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是我认为应该发生的事，而不是可能发生的事。我们必须抱最好的希望；但目前看来，人类似乎还不够聪明、不够有远见、不够宽宏大量、也不够相互信任，不足以把自己从已经制造并还在不断制造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其次，我知道谈论未来有多冒险。二战期间，我们听过无数次这样的说法：在战后的明日世界里，每个美国人——至少每个体面、富裕的美国人——后院都会停着一架自家的直升机，随时准备把他送到想去的任何地方。这并没有发生，而且几乎肯定不会发生。许多其他的预测也被证明同样是错的。
第三，受限于文字表达，我必须把未来的问题写得好像它们多少是独立且互不相干的，并按某种顺序逐一探讨；而实际上，它们是盘根错节、浑然一体的。举个例子，我必须把工作的问题写得好像它跟种族主义或和平问题关系不大；但事实是，至少对许多人来说，工作日益稀缺、朝不保夕且枯燥乏味，这会激起他们的焦虑和怨恨，从而使种族主义和和平问题变得更难解决。同样，由于种族主义的存在，人口问题也变得更加棘手；在世界许多地方，富裕的西方国家帮助穷人降低出生率的努力，原本是出于好意，却被视为（并因此遭到抵制）白人企图限制有色人种数量，以便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手段。
此外，只要我们继续用点算尸体的数量来衡量在越南的军事胜利，我们就不能怪其他穷国产生这种想法：要抵御我们对他们事务的暴力干涉，最好的防御手段也许就是尽可能多地保留活口。
诸如此类相互关联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们似乎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一个整体问题的一部分。遗憾的是，除了探讨构成这个整体问题的各个部分，我们没法直接说出这个整体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们该怎么列举这些问题呢？最好先列出囊括并关乎整个世界的问题：和平与种族主义；接着是更具体地关乎我们自身社会的问题：工作与休闲、浪费与环境、以及自由。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已经跑题了。说到教育，人们可能以为会听到关于教室拥挤、师资短缺、校舍陈旧、财政支持形式落后、完整学年、教育技术的影响等话题。我把这些话题全撇开了，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是教育机构的问题，而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们是手段，不是目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学校该怎么做它们的工作，而是它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教育跟我们时代那些重大的议题和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
和平
我们越来越相信，靠着核僵局或「恐怖平衡」，就能维持和平，或者至少能避免或阻止核战争。事实上，这种僵局也确实「奏效」了，而且比大多数人（当然包括大多数和平工作者）预想的还要好。但如果我们觉得可以无限期地指望它，觉得没必要对我们管理世界、处理世界问题和分歧的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那将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原因有三。第一，技术随时可能打破这种僵局。第二，人们常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和运载系统，核僵局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我们无法确定，中国人，或者将来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或者将来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又或者将来的非洲黑人统治和白人统治国家，在对待核武器时，能不能像俄国人一样谨慎。第三个原因几乎没人提过。人们把美国和俄国没有开战的全盘功劳都归结于核僵局，但我们没有打起来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之间没有、也从来没有过任何真正值得一打的东西。我们之间的争吵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并非基于现实问题，而是基于两国领导人突然激化的恐惧和猜忌。
我记得二战结束后不久，《读者文摘》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大概叫《为什么美俄之间会保持和平》。文章指出，两国都没有对方真正需要或想要的领土或资源；我们没有接壤的边界，不会因为争端升温而爆发公开冲突；我们的利益，以及在最重要方面的目标和观念，更多的是相似而非对立。这篇文章说得对。当激情冷却后，由激情引发的争吵也就平息了，或者至少变得可控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危险在别处。这种危险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它不在于人们一时互相愤怒和恐惧，而在于那些并非想象、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时间不会让这些问题变好，只会让它们变得更糟。