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课程本质上是政治性的

课程的政治性

通常意义上的理想工业国家，其教育体系往往以强制课程^[1]为基础。强制课程是对人权的侵犯，也是对教育自由^[2]的侵犯。在禁止在家上学的活动当中，经常提到课程对思想的影响。见：强制学校教育必须结束^[3]

对思维编程

重要思想的复刻

几年前，当我写下「政客正为影响年轻人的大脑而艰苦奋斗 」（在这篇文章：《学习历史》中），有人称我为「民粹主义者」，认为我给他们扣上「坏政客」的帽子，来凸显我的崇高理想。这表明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没有注意到，课程^[1]是全球范围内永无止境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题。斯大林的观察是正确的：「教育是一种武器，它的效果取决于谁把它拿在手里，以及它的目标是谁 」。希特勒要求实行义务教育，使每个男孩、女孩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属的种族，自己是人民社区的一员（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 ）」。最后，列宁指出：「给我四年时间来教育孩子，我播下的种子永远也不会被连根拔起」。

诚然，早期学习在人的整个知识谱系內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一事实可以从记忆的神经统计学模型^[4]中得出，特别是记忆稳定性的双组分模型^[5]。我们在童年时学到的东西通常可以通过塑造在皮层中路由信息的神经图，而真正地铭刻在大脑结构中。不过，列宁至少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

• 早期的学习是可以被清除的（尽管确实很难）
  
• 四年的教学其实是一种非常薄弱的灌输方式。
  

任何在 1920 年代说得通的东西，在现代社会根本行不通。当今社会，孩子们从网络上了解一切，如果他们的上网受到人为限制（例如，专制的父母），他们会通过朋友来了解到网络上的一切。

交流 vs. 灌输

所有健康的人都在试图影响他人的思想。简单说，这就是交流的目的。我也在试图用这段文字影响你的思想。比如说，高级英语（Advanced English） 的集合中有大量的特斯拉的图片，却没有一张大众汽车的图片。课程同样也是灌输的工具，毕竟它起源于教义问答，这意味着它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

最重要的是，强制课程^[1]是对人权的侵犯。我在本文中的言论是一种自由言论上的表达，可能无法说服任何人。通过在强制学校教育^[6]中安排课程进行强制灌输，无非是一种智力奴役的形式。即使是简单的科学事实也不应该被强制灌输。就算灌输有用，知识的同质化也是有害的。今天我们学习日心说，但 500 年前的必修课程肯定会包括托勒密的地心说模型。同样，我们可能会把年轻人的思想囚禁在拒绝探索的惰性中，这种惰性会破坏集体智慧，并且可能会有一天给人类带来厄运。

社会中不断发展的知识多样性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

我自己被灌输的经历

见原文

灌输的钟摆

我在《禁止在家上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通过课程进行灌输」。在书中展示了宗教是如何在炮火中茁壮成长的，以及宗教灌输和无神论者的课程是如何将他们各自的支持者隐秘地僵化为封闭对立阵营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压制的条件下茁壮成长，而在自由的条件下则逐渐消亡。

其主要观点是，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灌输从长远来看都会反噬。它们只是激活了大脑的探索性学习算法中的自然阻力（见：教育抵消进化^[7]）。正是这种对灌输的抵制，拨动着意识形态的钟摆，推而广之，拨动着历史的钟摆。

这些都是在文化模因之争中发生的自然振荡。这些振荡有一定的价值，极端的对比也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例如，当特朗普接任奥巴马时，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见：唐纳德·特朗普的大脑之谜）。当特朗普被一个可能是极左的自由主义者赶下台时，我们也会学到很多。

然而，局部的振荡具有相同的价值，并造成较少的动荡和社会困扰。激情可以改善学习，但激烈的竞争可能是抑制性和扭曲性的。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公共核心课程进行的知识同质化是有害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是多样化的，每一次发生在个体之间的交流总能带来灵感。

有关创造力的历史规律表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中国

中国是课程演变的一个有趣的研究案例。这个国家值得夸耀的是其五千年来建立的宏大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以分散的形式被很好地管理着，而且相对自由，直到共产党掌权，这一切被迅速改变了。从那时起，地缘政治力量和文化革命产生了一波波分裂的灌输趋势，延续至今。课程改革的各个阶段在崔允漷和朱岩教授的这篇文章中都有详细描述。下面的内容只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大陆

