以此为由，把追求分数的压力重重地压在越来越多孩子身上。
这些压力有什么后果呢？后果有很多，而且全都有害。这些压力让年幼的孩子过度关注怎么给出标准答案和避免犯错；逼着他们采取防御性的学习和行为策略，扼杀了他们的智力，让真正的学习几乎变得不可能。
对于像我现在教的这些十几岁的大孩子来说，后果波及更广，危害也更大。在这个年龄，一个成长中的人也许最需要的是无忧无虑。正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意识到有必要弄清这个人是谁、是个怎样的人；并且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够也将要决定这个人会成为谁、成为怎样的人。简而言之，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不仅开始了解自己，也开始有意识地塑造自己，开始直观地感受到梭罗那句话的含义：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杰作。
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由那些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品质、品位、信念）构成的。这些东西是他自己发现、选择并接纳的，不会丢失，也夺不走，更不取决于他的地位、成功或别人对他的看法。具体来说，这些东西包括他钦佩的人；他自己选择并喜欢的书本、音乐、游戏和兴趣（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也不管这些东西按理说是不是「好的」或「有价值的」）；以及他自己去寻找并丰富了人生阅历的经历。
青少年需要时间去做这种寻找、品味、选择和屏弃。他需要时间去跟人交流，去思考自己是谁，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才能达到那个目标。他需要时间去品味人生经验，去消化它们。但我们给他的时间不够。
此外，我们把他放在一个时刻受人评判的位置上，他整个未来都可能取决于这些评判；这样一来，我们其实是在强迫青少年把注意力从「自己是谁、应该成为谁或想成为谁」，转移到「我们认为他是谁、我们想让他成为谁」上。他不得不一直掂量自己给我们（他的长辈、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印象。大多数年轻人本来就有一个严重且致命的毛病：太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我们这样做，反而加重了这个毛病。
既然我们的评判往往是挑剔的、负面的，甚至苛刻的，这就加重了他们另一个同样严重且致命的毛病——总是幻想别人把他们看得一无是处，更糟的是，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别人的好评。青春期本该是让人获得身份认同、体会到自我价值的时期。我们却几乎板上钉钉地让情况完全反了过来。
在这场我们逼着孩子参与的竞争中，几乎所有人都输了。对大多数家长和学校来说，孩子光是考上大学并在那里表现良好，已经不够了。甚至对大多数孩子自己来说也不够了。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唯一拿得出手的目标就是考进名牌大学；考不上别的就是失败。因此，我常听到男孩女孩们说：「我想上某某大学，但我不够格。」他们居然会这么想，仅仅因为某个素昧平生的大学招生官的看法，就断定自己愚笨无用，这真是荒唐透顶。
我们施加给年轻人的压力，也容易摧毁他们的力量感和目标感。我有个朋友，最近以优异成绩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他说，学校给他们布置了读不完的书，哪怕你阅读能力极其出众，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连一半都读不完。
看着永远做不完的功课，年轻人往往会像许多疲惫的商人一样，觉得生活就是一场恶性竞争。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受自己控制。外部力量驱赶着他们不停往前走，连喘口气或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为了不属于他们自己的目标，奔向一个未知的结局。在他们看来，社会并不像古希腊的城邦那样，是一个他们正准备加入并去塑造的共同体；它更像一台冷酷无情的庞大机器，总有一天会逼着他们屈服于它的意志。
我的学生问：「面对社会，我该怎么保护自己，保护内心深处那个真实的自我呢？」问完之后，他们又黯然断定，这根本办不到。我想，保罗·古德曼说我们把适合奴隶的心态强加给了年轻一代的精英，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给他们的不是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屈从感和奴役感。他们之所以追求更多的知识和力量，并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去做自己选择的伟大事业；相反，他们咬牙硬挺着做功课（而且往往做得很好），只是因为不敢说「不」。
在摧毁他们使命感的同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摧毁了他们在工作和休闲中的快乐。梭罗曾经写道：「真正有效率的劳动者不会把一天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而是带着一种宽裕闲适的氛围，从容不迫地去干活。」要是一个人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迫不及待想回去工作、并带着强烈的快乐全身心投入进去的感觉，那他可亏大了。不仅亏大了，他干出来的活可能既不怎么样，也不太值得去干。
我想起了几年前我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因为功课没做完，连续几个周末都被留在学校里——按理说是想让他利用这时间把功课补上。在其中一个周末，我发现他在搞他的一项爱好——摆弄一台小印刷机。我没好气地对他说：「你要是直接把必须要做的功课做完，把这事了结了，那你就能自由自在地做你想做的事了。」
他用一种远超于我的、带着疲惫的智慧，心平气和地说：「没用的。他们只会给你塞更多必须要做的功课。」
这话放在今天比当年还要真实。学校就是狠不下心来说一句：「行了，够了。」不管他们把圈举得多高，只要孩子成功跳了过去，他们就把这视为一个信号，非得把圈举得更高不可。