因为 1969 年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世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其中一个世界里；他们是有色人种（用我们的话说），而且非常穷；每过一年，他们就更穷一分。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住着我们剩下的人——少数富裕的白人。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引发摩擦了；但还有别的原因。我们享受的许多财富，是我们靠武力或欺诈从有色人种那里夺来的；他们开始想把财富要回去，而我们还没准备好还给他们。此外，我们消耗的世界资源份额逐年增加；我们越来越富，他们越来越穷。最后，也许是最严重的一点，我们富裕的白人是种族主义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鄙视、害怕、甚至仇恨任何与我们肤色不同的人。
显然，这种情况不会随着时间而好转。它甚至不会停滞不前。如果所有的有色人种国家都像一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那样贫穷、混乱，我们也许还能指望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让他们保持贫穷、无知和无权无势，就像南非白人压迫占多数的黑人那样。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就是个例子；即便没有中国，其他国家中有些也迟早会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甚至可能拥有化学和细菌武器。因此，爆发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它也许是突发性的核战争，也许是我们目前在越南的那种大屠杀的延续，一场漫长、可怕而野蛮的血战。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为了获得稳定持久的和平，我们不能再像现在这样，靠运气和核僵局混日子了。我们必须终结种族主义，更公平地分配世界资源，向贫困发起真正的攻击，收集并销毁世界上大部分甚至所有的毁灭性武器，并且设计、实施更公正合理的方式来处理全球性问题、解决国际争端。这些任务都需要很长时间，我并不是说世界和平必须等到它们完成后才能实现。但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着手去做。
教育跟这项任务有什么关系？说起来似乎很简单：我们必须利用学校，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懂得必须完成这些任务的公民，以及一批具备相应技能的专家。但这只是任务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真正的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它跟教学内容、课程或学问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但跟人心和精神息息相关。我曾经在一篇题为《教育与和平》的文章中写道：
除非我们明白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否则我们为和平所做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根源就在于那种非要找替罪羊不可、也必定能找到替罪羊的人；他们要把日常生活中积攒的失望、嫉妒、恐惧、愤怒和仇恨，发泄到这些名正言顺的靶子上。一个讨厌或鄙视自己工作、老板、邻居，尤其是鄙视自己的人，总会找到办法让别人受苦受难、甚至丢掉性命，以此来补偿自己缺失的自由、能力、尊严和价值感。
我们这个时代根本的教育问题，就是找到办法，帮助孩子成长为没有作恶愿望的成年人。我们必须承认，传统教育非但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甚至从来都没尝试过。事实上，如果有的话，传统教育的努力方向恰恰相反。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向来是把孩子培养成这样的成年人：只要领导人宣布谁是敌人，他们就准备好去仇恨、去杀戮。有些社会并没有刻意把孩子培养得好战、沙文主义、排外、把每个陌生人都当成敌人，但即便是这些社会，也从来没有尝试过让孩子觉得，用来约束他们与邻居关系的道德准则，同样适用于全人类。
事实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所有道德准则，都包含一个逃避条款；有时是暗示的，但往往是明文规定的。这些准则不管怎么表述，说的都跟我们的「十诫」一样：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不可作假见证，等等。但随后他们又加了个注脚：这些规矩只适用于自己人——我们的部落、我们的王国、我们的信仰。一旦提到「他们」，也就是外面那些人、陌生人、异教徒、不信教的人，那道德准则就可以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撒谎、偷窃、欺骗、杀戮、破坏、折磨——再怎么坏也不过分；实际上，越坏越好。 [我写这段话时，我们还没开始向越南农庄里的男女老少投掷凝固汽油弹和白磷弹。不知怎么的，我当时没想到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直到现在，人类社会还从来没有不得不去正视人类作恶的根源，那就是作恶的愿望……道德准则在其有限的适用范围内，至少运作得还算不错；原因恰恰在于，总有那么些人，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仇恨他们、伤害他们。人类之所以负担得起这个逃避条款，之所以能在道德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消灭敌人还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当时的破坏手段极其有限，也是因为人们要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来维持生存……