在中国内地，我们可以看到从轻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苏联模式，到 1958-1968 年提倡「社会主义和农业教育 」的复兴，到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 1985 年的课程管理权力下放，重视职业教育不断地被重视，艺术创作的空间不断地在缩小。

最后，在 1999 年，新的改革带来了不少新鲜理念，如对学习方法的探索、选修课程、关注终身学习、语义学习^[8]等等。也许这个系统最终会朝着我的建议^[9]发展？

中国的教育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的不良做法（如早期学前教育）。否则，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智慧强国。中国会产生相当多的拥有强大头脑、学富五车的人才。据我所知 SuperMemo 在中国相当的受欢迎，这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这让我感到乐观，我只希望其政治制度不会通过一些权威手段来毁掉它巨大的潜力。

中国香港

香港孩子的典型生活是一个可悲的例子，说明了现代教育和育儿的问题所在。

香港青少年的 PISA 分数非常突出。然而，高分对于心理健康可能是一个风险因素^[10]，甚至更糟。孩子的学习成绩完全是依靠补习班支撑起来的。「可怕的父母」将他们养育成人，从小拥有「无压力 ^[11]」和优越的成长环境。这便是「香港孩子」。

在香港紧张而忙碌的生活之外，大陆因为它的特殊的政治制度对香港的教育进行干涉，这导致又增加了一个因素：为课程^[1]而战。被称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新课程显然是面向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它引发了一波抗议浪潮，包括由学生自己发起的抗议（见图片）。

2017 年，Henry Kwok 对新课程的描述似乎放诸四海而皆准：

其依据与教学无关，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即培养一种盲目的爱国主义、无往不利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学生和教师需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要热爱他们所谓的 「祖国」。[…] 这呼应了 […] 的病态控制欲，即加强对中国社会生活全方面的控制，并消灭异见人士 […] 通过复兴带有浓厚政治历史规定的课程，政府正在开倒车，积极推行教育政治化的议程 […] 儿童不是空荡的容器，用来装满民族主义神话，从而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政府是时候应该停止利用其可悲的思想控制的癖好来欺负我们的孩子了。

中国台湾

同时，台湾的课程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特别是在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方面，这不足为奇。在 20 世纪 50 年代，孩子们会学到：「拯救我们的大陆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今天，新的课程试图在全球化时代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但它仍无法摆脱政治争论。

一个国家越是寻求体现和代表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国际社会就越会认为其文化是「独特的」，[…] 台湾学生应该对自己对国家（中国）的感情建立更多的信心。[…] 如果年轻人不了解他们国家（中国）的伟大和建国的艰难，他们就很难认同这个国家和它的历史 [...]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民进党将实现其有关台湾完全去中国化的政治目标。

美国

在谷歌上点击一下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篇关于美国课程问题的文章（我推荐 Alfie Kohn 的博客网站）。在这场拉锯战中，谁是正确的其实并不重要。在不同的人群中会有不同的意见。 这很好。这就是为什么同质化的共同核心标准*会让每个人都感到不安，特别是在涉及到进化、气候变化、公民学、历史、文学、宗教、性教育等话题时。

*译注：美国的共同核心标准相当于美国的学生教育大纲，它规定了美国 K-12 各年级（相当于我国从学前班到高中三年级）学生在英语语言以及数学方面应达到的能力水平。

我随机排列了一些怒斥灌输教育的例子，互为对比，如下：

保守派的声音（Michelle Malkin）：

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从 「低信息选民」开始的，而是始于学识浅薄的学生。几十年来，我们学校里的集体主义煽动者以公平、多样性和社会正义的名义削弱了学术成就。「进步主义」谴责在课程中强调西方文明，认为美国国父和西方经典是种族主义。他们攻击传统的语法课，认为那与现代生活无关。他们认为对学生进行能力分组（跟踪）会对他们的自尊心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们用模糊的数学、创造性的拼写和多文化的废话取代了经过时间考验的死记硬背和标准算法。

自由派的声音：

共同核心标准继承了布什总统的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意识形态：这是华盛顿实施的另一个高风险测试项目，得到了富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而教师、家长和当地社区的为其提供的帮助却很少。这套标准没有反映公共教育中的学生群体的经历，也没有反映家长对他们希望在教育中看到什么的关心，只是完善了测试与惩罚制度，然而事实早已证明这对于改善公共教育是错误的。

