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更严格标准」的理由

人们在谈论教育「标准」时，常常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有时，他们指的是指导教学的原则，意味着我们应该改变教学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横向转变。（比如 1989 年美国数学教师协会提出的标准，就旨在从记忆孤立的事实和步骤，转向理解概念和解决问题。）

相比之下，当你听到有人提出我们需要「提高标准」时，这其实指的是一种纵向转变，即要求学生学习更多、做更多、表现更好。这可能会引起混淆，因为关于标准的讨论有时仅限于这两种含义之一，有时又在它们之间来回摆动，甚至有时隐含地利用一种含义来支持另一种含义。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种情况；我们并不是说不应该有指导方针来规范课堂活动，或者我们目前的方法不需要改变。（只要看一眼传统课堂上那种「大堆事实」的教学模式，就不难理解制定新标准——进行横向转变的必要性。）

对于纵向转变这一理念，至少从抽象层面来看，似乎难以反驳。我们不都殷切期望学校能有上乘的办学质量，学生的各方面才能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吗？这自然无可非议。然而，当前关于「更严格标准」的呼声背后，其实暗含了对学校应扮演的角色、失败的本质和原因，以及学生学习方式等方面的种种假设。这也就不难理解，许多人（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开始对当今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校改革模式产生与日俱增的忧虑。

从家长到总统，说话的风格都开始像那些脾气暴躁、缺乏见地的脱口秀主持人。结果就是：在「提高标准」或「加强问责」的冠冕堂皇的名义下，什么样的举措都可以在学生和学校身上肆意妄为，无论这些做法背后的考量有多么贫乏。这让人想起，面对高犯罪率，一些政客常常搬出严厉打击、全部关押、加强法制的态度。这种姿态虽然迎合了大众的口味，但它基于对问题的夸大、对原因的误解，以及过于简化的解决方案，最后往往带来了更严重的损害。

教育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人们要求「更严格标准」。早在 1959 年，John Holt 就写道，「学校追求所谓的高标准，结果孩子们忙于应付，无暇思考」。如今，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难分伯仲——只有少数了解儿童学习方式的人与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之间存在分歧。教育委员会和州立法机构的争论，基本上仅限于以下两方面的对立：一方是「更严格标准」的支持者（包括几乎所有的企业集团、总统、州长和美国教师联合会的领导层，以及大多数撰写教育报道的记者）；另一方是极右翼分子，他们对联邦政府参与的任何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反对国家标准或测试（他们也倾向于支持更严格的标准，只是坚持由地方来控制）。这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公众辩论的主要范围。至于学生自己的声音和新标准对他们学习的影响，却几乎被完全忽视。

其结果是，从加州到纽约，从密歇根到德克萨斯，从弗吉尼亚到科罗拉多，每个地方都在经历同样的情况：那种能够帮助学生从内在深入理解概念、维持求知兴趣的教学方式，正受到严重冲击。这里有个故事，能代表无数类似的情况：

不久前，在威斯康星州，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中学老师，在一次社区会议上说，他「曾经」是个优秀的老师。他这样说的时候，全场都静了下来。在这些日子里，他解释说，他做的只是发放教科书，考查学生背诵的内容。原因很简单：他和同事们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曾经的他，课堂上充满了创新和热情的探索，但现在，在准备标准化考试的大环境下，这种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推行「更严格标准」的人取得了胜利，但学生们却输了。

五大致命缺陷

「更严格标准」运动在五个方面存在致命缺陷。

1. 它误解了动机。大多数关于标准的讨论假设学生应该始终专注于提高自己的表现。这种对结果的一味关注过于简化了问题。「成绩就是一切」的假设忽视了大量心理学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关注「自己做得好不好」和「关注自己在做什么」有着本质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过分关注表现往往会削弱学习兴趣、降低学习质量，并打击接受挑战的欲望。（想了解更多，请看《过度强调成绩的代价》^[1]）
   