但现在不同了……足以杀死几千万、几亿人，甚至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手段，已经触手可及。而且还很便宜。一个不珍惜自己生命、因而觉得任何生命都毫无价值的人，也许没法在自家地下室里制造出「末日机器」；但他可以通过投票，甚至不用投票，就能让政府去制造并在最终使用它们。实际上，要毁灭人类，我们甚至都不需要这么强烈的作恶意愿。要收集并销毁所有已经制造出来的毁灭性武器，确保以后再也不会制造这类武器，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还需要一种超乎想象的、勇于承担风险、信任他人并作出牺牲的意愿。那些还没准备好、也没下定决心这么做的人，只要退缩、阻挠、让我们维持现状，就足以确保世界末日的降临了。
在这个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夏山学校的 A.S.尼尔的观点——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快乐的人——就绝非轻浮和感情用事，而是极其严肃、极具分量、且切中要害的。为了人类的生存，我们确实必须学会培养这样的人：他们渴望、也能够过上充实、有意义且充满欢乐的生活。这意味着，我们在家里和学校里，必须给孩子一样他们现在很少得到的东西——自由、尊严和尊重。
换句话说，为了有效地为和平而努力，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更多这种或那种知识，而是头脑和心灵中更多某些特定的品质。富国为了帮助穷国发展，每年做的越来越少；不是因为他们懂的不够多，而是因为他们不够关心。我们缺的不是技术或资源，而是同情心和慷慨。告诉孩子他们有多重要，或者用惩罚和耻辱来威胁他们，逼他们把自己的东西「分享」给随便哪个索要的人；在学校里这么做，是培养不出同情心和慷慨的。只有在学校里创造出一种自由、尊重和信任的氛围，真正的善良和慷慨才有望在其中生根发芽。
种族主义
正如我们在英国和俄国逐渐看到的，种族主义在富裕的白人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和威胁。很可能没有任何一个白人国家不存在种族主义；只要有足够的有色人种出现，它就会随时爆发并显露出来。种族主义在美国尤为严重，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是种族主义最严重的国家——我们不是——而是因为我们最富有、最强大。问题是，我们在教育领域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消除种族主义呢？最高法院、几乎所有非种族主义的白人，以及几乎所有的黑人，给出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实行废除种族隔离的教育。（这段写于 1965 年。时代变了。请参阅第 94-95 页的后记。）我比许多人都更迫切地觉得我们必须这么做。但我之所以这么觉得，理由可能有点与众不同。
几乎每个支持废除隔离教育的人，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实际上都会说：「因为如果不这样，黑人就无法获得平等的教育。」我怀疑这是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我甚至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最需要废除种族隔离，是为了我们的白人孩子，而不是黑人孩子。种族主义，至少在这个国家，至少到目前为止，是白人的病，不是黑人的病。既然这种病要是任由其发展下去，就会摧毁我们的自由，甚至会把我们拖入种族战争从而要了我们的命，那我们就必须自己治好它。要治好它，大概唯一的办法就是培养出一两代没有这种病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确保所有的白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频繁且长时间地跟黑人接触。（同样，请参阅后记。）当我们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的麻烦似乎就不再是因为有太多的黑人孩子了；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黑人孩子。
但我绝不确定废除隔离教育对大多数黑人来说就是最好的。在我看来，白人美国和黑人美国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而且现在依然，完全就像是一个富裕的殖民大国和一个贫穷、不发达、受剥削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唯一奇怪的区别在于，这两个国家碰巧占据着同一块领土。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黑人实际上一直试图让白人允许他们离开殖民地，移民到宗主国去；也就是离开黑人美国，搬进白人美国。除了极少数例外，这种努力失败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了。黑人开始面对现实：他们是不被允许离开自己那个不发达的国家的。那么，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发展它。但他们在废除了隔离的学校里将要或可能接受的那种教育，能不能让他们为这项任务做好准备，这可绝不好说。
