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这个领域的经典书籍莫过于 Bryan Caplan 所著的《教育的浪费》了。里面提到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和「信号模型」对教育投资的回报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先简单说说这两个模型的核心观点:
- 人力资本模型认为,教育就像一种投资,它能实实在在地提升个人的知识和技能(即「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生产力,最终带来更高的收入。教育的回报来自于技能的提升。国家层面,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则能提升国家整体的生产力,促进经济繁荣。
- 信号模型则认为,教育的核心作用并非技能传授,而是信号传递。通过接受教育,特别是获得文凭,个人向老板传递了自身具备某些不易观察到的优秀品质,例如智力、责任心、服从性等等。文凭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而老板愿意为这种信号买单。国家层面,教育的信号作用更多的是一种内耗竞争,并不能显著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
结合 Bryon Caplan 收集到的种种证据来看,教育的信号作用在评估其投资回报时,占据着主导地位,远远超过了人力资本本身的作用。
他主要从六个方面作出了论证:
1. 「羊皮效应」(文凭效应)的显著存在
「羊皮效应」指的是毕业当年,获得文凭带来的收入回报会飙升,远超正常年份教育的回报。高中毕业年和大学毕业年的回报甚至可以分别是普通学年的 3.4 倍和 6.7 倍。 如果教育仅仅是为了积累技能,那么教育回报应该是逐年平稳增长的,而不是在毕业年突然爆发。 这种「临门一脚」效应,恰恰说明了文凭作为信号的重要性。老板更看重的是你是否拿到了文凭,而不是你在学校里学了多少知识。 即使考虑到能力偏差,也就是能力强的人更容易毕业,但研究表明,即使修正了能力因素,「羊皮效应」依然显著存在。
2. 就业失衡(学历贬值)现象日益严重
大量研究表明,许多工作者所受的教育程度远高于工作实际需求,即「就业失衡」。 从服务员到保安,再到各行各业,都存在大量高学历者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还在不断加剧,文凭通胀日益严重。 如果教育真的主要是为了提升技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学历贬值? 这恰恰说明,教育更多的是一种竞争信号,为了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人们不得不不断提升学历,即使工作本身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学历。 拥有文学学士学位的调酒师,可能并没有在大学里学到任何调酒技能,但学士学位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让他比没有学位的调酒师更具竞争力,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3. 非学术职业的教育溢价
即使在那些与传统学术课程关联度极低的非学术职业中,例如调酒师、收银员、清洁工等,拥有高中文凭和大学文凭依然能带来显著的收入溢价。 如果我们相信人力资本模型,很难解释为什么大学教育能提升收银员和清洁工的生产力。 然而,信号模型却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文凭代表着智力、责任心、服从性等优秀品质的信号,即使在技能型工作中,老板也更倾向于雇佣拥有这些信号的求职者。 研究表明,非学术职业的教育溢价,几乎完全可以归因于信号作用。 大学教育似乎在为「下一代的收银员和清洁工」做职业生涯准备,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现实就是如此。
4. 老板学习的速度远低于预期
人力资本模型的支持者可能会说,即使信号在招聘初期起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板会逐渐了解员工的真实能力,并根据能力支付报酬,信号的作用会逐渐消失。 然而,老板学习速度的研究表明,老板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真正了解员工的能力,而且老板对员工能力的认知也远非完美。 即使工作多年,文凭的信号作用依然存在,并且衰减速度非常缓慢。 这说明,文凭信号的影响是持久的,即使在老板逐渐了解员工能力后,信号依然在影响着薪酬和职业发展。 更重要的是,老板对员工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容易观察的认知能力上,而对非认知能力(如责任心、服从性)的认知可能更加有限,而文凭恰恰是这些非认知能力的良好信号。
5. 个人教育回报与国家教育回报的巨大差异
全球范围内,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通常能带来可观的个人收入增长。 然而,国家层面,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国民收入的增长却影响甚微,甚至有研究表明可能是负面的。 如果教育主要作用是提升人力资本,那么个人回报和国家回报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但现实是,个人回报远高于国家回报。这进一步印证了教育的信号作用:教育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竞争手段,而非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的引擎。 教育可能只是在重新分配经济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
6. 考试分数的 「魔力」 有限
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考试分数对个人成就和国家繁荣的影响。 研究表明,教师的「附加值」(即提升学生考试分数的能力)与学生未来的收入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然而,考试分数对收入的影响,与多年教育带来的回报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更重要的是,即使考试分数对国家繁荣有一定影响,也并不意味着教育主要是在传递知识和技能。 考试分数可能更多地反映了智力等更深层次的能力信号,而教育体系本身可能并没有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实际技能。 老板更看重的是受教育年限,而不是考试分数,这进一步说明了信号作用的重要性。
面对这些证据,Bryan Caplan 认为教育的主要价值,或者说在劳动力市场中被认可和回报的主要价值,是信号传递。在教育回报中,信号可能占到 80% 甚至更高,人力资本的作用相对有限。
这里的悖论在于,当文凭成为阶层跃迁的必经之路、每个人都被迫投资教育以避免阶层下滑时,这套系统就获得了自我强化的合法性,哪怕它正在吞噬整个社会的生产效能。
以上内容主要源于对美国的研究,请注意注意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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