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 儿童的自由在 1950 至 1990 年间的逐渐丧失，及其多种原因

大众眼中孩子的形象是如何从坚强能干转变为脆弱无能的。

亲爱的朋友们：

在本系列的 D2 信^[1]中，我提出了 1950 至 1990 年青少年自杀率持续攀升的一大原因，在于同期孩子们参与独立活动的机会日益减少，这些活动不仅关乎他们即时的幸福感，更是培养他们以平和心态面对人生挑战所必需的勇气、自信心和主观能动性的重要途径。

一些在 70 年代还是孩子的读者回忆起，与今天的孩子相比，他们的童年享有多得多的自由与独立。当我指出儿童的自由早在 70 年代之前就已开始渐渐丧失时，这些读者颇感意外。有鉴于此，我想在此回顾 1950 至 1990 年这 40 年间美国儿童生活的历史变迁。以下内容主要基于研究美国儿童生活的变迁史的相关著作，同时我也会举一些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出生于 1944 年，正好亲身经历了文中所述的年代。希望你不会觉得我一再提及个人经历显得太过自我。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这些都是我最熟悉的第一手资料。（当然，重温往事也颇有趣味。）

在一本关于美国儿童玩耍史的书中，作者 Howard Chudacoff 将 20 世纪上半叶称为「游戏的黄金时代」。彼时，世纪初童工法的实施已基本杜绝儿童血汗工厂的现象；进步主义运动高度重视游戏、创造力和自由的价值；学校为玩耍预留了充裕的时间；课余时，儿童受到公共场所的普遍欢迎。尽管期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等社会磨难，1900 至 1950 年仍是孩子们的美好时光。他们有大把时光在户外尽情玩耍和探险，与同龄伙伴相伴，鲜少被成年人打扰。

然而，20 世纪 50 年代起，一系列社会变革逐渐剥夺了儿童自主探险的机会，主要包括：电视的出现；由成人组织的儿童体育活动兴起；儿童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或为家庭经济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机会减少；以及社会日益强调对儿童进行全天候的监管和保护。下文将逐一展开论述。

电视把孩子们困在了室内。

根据 Chudacoff 的观点，儿童玩耍方式的转折点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那时大多数家庭都购置了第一台电视机。电视让孩子们比以往更多地待在室内。电视本质上是被动的——你只是在观看，而并不能参与其中。它是一种娱乐，而非一种游戏。它把孩子们局限在自己的小家庭中，与外部世界隔绝。Chudacoff 特别提到 1955 年开播的「米老鼠俱乐部」电视节目，这档节目在孩子们放学后、吃晚饭前播出，导致许多孩子放学后选择回家看电视，而不是在外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

我对这个节目记忆犹新。1955 年，我 11 岁，家里刚买了第一台电视机。看那个节目确实挤占了我放学后和朋友们一起钓鱼、打球、滑雪或是在池塘上溜冰的时间。（我得承认，就像全国数百万个 11 岁的小男孩一样，我当时也深深爱上了「米老鼠俱乐部」的小明星 Annette Funicello。）

Chudacoff 指出，电视不仅直接减少了孩子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还让商家有机会直接向儿童推销玩具，而这些玩具（包括女孩的芭比娃娃）大多是供室内玩耍的。孩子们不再需要自己寻找或发明玩具，而是可以缠着父母买电视上看到的现成玩具。

成人主导的体育运动开始取代孩子们自发的玩耍活动。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醉心于棒球、篮球、橄榄球，以及在明尼苏达州结冰的池塘上打冰球。这些活动从未受成年人的左右，实际上，在我们玩耍的地方，基本看不到大人的身影。所有的比赛都是由聚集在空地、学校操场或池塘边的孩子们自发组织、自行安排的。

小联盟棒球创立于 1939 年，但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才开始广泛流行。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成人主导下的体育运动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小联盟棒球，还出现了儿童篮球联盟、青少年冰球联盟和 Pop Warner 橄榄球联盟（Friedman, 2013）。父母们对这些活动的热情甚至超过了孩子本身。他们不仅经常开车接送孩子去参加比赛，还会留下来为孩子加油助威。由此可见，成年人逐渐渗入并接管了原本属于儿童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从创造者沦为了受摆布的棋子。正如我在 #9 信中所讨论的那样，成人主导的体育活动无法为孩子们提供自行组织活动、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而这些恰恰是儿童自发游戏与生俱来的特质。

我有意避开这一切，因为我更喜欢自由自在的体育游戏，我的父母也很明智地没有给我施加任何压力。直到上了高中加入校篮球队和棒球队，我才首次参加了成人主导的体育活动。但我的许多朋友都陆续加入了这类联赛，这导致能一起自发玩耍的孩子越来越少。