我想起了一个例子。在二战期间所有关于所谓世界政治的书籍中，只有一本没有几乎立刻被事件淘汰，而且事实上也是我读过的这类书里最好的一本，那就是埃德蒙·泰勒的《因亚洲而更富裕》。所有向往和平的人都必须读读这本书。在一个令人难忘的段落里，泰勒描述了跟一位年轻印度医生的谈话。这位医生抱怨说，他接受的西方医学训练，让他根本没法为自己的同胞服务。他说，印度太穷了，用不起西方医学。诚然，黑人美国不像印度那么穷、那么不发达，但总体来说，它还是太穷了，用不起大多数白人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医疗。它需要的，是那些在医生变成年薪三万五千美元的阶层之前、曾为白人美国服务过的那种医生——那种愿意出诊而且收费不至于高得离谱的全科医生。
大多数黑人美国人住在贫民窟里，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谁来把这些贫民窟变成体面的住所呢？白人美国显然不肯掏这笔钱，而黑人美国也雇不起白人美国来干这活。黑人跟所有贫穷和不发达国家的公民一样，需要学会少花钱多办事——建房子、经营企业和银行、教育和培训自己及孩子。他们能在白人美国的学校里（哪怕他们能进得去）学会这些吗？或者他们会学这些吗？这似乎不大可能。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被「更高视野」计划洗脑，变得想要在郊区买套房子；然而没人会让他们买；或者，如果他们有能力买，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同胞抛在身后，让同胞像以前一样孤立无援、群龙无首。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指望白人学校培养出一些逃离黑人社区的移民，但指望不上他们培养出多少得力的黑人领袖。
[我已经开始相信（也许是因为我必须相信），我们学校或社区的废除种族隔离，并不是消除我们社会中种族主义的必要条件。我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看得很清楚：废除种族隔离不再是一个可能或有用的目标，甚至在短期内都不再是一个可取的目标。出于最明显、最现实的原因，黑人已经不想要它了；而占压倒性多数的白人绝不会容忍它，实际上他们甚至不惜犯下任何罪行来阻止它。
我们必须为之努力的目标完全是另一回事。曾经那也许高尚的「大熔炉」理想，已经演变成了泰勒在《因亚洲而更富裕》中（尽管是在全球语境下）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他非常正确地指出，西方除非摒弃文化帝国主义，学会与许多迥然不同的文化在相互宽容和尊重中和平共处，否则世界就不会有和平。现在，这已经成了和平、自由和正义——甚至是美国右翼分子心心念念的「法律与秩序」——的代价。再谈什么「美国生活方式」已经没用了——这种方式把太多人排斥在外太久了。是时候考虑「多种美国生活方式」了；也就是让泾渭分明、甚至可能大相径庭的文化在这个国家里相互尊重，并在法律的平等保护下共存。这些文化有朝一日会不会融合、交汇成一种文化，我不知道。我不指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我甚至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件好事。不管怎样，这个问题不重要。仅仅是创建一个这样的多文化社会，把对黑人以及许多其他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尊重写入法律和习俗，就够我们忙上好一阵子了。
我认为，想把孩子送到有白人孩子的学校去上学的黑人，理应有权利这么做；白人社会也理应捍卫他们的这项权利。这一点和以前一样正确。但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黑人（他们的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去按居住区隔离的学校上学）应该有权控制和管理这些学校。既然我们已经以压倒性多数决定，不让黑人进入我们的白人美国，而是把他们隔离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那么，停止剥削那个国家——我们剥削了三百年的殖民地——并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去发展它，这就仅仅是最基本的正义而已。]
——1969 年
工作与休闲
我这里说的工作，是指大多数人理解的工作：为了挣钱而干的活。关于未来的工作，有两点似乎是明确的。首先，工作可能会越来越少；其次，剩下的工作，可能会越来越不像工作。过去，人们用工作来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能证明他们有用，首先是因为他们被雇佣了，因为有人觉得付钱让他们干活是值得的；其次是因为他们干的活本身。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根本没人愿意付钱让他们干任何事。而在那些确实有工作的人当中，许多人在工作中几乎找不到什么自尊感；要不是为了钱，他们根本不干。机器操作员正在变成机器看管员。过去，熟练工人利用机器这种复杂的工具来干自己想干的活。现在，他越来越像是在伺候机器，给它喂料，按它的需求办事。简直就是机械保姆：给它塞上奶瓶，它哭了就叫我。W.H.费里最近说得很贴切，许多未来工作的原型，将是现在地位低下的守夜人。人们将看管越来越复杂的机器；证明工作顺利的标准就是相安无事；只有在极其罕见的出故障时，他们才有事可做；而且，确保不再出故障，往往还是别人的差事。这事既没多少乐趣，也没多少满足感。（前几天，我开车经过一家大型汽车装配厂，一个曾在那里工作过的年轻人告诉我，厂里大约 80% 的工人平时都靠吃安非他命，才熬得过工作的枯燥。）