波兰

2017 年的波兰教育改革就是一个笑话。一次用心良苦的尝试，却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并因全国性的教师罢工而加剧。当然，课程^[1]也是改革的目标。反对派对此表示一致的谴责。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波兰第一大党）「通过巨额捐款收买了教会的支持，改变了学校课程，以反映和弘扬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情绪」（来源）。更多信息见：波兰教育改革和波兰民族主义历史课程^[12]。

我很少关注类似的改革，因为它们在学校教育问题上的核心变化不大。然而，在知识多样性的背景下，我应该提到我的一个小烦恼。在一本为 7 岁儿童编写的名为《Tropiciele（探路者）》的教科书中，其中一章延续了一直以来的关于寒冷危险的谬误^[13]。在一则短篇故事中，一个孩子在冬天穿得很单薄。「智慧的」 祖母提醒孩子要把衣服穿好。他的朋友都裹得严严实实，并且一起嘲笑这个孩子（这种威胁性的欺凌把错误的灌输信息传递了出去）。故事的结尾存在一个寓意：穿得「少」的孩子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停打喷嚏和咳嗽，他也受到了惩罚，错过了和爸爸去看电影的机会。除了宣扬伪科学外，这个故事还搞错了很多东西，我可以断定它是由上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人写的。不幸的是，「专家」名单中包括了十几位的女士，这让我很难确定是谁的问题。实际上，感冒的症状在 24 小时内集中爆发、普通感冒只可能发生在免疫力低下的人身上（例如由于睡眠不足）、与父亲单独相处的价值正在逐代降低、太多的父母把养育孩子的任务托付给学校，而跟孩子们关系最好的都是同龄人。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在 Netflix 和 YouTube 时代，没有多少孩子渴望去电影院。这本书是基于假聪明的愚蠢灌输和贩卖社会焦虑的的典型案例。整本书中的事实错误比比皆是。甚至早起也被吹捧为一种「美德」，孩子们应该效仿他们自律勤奋的老师。我很同情那些被愚弄的孩子！幸运的是，现实表明，像这样的幼稚书籍只会在班上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呵斥声。因受凉而感冒的谬误在文化上根深蒂固，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进行灌输，都是轻而易举的。

有关波兰灌输史的细节，见：波兰的灌输拉锯战。

科学课程

你可能会认为我举的这些例子都是政治性很强的，它们不应该以科学共同核心的有效性为前提。 毕竟 2+2=4 是没有商榷余地的。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只需要几个月的课堂时间，孩子们就会厌烦课程要求的简单计算。一个孩子可能更喜欢数鱼缸里的鱼的数量。另一个可能会对数糖果痴迷，因为他要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分享。相反，他们都被强行灌输了那同一套幼稚教科书中的材料。当一个孩子对科学有了一些真正的兴趣时，情况会变得更糟。数行星的数量或蚂蚁的数量可能更具有吸引力。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有一个对学校教育的兴趣的终极破坏者：电子游戏^[14]。没有比沉浸在数字比比皆是的虚拟现实中可以更好地培养良好的数感。见：电子游戏比教师更好^[15]。

然而，科学课程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授课方式。科学是永远充满分歧的。

以我想传播的得意模因为例：闹钟是大脑的破坏者！

在我长达 26 年的求学生涯中，学校不曾教会我哪怕一件关于睡眠生理学的知识。这一点尤其糟糕，因为我是一名生物学家！相反，我经常因为认真对待睡眠而受到惩罚。我因为上学迟到，总是被贴上「有行为问题的孩子」这一不可分割的标签。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曾试图向我的老师解释，「一个休息好的人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成员」。可没人同情我！今天，我们真的让孩子们生病了，早早地把他们叫起来上学，然后我们告诉他们这是「对免疫力有好处」。

现在想象一个虚构的场景，我们制定一个新的课程，给予睡眠应有的重视。

如果该课程是由 Jerome Siegel 博士（见：如果你不睡觉，你就会死！）或由 Jim Horne 博士或 Daniel Kripke 博士（见：我们应该睡多久？）编写的呢？所有这些著名的科学家都对科学做出了丰富而宝贵的贡献。然而，恕我直言，在我认为它适合强加在年轻人的思想之前，我想阅读一下这门课程。

好奇心是驱使科学前进的巨大动力。然而，科学争端也同样有帮助。如果我们用同一套干巴巴的事实喂养给所有的孩子，我们就会播下智力停滞的种子。

在科学中，反对意见即为进步的动力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Rampling
原文：School curriculum is inherently political - supermemo.guru
本文选自《我永远不会送我的孩子上学^[16]》，作者是彼得·沃兹尼亚克^[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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