   
2. 它误解了教学法。「更严格的标准」的支持者大力提倡回归基础教育，更普遍地说，他们倾向于将学生视为被动接受者，试图将所谓的「基本技能」或「核心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特别是，各州的教育标准文件通常包含冗长的具体知识点和技能清单，要求所有特定年级的学生都必须掌握。这种教育模式甚至不能称作过时，因为它从未真正有效过。现代认知科学更系统地说明了为什么这种方法总是行不通。（有更多详情，请参阅《标准化考试的「标准」同样值得警惕》^[2]）
   
   
3. 它误解了评估。在实践中，「卓越」、「更高标准」和「提高标准」往往等同于标准化考试的分数，而这些考试中有许多是多项选择题、常模参照（译注：就是赋分制）的测试，存在诸多缺陷。事实上，当今很多关于教育的讨论仅仅停留在「考试分数太低，必须提高分数」这一肤浅的层面。所有这些测试的局限性和问题都是对依赖这些测试的学校改革方案的严重指控。（更多详情，参见《标准化测试及其受害者》^[3]和其他文章。）
   
   
4. 它误解了学校改革。「更严格标准」的支持者倾向于通过详细规定必须教授和学习的内容来强制推动改革——也就是说，通过强制执行一种特定类型的教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仅仅通过要求教师和学生改变做事方式并不能改变学校教育。所谓的「问责制」到头来不过是一种咒语，让不在教室里的人更严格地控制课堂活动——这对学习的影响就像绞索对呼吸的影响一样。
   
   
5. 它误解了改进的本质。贯穿所有这些想法的是一个关于「严格」和「挑战」的隐含假设——即越难越好。在抱怨教育「愚钝化」和强烈呼吁「提高标准」的背后，潜藏着这样一种还原论的（而且实际上相当愚蠢的）观点，认为可以用难度这一单一标准来评判考试、教材和教师。与之相近的是另一种观点：如果某件事效果不佳——比如要求学生做价值可疑的家庭作业——那么坚持做更多同样的事情就一定能解决问题。正如 Harvey Daniels 所说的那样，当今解决学校问题的主流理念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没有问题，我们只需要做得更努力、更持久、更有力、更响亮、更严厉，就能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更多详情，参见《混淆「更难」与「更好」》^[4]）
   

这五个问题在《我们孩子应得的学校》一书中有更详细的探讨。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对「更严格标准」的呼吁提出严肃质疑。这些问题共同揭示了一个如此巨大的威胁，以至于对于负责任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而言，唯一合理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改变教育的方向。

谈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我们不能再将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不满局限于实施或经费等次要问题上。有太多人误以为，只要他们自己的学校被认定为取得了足够进展，或者只要联邦政府在资助这种对地方自治的侵犯时更为慷慨，就没有什么好反对的。我们必须摒弃那种「立法的本意是好的，都怪执行歪了」的说辞。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认同的只是推行该法案时一些冠冕堂皇的宣传口号，如「追求卓越」「实现公平」等。《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绝非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而是一部破坏性极强、居心叵测的法律。任何真心致力于改善公立教育（或关心那些长期遭受忽视和压迫的群体利益）的人，都不应与之有半点瓜葛。

最终，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我们是顺从地扮演分配给我们的角色，帮助惩罚孩子和教师，还是选择不同的道路。每一次在职培训、每一篇文章、每一份来自中央办公室的备忘录，都好似在提供一本屈从的指南，使我们逐步迈向错误的方向，直至最终我们可能完全放弃公共教育。我们的责任不在于急忙遵从这些规定，而在于找出最有效的抵抗方式。

摘自《今日考试，明日私有化》2004 年 4 月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加剧了种族间的差异，这在我 40 年的教育立法经验中是前所未见的。...它带来的所谓进步并非真正的学习进步，而仅仅是测试成绩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进步不会持续的原因。

——Jonathan Kozol，2007 年

声明

Copyright 2004 by Alfie Kohn. Reprinted from The Case Against “Tougher Standards” and translated by Thoughts Memo with the author's permission.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Pitaya，校对 Carrie455、Jarrett Ye
原文：The Case Against "Tougher Standards" - Alfie Kohn
作者：Alfie K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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