我们可以预见，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绝不会减轻。如果是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将面临两个问题：如何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让生活变得有意义；以及如何打发时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去做一些看起来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去寻找这个「一些事」。因此，学校必须是这样一个地方：孩子——以及成年人——能有时间和机会去尝试许许多多的事情，从而弄清楚哪些事情最值得去做。我强调的是「做」。如今孩子在学校里，极少有时间用来「做」任何事；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或理应在）吸收信息，或者为了证明自己吸收了，再把信息吐出来。课表上可能零星点缀了一点艺术、手工、体育、戏剧、音乐或舞蹈，但极少有孩子能在学校里得到足够的时间，去认真钻研其中任何一项。如果他们确实认真去学了，那也是在校外，而且通常得由父母掏钱。如果父母掏不起这笔钱，或者社区没能力或不愿支持学校系统外的专门机构，那大多数孩子就什么都接触不到。就这样，我们在大多数孩子的头脑和精神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为大众娱乐节目和各种感官刺激的贩卖者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市场。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算是勉强奏效了；我们混过来了。但从长远来看，这行不通。目前只有少数人用来占据、充实生活，并让生活变得有价值的那些严肃的课外兴趣，必须被所有人发掘并享受。
我不想暗示这些活动仅限于我提到的那些。许多人完全可以、也愿意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美化环境，而且会乐在其中；不仅美化自己的房子，也美化任何他们能触及的环境，种花、种灌木、种树，并且悉心照料。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美滋滋的；有一次，我替姐姐在她的房子周围种了几棵树，哪怕她在那儿只住了一年。我现在大概每年还能去看一眼那些树。就算我再也见不到它们了，我也觉得栽树时花的时间和累断腰的力气花得很值。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长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
不过，我往往偏爱艺术（包括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以及手工艺。这不仅是因为我喜欢，更是因为我觉得它们有更大的空间让人去思考、努力、倾注心血、严于律己并获得成长。它们不是一口能喝干的井。人们不会很快对它们感到厌烦，不像打保龄球，如果你一周五天、每天打八个小时，肯定会烦。但它们还有别样的满足感。如果干重体力活是因为它值得干，而不是纯粹为了帮别人挣钱，那这种活也能立刻带来满足感。
关于这些活动，这些不计报酬、纯粹为了做而做的工作，关键在于它必须调动并耗费工作者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和才干。光靠弄点规模更大、花样更好的业余爱好，是撑不起人生的。必须得有挑战的成分，有追求完美的冲动，或者至少得有想进步的念头。一个人可以给自己买点电动工具，每周花上五六个开心的钟头，打几个书架，或者把几块漂流木做成台灯。只要他的正经工作不在这上面，这倒挺好。可要是每周花上三十、四十或者五十个小时干这个，那就不够了，就行不通了。他就得开始琢磨怎么做出真正漂亮的物件，得像每个艺术家一样，去追求那永远无法完全企及的完美。否则他就会觉得无聊，而那些电动工具也会像今天许多人家里的一样，在地下室里生锈。
人们还有许多办法可以通过工作来帮助别人。我们也许足够明智、足够慷慨，能消除贫困，但依然会有大量的人需要帮助——病人、残疾人、老人、精神失常的人。如果我们按「人生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不管这是什么意思），要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这个原则来办学校，那肯定没几个人——肯定远远不够——会有兴趣干这种活。简而言之，学校必须成为一个个社区；在这里，孩子们不是靠听人说教，而是通过亲身生活和实践，学会体察并顾及他人的需求。这绝不是搞什么装模作样的模拟立法机构，而是要让学校成为这样一个地方：孩子对自己的工作极其尊重，因此也会尊重他人的工作；并且会自然而然地关心怎么把学校变成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做自己想做的工作的地方。
贫困、浪费与环境
