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玩的越来越少，精神障碍越来越多

现在的孩子比过去更焦虑、更抑郁，事出有因。

过去的 50 到 70 年，美国年轻人的抑郁和焦虑率一直稳步上升。根据一些评估，今天符合重度抑郁症和/或焦虑症诊断标准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人数，至少是半个世纪或更久以前的五到八倍。这种精神病理学的增加并不是诊断标准改变的结果；即使测量手段和标准不变，它仍然成立。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 Jean Twenge 领衔的一项刚刚发布的研究表明，这一代年轻人的抑郁、焦虑和其他精神疾病在急剧上升，这是最新的证据。[1] Twenge 和她的同事们利用了明尼苏达州多相人格量表（MMPI）这一工具的长期数据。这是一份用于评估各种精神障碍的问卷，早在 1938 年，我们就对美国各地的大学生进行了大样本测试，而 MMPI-A（用于较年轻青少年的版本）则对早在 1951 年的高中生样本进行了测试。结果与使用各种指数的其他研究一致，这些研究也表明在过去五年或更长时间里，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焦虑和抑郁急剧增加。

我们通常觉得历史总是进步的，但是，若以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来衡量进步与否，那么我们一直在退步，甚至能退步到上世纪 50 年代初。

我就想问，为什么？

心理病态的增加似乎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实际危险和不确定性无关。这些变化与经济周期、战争、人们经常谈论的影响儿童心理状态的任何其他类型的世界事件无关。在大萧条、二战、冷战以及动荡的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期，儿童和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发生率远低于今天。比起当今世界实际是怎样的，这些变化似乎更多地与年轻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

年轻人越发感到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我们知道，焦虑和抑郁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或缺乏掌控感有显著的相关性。认为「我命由我」的人，比起认为「我命由天」的人，更不容易感到焦虑或抑郁。你可能会认为，过去几十年来，人们的生活掌控感应该有所增加。我们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能力已有实质性的进步；限制人们因种族、性别或性取向选择的旧有偏见已经减少；人们的平均财富也比过去几十年来有所增加。然而，数据显示，年轻人秉持「我命由我」信念的比例，在几十年间已经急剧下降。

对控制感的标准衡量工具是 Julien Rotter 在 1950 年代后期开发的一种问卷，称为内外控制点量表。问卷包括 23 对陈述。每对中的一种陈述代表对内部控制点（由个人控制）的信念，另一种陈述代表对外部控制点（由个人外部的环境控制）的信念。做测试的人必须决定每对中哪种陈述更真实。例如，以下是一对陈述：

• (a) 我发现，许多事命中注定。
  
• (b) 我不喜欢听任命运安排，倒不如自己做主，采取明确的行动。
  

在这个实例中，选 (a) 代表外部控制点，而 (b) 代表内部控制点。

多年来的许多研究表明，那些在 Rotter 量表的内部得分较高的人比那些在外部得分较高的人生活得更好。[2] 他们更可能得到理想工作，照顾好自己，并在社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不太会变得焦虑或抑郁。

几年前，Twenge 和她的同事们分析了许多以前使用 Rotter 量表的研究结果，这些研究涵盖了 1960 年至 2002 年的年轻人。[3] 他们发现，在这个时期，平均分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于 9 到 14 岁的儿童以及大学生——量表结果从内部控制点转向了外部控制点。事实上，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 2002 年的平均年轻人在外部控制点的得分甚至超过了 1960 年代 80% 的年轻人。在这 42 年期间，Rotter 量表上的外部控制增长与抑郁和焦虑的上升趋势呈现出相同的线性趋势。

[更正：Twenge 及其同事用于 9 至 14 岁儿童的控制中心数据来自 Nowicki-Strickland 量表，该量表由 Bonnie Strickland 和 Steve Nowicki 开发，而不是 Rotter 量表。他们的量表与 Rotter 的类似，但经过修改，可用于儿童。]