「公众」空间渐渐成了「成年人」的地盘

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及更早时期，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大约 5 岁以上）的身影几乎随处可见。他们在街头巷尾、闲置的空地上玩耍，时而也会跑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在商铺、电影院（票价仅需 25 美分）乃至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上，都能看到无需大人陪同的孩子们。

1948 年，我 4 岁那年与上白班的母亲和祖母一起，居住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工薪阶层社区的繁华街道上。我的祖母行动不便，她教会我如何过马路，还时常会派我跑到两个街区外的商店，去帮她买些需要的东西（包括香烟）。那时的我可能比同龄承担这种差事的孩子还要再小一点，但也相差无几。我想，当年小小的我走进烟草店要一包「给奶奶抽的 Kools 香烟」时，大概没人会觉得有何不妥。这些经历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它们给我一种长大成人的感觉。年仅 4 岁的我不再是个依赖他人呵护的幼儿，而是一个能在熙攘的都市街头来去自如、给祖母跑腿的小大人了。这段经历无疑是我成长路上的一剂滋养。

有些大人喜欢看到孩子们在各处玩耍的景象，但其他人却觉得他们是个麻烦。一些人担心孩子的安全，另一些人则对年长的孩子感到不安。孩子们吵闹、淘气，有时甚至彻底地违法乱纪。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常常打着保护儿童的旗号（有时这种做法是合理的），采取各种措施将儿童从公众场所中驱逐出去。保安开始把孩子们赶出商店；成年人一旦认为孩子构成威胁，就会报警；父母被指责管教不力；城市规划者在设计公众区域时不再考虑儿童的需求（Cahill, 1990; Valentine, 1996）。在我们讨论的这 40 年间，类似的变化不断发生，循序渐进。「公众」空间中的「公众」逐渐被界定为「成年人」。儿童逐渐变得只有在成年人的陪同下，才被视为公众的一份子。

儿童从事有报酬的工作和为家庭经济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机会减少了。

20 世纪 50 年代，16 岁以下的儿童全职工作通常是非法的；但还有许多兼职工作可以让孩子们赚取零花钱，并有机会向自己和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可靠性。请允许我再次用自身经历来举例说明。

9、10 岁时，我就开始给邻居帮忙以赚取零花钱，夏天修剪草坪（用那种老式手推割草机），冬天则是铲雪。11 岁，我有了份送报纸的工作，一天送两次，早上一趟、下午一趟。13 岁那年，我们搬家到 Duluth，我放学后在一家装订公司打工，负责在城里徒步送货，以及在下班后打扫卫生。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为社保缴费，如今每年看自己的社保福利单时，总会想起这段打工的经历。16 岁，我就被 Duluth 市政府聘为救生员。

这些工作经验非常宝贵。不仅因为我有了自己挣的钱，更重要的是，它们让我无需为成年后的生计而担忧。我被委以重任，并被付给相应的报酬。如今，孩子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和迷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和体验职场。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我儿子那一代，我小时候的大多数工作已不再适合同龄孩子，如今适合孩子的工作机会更是一个都不剩了。

正如 Markella Rutherford 在她 2011 年出版的《成人监管必不可少（Adult Supervision Required,）》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与几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孩子不仅外出工作的机会更少，在家中为家庭做出有意义贡献的机会也减少了。她提到，大约在 1960 年以前，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孩子应该分担家务。但从 1960 年前后起，家务变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讨论的侧重点在于什么对孩子有利，而不是什么对家庭有益。人们开始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学习才是孩子的本职工作，因此学校作业开始取代家务。

正如一位作家（Zelizer, 1994）所说：「孩子失去了经济价值，却拥有了无限的情感价值。」我敢肯定，在成长过程中感到自己在经济上毫无贡献或在情感上过度珍贵，都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不用说两种感受并存的情况。这会让孩子觉得自己更像一只宠物，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请允许我再次讲述一些我小时候为家里做贡献的例子——除了 4 岁时为祖母买香烟外，我从 8、9 岁起就开始给家里的草坪除草、铲雪。到 10 岁时，我有了一项固定的（对当时的我来说很令人兴奋的）工作，就是在家后面的焚烧炉里烧垃圾。11、12 岁时，家人就放心让我自己粉刷我的房间，后来我还粉刷了家里其他所有的房间。

我 10 到 11 岁时，父母靠经营一家小镇周报维持生计，而当时那样的报纸在全国各地日渐式微。每到周四早上，都要用一台巨大的手动印刷机印制报纸，以便当天午后发行。父母常常通宵忙活，然后让我在周四清晨负责印刷，好让他们能休息一下。这也就意味着，那天上午我必须（实际上是幸运地得以）请假不去上学。