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相互牵扯，还跟前面讨论过的所有问题都有瓜葛；要把它摘得一干二净再来谈，简直是不可能的。正是威胁环境的那种贪婪，同样阻碍了向贫困发起有效攻击的脚步。前几天，有人给一家杂志社写信，针对一篇关于保障全民基本收入的文章，气呼呼地质问：「我凭什么要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拿去养那些不肯干活的寄生虫？」这问题已经没法用理智去辩论了。既然你对别人就是这副心肠，那你自然就会这么想。同样，当环保主义者说那些活了几千年的红杉树应该留给子孙后代时，肯定有不少木材大亨在心里不耐烦地嘀咕（当然，对公众，他们会编造一套圆滑的谎言）：「见鬼，子孙后代为我做过什么？」是啊，做过什么？这问题没法正面回答。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压根就不会问这种问题的人；这种人觉得自己是人类锁链中活生生的一环。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爱国的人——而不是只知道仇恨政府指认的敌人的人；他们表达爱国之情的方式，首先就是别拿垃圾、废料和啤酒罐把国家给淹了。
关于贪婪，我们了解一些；不多，但有一点。贪婪的人是个总想填补内心黑洞的人；他想用财富、地位、名誉和权力，来弥补自己失去或从未发展起来的价值感。贪婪的人还往往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因为过去受过的某种伤害或委屈，他总是试图（而且总是徒劳地）对某个人或整个世界进行报复。把满山红杉砍光的木材大亨，为了建新钢厂而毁掉密歇根湖畔沙丘的钢铁巨头，把周围的空气或水里排满毒物的公司经理，以及把装满垃圾的纸袋和啤酒罐顺着车窗扔出去的游客，他们在某个重要的方面全都是一样的：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他们都在说：「去死吧，你们这帮混蛋！」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永远赢不了、也永远打不完的战争，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缺了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怎么去找。他们永远不知足；内心的黑洞永远填不满。教育的问题，就是要帮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不要留下这种填不满的黑洞，不要产生这种非要吞噬整个地球不可的无情欲望。不是要根除贪婪（有些贪婪是天性），而是要给它设定某种合理的界限。据说，缅因州一家著名体育用品店的老板 L.L.比恩曾遇到有人劝他，说只要稍微使点劲，他的生意就能翻三倍。比恩回答说：「为了什么？我又不能一天吃四顿饭。」没错；适可而止就行了。
自由
不久前，我在一所非常好的小学家长教师协会（PTA）会议上发言。和往常一样，我呼吁给孩子们更多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决定学什么以及怎么学。会后，一位家长走到我面前说：「我觉得，随着孩子们长大，我们必须逐渐减少他们的自由，好让他们为将来的成年人生活做好准备。」以前，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很难知道该怎么回答。在一个标榜自由的国家里，如果有人告诉你，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这种情况不仅不坏，至少也改变不了，我们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帮他们习惯这一切；面对这样的人，你能说什么呢？
似乎没有什么科学方法能证明自由是好东西，是有价值去捍卫的东西。我相信它是，也许仅仅是因为（借用 W.H.费里的话来说）我喜欢「感到自由」。我也相信，自由在这个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危险；原因恰恰在于，有太多的人，就像我提到的那位家长一样，不觉得自由，从来没有过，也不指望有。因此，他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值得为它大惊小怪。对许许多多的美国人来说，自由不过是一句口号；这句口号让他们觉得，鄙视、仇恨甚至杀死任何一个据说自由比他们少的外国人，都是理直气壮的。当他们偶尔遇到一个感觉自由、行为自由，并且把自由当回事的人时，他们往往会感到害怕或生气：「你算什么东西，神经病吧？」可悲的是，一个没有真正自由，或者自以为没有自由的人，他想的不是怎么去获得自由；他想的是怎么把那些拥有自由的人的自由给夺走。
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让人觉得自由少了，就算没有剥夺任何具体的权利或自由，也会削弱和威胁我们所有人的自由。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人觉得不自由呢？其一是被人摆布：不得不屈从于那些他够不着、看不见、也说不上话的人，觉得对这些人完全无能为力。其二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找不到真相。再有就是觉得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发言权，没有真正的选择可做；觉得决定他往东还是往西的，是别人在他背后替他做的决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造成这种感觉的客观条件正在增加，而且肯定还会继续增加。
原因有二。第一，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商业机构、政府部门）必须打交道的组织，规模越来越大。第二，仿佛遵循着某种组织定律，它们变得越来越集权，越来越缺乏人情味，越来越官僚。当一个问题第一次摆在一个组织面前时——对外人来说，我们对任何组织永远都是「问题」——总会有个人来研究它，并试着解决它。但在解决的过程中，他就立下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很快就会变成一套系统，系统又变成一条规定。过不了多久，组织允许我们交谈的，就只剩下那些和我们一样无助、一样无权做决定的基层员工了：「抱歉，规定就是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是个打工的。」