有理由认为，外部控制的增加（以及内部控制的减少）与焦虑和抑郁症的增加有因果关系。当人们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没有或没有把握时，他们会变得焦虑：「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怕的事情，我无能为力。」当焦虑和无助感变得过于强烈时，人们会变得抑郁：「试也没用；反正会失败。」

向外在目标转变，背离内在目标

Twenge 的理论是，焦虑和抑郁的代际增加与从「内在」目标转向「外在」目标有关。[1] 内在目标是与个人自身发展有关的目标，例如在自己选择的事业上精益求精、发展有意义的人生观。而外在目标与物质奖励和他人的看法有关。这些目标包括高收入、地位和美貌。Twenge 引用的证据表明，当今年轻人，普遍来说，更多关注外在目标，更少关注内在目标。例如，大一新生年度调查中显示，当今大多数学生认为「经济上的富裕」比「发展有意义的人生观」更重要——而在上世纪 60、70 年代，情况正好相反。[4]

向外在目标的转变，可能与控制点的外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对实现外在目标的个人控制力，远不如实现内在目标时的控制力。通过个人努力，我完全可以明显提升我的技能，但这并不能保证我能致富。我可以通过灵修或哲思，找寻人生的意义，但这并不能保证我会更具吸引力，或得到他人的赞誉。如果我的情绪满足来自于「内在目标」的进步，我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健康。但如果我的满足感依赖于他人的评价和奖赏，那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控制就会大大减弱。

Twenge 认为，从内在目标转向外在目标的转变，代表了整体上向物质主义文化的转变，这种转变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传播。从出生起，年轻人就被广告等海量信息轰炸，这些信息都暗示，幸福取决于美貌、人气和物质财富。我猜，Twenge 的观点至少部分正确，但我将提出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更重要、更基本：我们可以假设，外部控制点、外在目标、焦虑和抑郁的代际增加，主要是因为，同比以前，自由玩耍的机会减少了，学校教育的时间及其重视程度增加了。

自由玩耍的减少如何导致控制感和内在目标的减少，以及焦虑和抑郁的增加

如我在这里和这里^[1]所指出的——以及其他人在最近的畅销书中所指出的[5]——孩子们玩耍和探索的自由，在没有直接的成人引导和指导的情况下，近几十年来已经大大减少。自由玩耍和探索历来是孩子们学习解决自己的问题，控制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兴趣，并在追求自己的兴趣方面变得能干的方式。这是我以前许多文章的主题。（例如，参见《玩耍的价值》系列文章。）实际上，玩耍，在定义上，是由玩家控制和指导的活动；而这种玩耍，在定义上^[2]，是指向内在而非外在目标的

通过剥夺孩子自由玩耍的机会，始终让孩子处于成人的监控之下，我们正在剥夺他们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生活的机会。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正在保护他们，但事实上我们正在减少他们的快乐，减少他们的自我控制感，阻止他们发现和探索他们最喜欢的事业，并增加他们患焦虑、抑郁和其他疾病的几率。

强制学校教育如何剥夺年轻人的个人控制感，引导他们追求外在目标，并助长焦虑和抑郁

过去半世纪乃至更久以来，随着自由玩耍减少，学校及其类似的活动（如课外辅导和成人指导的体育活动）在人们眼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如今，孩子在学校每天要待的时长、每年要待的天数、一生中要花费的年数都是史无前例的。对测试和成绩的重视程度也前所未闻。在学校之外，孩子们在成人的指导和保护下，被照顾，被排名，被评判，被奖励的时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在所有这些环境中，是成人在掌控一切，而非孩子们自己。