我想，父母难免担心我操作印刷机的安全，毕竟如果送入纸张后没能及时抽手，手可能就会被压得粉碎。但他们想必意识到了，让睡眠充足的我来操作，要比他们熬夜后疲惫不堪地干这活更安全。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如今，除了安全隐患，人们恐怕还会担心我耽误学业。但我记不得当年有谁对此表示过担忧，就连我的老师和校长也不例外。我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但也不至于不及格。何况，我做的事和那些 10 岁、11 岁就在农场干活的小伙伴们没什么两样。他们也常常驾驶大型农具，在家里最需要帮手的收获季节也会请假不上学。那时候，学校并非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现在常常忽视这一点：孩子们都喜欢感觉自己是有用的。

「陌生人威胁」的观念引发了对儿童安全的社会焦虑。

我就简单说明一下这点，因为这是我此前多次写过（e.g., Gray, 2011, 2013）、也是大多数读者都曾亲身经历过的事情。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当时两起广受关注的儿童被陌生人绑架谋杀案，父母们开始频繁接触到并逐渐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孩子在公共场所没有大人相伴并随时保护，就会面临严重的危险。

基于我前面提到的种种原因，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已经大幅减少，而从 1980 年开始，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实际上，那些让家长感到恐慌的暴力犯罪，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极其罕见；但媒体却对此大肆渲染，导致整个社会都陷入了这种恐惧之中。正如 Rutherford 在她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到了 90 年代中期，如果你哪怕只是让孩子在家门口的街区玩耍，或是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步行几个街区去上学，你就可能被指责为玩忽职守的家长。而在 1980 年之前，这些事情对几乎所有的孩子来说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为了说明这种变化，我们不妨来看一项 2010 年前后在英格兰北部开展的小型研究（Woolley & Griffin, 2015）。在儿童自由度方面，英格兰与美国经历了基本相同的变化历程。研究人员采访了两个家族的祖母和母亲，这两个家族的三代人都居住在谢菲尔德的同一地区。研究者想了解每一代人在 6 到 10 岁时被允许独自外出的距离，以及他们自己的 6 至 10 岁孩子的活动范围。一位祖母（她应该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孩子）表示，父母对她的活动范围没有任何限制；另一位则回忆说，那时她可以去离家 2 到 3 公里远的地方。到了母亲这一代（她们是 80 年代初的孩子），活动范围大大缩小，最多只能离家 0.5 公里左右。而当代儿童的独立活动空间已完全丧失，没有大人陪同，他们甚至不被允许走出自家大门一步。

结论与最后的思考

根据我所描述的这一系列变迁，在这 40 年间，人们看待孩子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孩子们一度被视为坚强、能干的（尽管常常令人头疼，有时还会行为不端），但渐渐地——不仅在成年人眼中，更令人难过的是在孩子们自己眼中——他们变成了娇贵、脆弱、毫无经济价值的负担。当一个人这样看待自己时，生活就会变得可怕而绝望。难怪在这 40 年里，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自杀率持续不断地大幅攀升。

正如我在 D3^[2] 中所描述的，从 1990 年前后开始，新技术的出现为孩子们带来了新的自我价值感、新的娱乐方式和社交方式，让孩子们的处境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得益于此，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自杀现象在大约 12 年的时间里有所减少。但从 2010 年左右开始，这些问题又再度抬头。在下一封 D 系列的信中，我将就其原因提出一些思考。

参考文献

Cahill, S.E. (1990). Childhood and public life: reaffirming biographical divisions. Social Problems, 37, 390-402.
Chudacoff, H.P. (2007). Children at play: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Gray, P. (2011). The decline of play and the rise of psychopathology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lay, 3, 443-463.

Gray, P. (2013). Free to learn: why unleashing the instinct to play will make our children happier, more self-reliant, and better students for life. Basic Books, 2013.

Friedman, H.L. (2013). When did competitive sports take over American childhood? The Atlantic. Sept. 20, 2013.

Rutherford, M.B. (2011). Adult supervision required: private freedom and public constraints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Valentine, G. (1996). Children should be seen and not heard: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gression of adults’ public space. Urban Geography 17, 205-220.

Woolley, H.E. & Griffin, E. (2015). Decreasing experiences of home range, outdoor spaces, activities and companions: changes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in Sheffield in north England. Children's Geographies, 13, 677-691.

Zelizer, V.A. (1994).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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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claude-3-opus，校对 Ravioli-T、Jarrett Ye
原文：D4. The Decline in Kids’ Freedom from 1950 to 1990 was Gradual, with Multiple Causes.
发表于 2023 年 10 月 6 日
作者：彼得•格雷（Peter 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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