偶尔，凭着运气和死缠烂打，你能一路杀进机器内部，找到一个能拍板并愿意管事的人。几年前，我向当地一家有名的大百货公司订了些货。百货公司告诉我，他们只能发出我订单里一半的货，然后就把货寄给我了。接着，他们居然有脸给我寄来全额账单，说缺货的那部分金额可以给我算作抵扣额度。我拒绝付账，告诉他们，我订了多少货就要多少货，等货全送到了我再付钱。接下来，我就收到了一连串的格式信件；起初是命令式的，后来变成了威胁，满嘴都是找律师和冻结我的银行账户。我回信表达了我的愤慨和怒火。大约过了六个月，终于来了一封活生生的人签名的信。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把事情说了一遍；他道了歉，说他会看看能怎么处理；没过几个星期，剩下的货就送到了，我也把账结了。皆大欢喜。但要是当时百货公司拿走了我的钱，结局大概就不会这么欢喜了。而普通人既没有时间给商店写十几封信，也不觉得有底气去对那些拿律师和银行来吓唬人的话嗤之以鼻。
政府往往显得同样高高在上。我给总统、副总统、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写过许多信。偶尔有位国会议员的回信，能让人觉得他确实读了我的信。但绝大多数时候，收到的都是格式信件和油印的宣传稿。毫无疑问，每一封信肯定都有人看，但看信的人几乎从来都不是能解决问题的人，或者压根就不关心我是怎么想的；顶多就是偶尔把我的信当成一个数字，统计一下。这些看信人的任务，不是把我的想法和愿望传达给上级，而是挡在我跟上级之间，安抚我，劝我走开，别再烦他们，好让他们继续干他们自以为该干的差事。而且，我还得补充一句，还得让我相信他们编造出来糊弄我的任何说辞。因为我们的政府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不透明、越来越不诚实。它甚至连掩饰都不掩饰了；高层官员越来越直白地告诉我们，在许多领域，我们无权知道到底在干什么，他们也不打算告诉我们。
威胁我们自由感的另一个因素，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侵犯我们的隐私。这种侵犯分两种：未经授权的窃听，以及可以称为授权或强制的窃听。关于前者，没必要多说；过去一年里，关于不断开发并越来越广泛使用的各种奇特的电话窃听和窃听设备的文章多如牛毛。少数自由主义者感到愤慨，华盛顿也有零星的抗议声，但情况几乎不会有什么改变。窃听只会越来越多，不会减少；我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许多部门，以及越来越多的私人机构，将继续违反法律；普通人将越来越接受（不管情不情愿）这样一个现实：只要当权者乐意，随时可以而且将会监听他的谈话。
我说的强制窃听，是指那种所谓的心理或性格测试；这类测试要求人们回答关于自己（他们的思想、愿望、梦境、恐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是他们不想回答的。要找许多工作，就必须做这种测试。尽管人们理所当然地对这些测试嗤之以鼻，但它们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可能会增加；因为它们能赚钱。而且，它们不仅迎合了当下人们喜欢打探别人隐私的癖好，还迎合了当下的一种迷信，即「科学」不知怎么的就能消除人类事务中的风险。我所说的强制窃听，还包括目前以安全为名收集情报的做法——强迫人们宣誓作证，交代过去的信仰、交往等情况；或者从别人的朋友、房东、邻居那里收集这些信息。有传言说，要把各种窥探者收集到的关于本国公民的所有这些信息汇总起来，在华盛顿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庞大的人际闲话档案。热爱自由的少数人会抗议，但这种收集闲话的做法很可能会变本加厉。这样一来，普通公民就会觉得越来越没有自由。
面对这些压力，我们该怎么拯救并扩大自由呢？显然，我们需要培养出一代人——许许多多代人——他们对自身自由的感知和热爱，必须强烈，比我们强烈得多。而我们今天的学校，根本培养不出这样的人。对高中生的民意调查显示，首先，他们对《权利法案》知之甚少；其次，对于他们知道或被告知的内容，很多他们根本不信。在一次调查中，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警察应该有权对犯罪嫌疑人使用「三级手段」——也就是严刑逼供。他们的其他回答也同样充满独裁色彩，令人毛骨悚然。
看看我们学校现在的样子，这就不足为奇了。当今公共教育最让人震惊、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学校里，绝大多数时间，孩子们受到的对待就像监狱里的囚犯一样。就像南非的黑人一样，如果没有书面许可，他们寸步难行；而教学楼里到处都是监督员——也就是线人和警察（他们本身大多也是学生）——来确保他们确实拿到了许可。在大半天的时间里，他们甚至连说话都必须得到允许。然而，转念一想，这并不是最让我震惊的。最让我震惊的是，学生们对此不反抗、不抱怨、不介意，甚至还为之辩护，觉得这是必要的，是为了他们好。他们真真切切地被训练成了现成的奴隶。