这些压力的恶劣后果已经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令人痛心。伴随着心理疾病的增加，自杀、饮酒或酗酒以及吸毒的情况也在增加。我们还在报道中看到，各种作弊行为大幅增加，不是在差生中，而是在那些即使不作弊也能考出高分的优等生中。我们有大量本该是最精明强干的年轻人，竟然开始相信必须靠作弊才能成功；相信成功如此重要，以至于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但追求高分的压力所带来的更广泛、更普遍的后果是，它贬低并腐化了学习这一行为本身。我们靠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是我们发放奖励和奖品的方式，让许多年轻人确信：我们学习不是为了获得理解的快乐和满足，而是为了从中捞取好处；在大中小学里，重要的不是你懂不懂、理不理解，而是要让别人以为你懂了、理解了；知识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能帮我们更好地处理私人和公众生活中的问题，而是因为它已经成了一种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价的商品。学校已经成了一种骗局，而在学校进而是在人生中取得成功，全凭你学没学会怎么去钻这个骗局的空子。
能不能劝说大中小学取消或大大降低对高分的要求呢？有许多理由让人觉得他们做不到。
首先，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争夺名望的竞争对美国青年和美国教育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事实上，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还在大谈特谈什么提高标准、升级教育。
其次，他们会说，从以往经验来看，正是那些考试得高分的学生，最有可能在大学里坚持读下去。但这本来就是因为他们太多的教学内容是围绕着拿高分来设计的；要是他们降低了考试和分数的比重，自然也就没那么必要非招会考试的学生不可了。
第三，大学会说，除非他们提高分数线来增加录取难度，否则申请人数太多，他们挑不过来。但现在的申请人数已经够多了，他们最终还是得根据分数以外的许多标准来做决定。为什么不加重这些标准的比重呢？要是申请的人还是太多，为什么不抽签决定呢？在这样的机制下，申请热门大学的学生会知道自己被录取的几率很小。即使没被录取，他也会觉得只是运气不好，而不是因为自己一无是处。
也许可以劝说一些名牌大学达成共识，联合宣布每年招收一定比例的低分申请者，只要这些申请者在其他重要方面符合条件。如果他们发现（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发现的），这些学生总体上跟那些拿高分的学生一样有用、一样有价值，那他们就可以提高这个比例。这样的政策会鼓励中小学和老师去追求高分以外的目标，至少也能给一些不擅长考试但极具天赋的年轻人带来希望。
但要是劝不动大学放弃或者缓和对名望的争夺，非要去抢那些能帮他们长脸的高分学生，那中小学就该站出来反抗他们。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去打破「只有在名校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迷思。
我以前认识，现在也认识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对自己的课程根本不感兴趣，对他们来说，大学生活既不让人兴奋，也没有什么启发。我也认识其他一些聪明能干的男孩女孩，他们以前或现在就读的学校名气要小得多，甚至毫无名气可言，但他们在那里受到了极大的激发和鼓舞。
在某些情况下，非名牌大学里的一流学者或教师可能没那么多，但情况往往是，哪怕只有这么几位，他们也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真正能干、充满好奇心的学生身上。而学生们自己承受的压力较小，也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向这些老师求教。
最重要的是，学校和老师必须言传身教，尽一切努力打破那种观念，不能让孩子觉得教育就是为了赢取某个权威人士的青睐而跟别的学生赛跑。他们必须树立起新的理念。借用耶鲁大学已故校长格里斯沃尔德的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个人进行自我教育的渴望与能力；也就是说，在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中寻找意义、真理和乐趣。」
——1966 年
[目前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我们的一些顶尖大学开始意识到，分数和考试成绩并不是评判入学申请者的最好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我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过一个学生，他本人也是一所常春藤大学的教授。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学生高中连高二都没读完，而是去旅行、工作和自主学习，后来却同时被哈佛和布朗大学录取了。
我们的中小学一直以为筹码全在大学手里。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名牌大学需要好学生，就像学生需要名牌大学一样。试想一下，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始对大学说：「我们最好的学生早就厌倦了为了分数死记硬背：他们想为了学习的兴趣和快乐而学习。除非你们向他们（也是向我们）证明，你们不再把分数看得那么重，否则他们就要去找别的大学了，我们也会帮他们找。」这样难道不能改变现状吗？毕竟，压力是可以双向施加的。
从长远来看，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大学不能录取每一个申请入学的人。要是名额满了怎么办？那就学学剧院、电影院、音乐厅或报告厅的做法——挂个牌子，说里面没座了，想看就得等下一场。如果有人非要上某所热门大学不可，甚至愿意为了进去等上四年，那校方明智的做法，就是让他排队等，直到腾出名额为止。大多数学生都会很明智地选择去别的差不多同样出色的大学，那边排队没那么长。让名额挤爆成为学生要操心的问题，而不是学校的问题。同样地，让学生自己去判断他能不能应付大学的功课。比如我去音乐厅听一首艰涩的乐曲，没人会在门口给我来场考试，看我到底听不听得懂。实际上，它可能真的太难了，我可能听不懂也不喜欢，从而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金钱。风险得由我自己担，倒霉也只能认了。买书、看戏、听讲座或逛博物馆，情况也是如此。让学生自己去承担同样的风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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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3.1-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THE UNDERACHIEVING SCHOOL - ENGLISH : JOHN HOLT : Free Download, Borrow, and Streaming : Internet Arc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