一上学，孩子就能很快领悟到：他们自主选择的活动，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评价，都不重要。真正有分量的，是老师的选择和评判。老师的想法并非总是可预测的。你可能刻苦学习，但因为没能精准把握老师的要求，或者没能猜中考题，依然可能得个低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课堂上追求的不是真才实学，而是好成绩。如果让他们在深入学习一门课程和拿到 A 之间做选择，大多数学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一现象在教育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存在，至少在研究生阶段以前是如此。这并不是学生的错，这是我们的错。我们就是这样设定的。我们的教育制度，不断地进行测试和评估，年复一年，强度只增不减。这一制度明显地将外在的奖励和目标，替代了内在的动力。这制度诞生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都在有意制造焦虑和抑郁。[6]

在学校这个地方，孩子也没法选择与谁交往。孩子们被赶进陌生的空间，强制和另一些孩子待在一起。他们必须在这些空间中度过白天中大部分时间。在自由玩耍中，感到被骚扰或欺负的孩子可以直接退出，找到另一群更合得来的人；但在学校里，他们无法这样做。无论霸凌来自其他学生还是教师（这并不少见），孩子通常别无选择，只能每天面对那些人。

有时候，结果会很惨烈。

几年前，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和 Jeremy Hunter 对 6 到 12 年级的公立学校学生在学校的幸福指数进行了一项研究。[7] 来自全国 12 个不同社区的 33 所不同学校的 828 名参与者，每人一周内都佩戴了一款特殊的手表，这款手表被设定在早上 7:30 到晚上 10:30 之间的随机时间发出信号。每当信号响起，参与者都要填写一份问卷，记录他们当时在哪里，做什么，以及他们当时的幸福或不幸福的程度。

幸福指数最低的时候，很显然，就是孩子在学校的时候，而最高的幸福指数出现在他们离开学校、与朋友交谈或玩耍时。与父母在一起时的幸福指数处于这个范围之间。周末的平均幸福指数有所提高，但是从周日的晚些时候开始，由于想到又要开始一周的学校生活，幸福指数就会骤降。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遵循一种固有模式——孩子必须在他们最不愿待的地方，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这一信念的代价巨大，尤其损害了孩子的快乐和心理健康。

是时候重新思考教育了。

另有出路

任何考察过瑟谷类型的民主学校和非学校​​教育经历者的人，只要扪心自问，就明白我们还有别的出路——一种倡导自由、玩耍、自主探索的教育。为了教育孩子，完全不必逼疯他们。一旦不再逼迫年轻人，他们就会获得自由和机遇，也就能进行自我教育。他们乐于这样做，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内在价值观、个人自制力和情绪健康。这是本博客整个系列文章想要传递的核心要义。整个社会都应该对此及时给予重视。

此时此刻，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这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为所有人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你的疑问、感悟、故事、观点都会被我以及阅读这篇文章的所有人尊重，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当然，鼓励大家在这篇文章下面的评论区里发言——译者注）

参考文献

[1] Twenge, J., et al., (2010). Birth cohort increases in psychopathology among young Americans, 1938-2007: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the MMPI. In pres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 145-154.

[2] For references, see Twenge et al. (2004).

[3] Twenge, J. et al. (2004). Its beyond my control: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of increasing externality in locus of control, 1960-2002.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8, 308-319.

[4] Pryor, J. H., et al. (2007). The American freshman: Forty-year trends, 1966-2006.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5] Examples of such books are Hara Estroff Marano's A Nation of Wimps and Lenore Skenazy's Free Range Kids.

[6] Consistent with this claim is evidence that the more academically competitive the school, the greater is the incidence of student depression. Herman, K. C., et al. (2009). Childhood depression: Rethinking the role of school.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6, 433-446.

[7] Csikszentmihalyi, M., & Hunter, J. (2003). Happiness in everyday life: The uses of experience sampling.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4, 18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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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内容包含教育建议，国外经验仅供参考。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jianglutan，校对 Jarrett Ye
原文：The Decline of Play and Rise in Children's Mental Disorders | Psychology Today
作者：彼得•格雷（Peter Gray）博士
发表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
审稿人 Lybi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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