一个大城市公立学校系统的副局长，曾经给大约六七十名高中生（主要是黑人）以及一群老师（包括我在内）做过一次演讲。他要传达的信息是这样的：在学校里你最好放老实点，老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每次都要马上照办，不许提问，不许争辩，不许顶嘴。为什么？因为学校给你们每个学生都建了一张小卡片；每个教过你的老师都可以把你不讨喜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全记在那张小卡片上。等你毕业找工作时，那张小卡片就会送到你未来的老板手里，并会在你整个（或几乎整个）职业生涯中如影随形。我听得毛骨悚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他又谈了一些学校积极的一面——职业规划、就业机会，都是些常规的防止辍学的打气话。他说话时，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在拼命地抛出问题：这真的是真的吗？这很普遍吗？学生们到底知不知道卡片上写了什么？他们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吗？有机会申诉吗？实际上，对于那些被指控犯罪并面临惩罚的成年人，法律通常会给予的保护，在这里有任何体现吗？
到了提问环节，我满怀期待地等着学生们提出这些问题。这是他们的集会；他们才是这些恶行的受害者；让他们先说。但是没人吱声。最后，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自己问了。那位演讲者很冷静。他说不知道其他城市的情况，但在他的城市，这是普遍做法。没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被指控了什么；就算知道，也没有任何机会为自己辩护。没错，这可能会在某些地方造成不公——最让我难以置信和理解的是，这位演讲者本身就是黑人——但总体来说，这似乎是管理事情的理智方法。不管怎么说，体制就是这样；他的职责不是去改变体制，也不是去抱怨体制；他能告诉学生这些，已经比大多数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做得多了。我猜这话倒不假。
后来在课堂上，我们进一步讨论了这件事。有些学生已经知道这些卡片的存在；不知道的人也不觉得惊讶——这和他们预想的差不多。他们完全无法理解，这件事到底有哪点让我如此不安。我问他们关于走廊通行证的事。哦，是的，他们全都要填。对于没有书面许可就不能走动，他们怎么看？他们不介意。有个聪明男孩自认为是自由派甚至激进派，还积极参与和平和民权运动。他说：「学校必须这么管，不然孩子们会把教学楼给拆了。」我说：「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你会这么干？」他说：「不，我是说别人会。如果他们想走动就能走动，他们会滥用这种特权。」特权！他这话听起来，活像个在谈论每天在监狱操场上放风一小时的囚犯。
去年秋天，我认识的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孩，带回家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欢迎来到 XYZ 初中》，这是发给所有新生的。我读了。这真是一份奇文。我忍不住把它和陆军发给新兵的小册子做了个比较。从这两本小册子来看，陆军似乎比 XYZ 初中要友好、热情、讨人喜欢一百倍。陆军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很高兴你来到这里；这支部队里有许多有趣的事；我们觉得你会喜欢这里，并且会相处得很融洽。」而初中传达的信息是：「我们盯着你呢；你的小把戏我们一清二楚；你只要敢越雷池半步，看我们怎么收拾你。」这简直可以拿来当关押极度危险罪犯的最高戒备监狱的规章制度范本。
这种对待方式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结果不出所料。如果他们原本有一点自我价值感，这种对待方式会将其摧毁殆尽；如果他们本来就没有，这种对待方式会让他们几乎永远也无法获得。它让孩子们确信，他们（当然还有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资格承担责任，也不配得到尊重和信任。由于剥夺了他们拥有、行使、享受和珍视自身自由的机会，这种对待方式让他们相信，或者让他们很容易相信，真正的个人自由往好了说是毫无价值，往坏了说是极其危险的。简而言之，这简直是绝佳的奴化训练。如果我们想要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对上是奴隶，对下是主子；在这个国家里，尊重并服从权威是生活的指导原则；简而言之，一个像希特勒上台前那一代人的德国那样的国家——如果这就是我们想要的，那我们走对路了。不仅走对路了，还在加速前进。埃德加·弗里登伯格也许是唯一一位指出（在《消逝的青春期》和《在美国成年》中）学校一贯且蓄意侵犯学生公民自由的作家。他最近写道，我们学校里暴力的体罚正在迅速增加——不仅仅是打手心，而是长时间、严厉的殴打。就像他们说的，理当如此。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要这样一个国家：人们会抵制日益增长的要求顺从和奴性的压力，并大力捍卫自己和他人的权利，那么，我们最好开始在学校里给孩子一些真正的自由——移动的自由、说话的自由、规划和使用自己时间的自由、指导和评估自己学习的自由；让他们像理智的人那样行动，并被当作理智的人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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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不佳的学校》第十二章 乌烟瘴气的黑板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gemini-3.1-pro，校对 Jarrett Ye
原文：THE UNDERACHIEVING SCHOOL - ENGLISH : JOHN HOLT : Free Download, Borrow, and Streaming : Internet Arc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