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的失败：瑞典的择校制度

教育自由

全世界的教育系统都不尽如人意，因为全世界都在限制自由。根据定义，自由是自由学习^[1]的根基。所有形式的强迫都会影响学习效率、损害幸福和心理健康。自由不仅在于学生的选择权。教育自由的含义更加广泛，父母、教师、教育企业家、校长、主管，所有参与教育的主体，都应能自由地决策。只有使学生不自由的东西，才要限制其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等级应该被翻转。现在部长限制督导的自由，督导则限制校长，校长限制教师，教师则限了学生。理想状况应当完全颠倒过来。教师应为学生的意愿而服务，校长为教师的意愿而服务，股东为校长的意愿而服务。

Milton Friedman 以择校^[2]的形式，将经济市场的力量推广到思想市场。在我对教育大改革^[3]的思索中，择校是社会在文化上转型——即普鲁士教育模式^[4]变为自由学习^[1]——的必要进化基础。只有自由选择可以让孩子、父母和教育者看到自由学习如何最优地融入社会结构。一旦选择变得自由，我们将看到孩子是喜欢学校、在家上学、非学校教育，还是喜欢在更小年龄时将这些教育形式与游戏或工作交织在一起。

如今，Friedman 所主张的教育变革的可能却因批评择校制度^[2]而受到阻碍。让我们想想瑞典，这个国家曾在 1992 年尝试实施择校制度，而现在常常被用作成一个失败的案例。这种「失败」源自执行和评估上的不合理。

执行上的错误主要来自对自由的限制。例如，瑞典因禁止在家上学而臭名昭著。如果学生不能自由地自主学习，那么他们就是制度的奴隶。这违反了自由择校的原则。

评估上的错误包括缺乏良好的「教育成就」衡量标准。成绩或标准化测试只会让评估无效。正如我在讨论智商（IQ）的文章中（见：智商（IQ）对于衡量智力是低劣的标准^[5]）所主张的那样，我们无法有效地衡量非学校教育^[6]比起学校有多进步。唯一有效的标准是个人的：能否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学习内驱力的优化^[7]会确保非学校教育对整个社会有益。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仍然超出了今天大多数教育工作者的理解。简而言之，在不了解大脑、神经网络、概念化^[8]过程、系统论和信息论的情况下，一个人需用强大的系统直觉支撑自己的推理，才能理解这一点：社会集体智力的进化和多样性^[9]的力量。

这篇短文中，我举了瑞典的例子，来呈现这一道理：如果没有完全理解何谓教育最优解，就会得出极其错误的结论，进而破坏择校制度^[2]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推广。

对神经科学的无知破坏了择校制度的推广。

择校制度在瑞典的失败

在教育大改革^[3]一文中，我论证了 Friedman 提出的择校制度^[2]的价值。70% 的经合组织国家在其教育系统中使用学券或学费税收抵免（来源）。推广择校制度有多难？瑞典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些人甚至利用瑞典来宣称 Friedman 错了（来源）。1992 年，瑞典引入了择校制度的一种变体。这一决定是社会民主党人做出的。当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想出一个需要大量良好数学直觉才能使其可行的模型时，你最好不要将该模型留在政客手中，他们会对这个模型修修补补，偷换个别步骤，扰乱有效的控制机制，最终搞出了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根本的设想方向是正确的，但它还是可能会崩溃。要修改一个好系统，不能影响其达成最优解的过程。哪怕是一个微小的低效之处，从长远来看也会变成大问题，最终导致系统崩溃。再加上保守派和社会民主党势力之间经常发生的相互指责会导致政策摇摆不定，瑞典的制度竟然还是被认为很可靠。这些人在被 PISA 打醒了之后，Jan Björklund 少校考虑将整个系统重新国有化（来源）。对瑞典完全抛弃 Friedman 模式这一做法需要再写一篇文章来单独讨论。在本文中，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在家上学^[6]在瑞典是非法的（参见：禁止在家上学）。Björklund 少校也推动了这一禁令的颁布。我看到了自由学习^[1]和在家上学的光明前景。如果没有学校制度以外的选择，择校制度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尽管人们对美妙的北欧福利国家抱有种种幻想，但瑞典的学生属于欧洲最不自由的儿童。他们无法在家上学。

选择受限

瑞典的变体择校制度让私立学校无法收取学费来支持它们自己的新方案。一旦他们通过学券获得公共资金，就不能收额外的私人费用。在某些情况下，学生选学校会受到地域限制。随着更多的人转向在线教育，这种情况应该会减少。一些法规已经移交给地方一级处置，从进步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个好主意，然而，在一个有法治文化的国家，地方自己制定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可能进一步限制选择权。许多瑞典人认为择校制度是「利润的私有化和社会主义的失去」。私立学校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加，但还是很难看出教育创新如何在这样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取得成功。

Ray Fisman 在《Slate》杂志上撰文指出瑞典的择校制度灾难：

Friedman 的自由主义理想与瑞典人在 90 年代初实施的学券制度之间有很大不同。Friedman 允许学校向家长收取超出学券覆盖的学费，这会使得富裕家庭将他们的孩子送到条件更好的学校。

平等思想

许多教育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抱怨教育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认为这些改革会导致学生群体分化和社会分层问题。在奉行平等主义的瑞典，这些抱怨的声音尤其响亮。一些学者甚至担心瑞典会因此分崩离析。经合组织对此表示关注，并提出了改进建议。研究证实，瑞典学生群体分化的问题程度略有增加（来源、PDF），但这一问题仍然处于中低程度。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降低不平等。例如，智利实施了加权学券制度，以助益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2008 年）。

平等很棒，但其前提是不能牺牲出类拔萃的人。瑞典学校的不平等现象被归咎于择校制度。其实不平等确实在加剧。最好的学生总是会涌向最好的学校。这是好事。

有些孩子的确家庭环境更好，更愿意努力学习，或能更好地控制他们的情绪，这一现象我们不能回避。同样，有一些孩子学业不顺或生活遇阻，主要是家境原因，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视若无睹。不平等有许多后果，但消除不平等，不应以强制或放慢天才的发展为代价。唯一可行的是：在不浪费教育资源的情况下，帮助落后者。把大部分教育投资花在最底层的落后学生并不明智。

学生群体分化也是择校的结果。这在任何多元文化社会中都不可避免。废除群体分化同样不能以牺牲学习效果为代价。启蒙社会是让社会团结的最好方法。

打个比方，瑞典可能要求对比尔·盖茨的财产充公，好让他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中的一员。这将使许多人高兴，这样满足了他们藏在心底的平等梦。然而，这种做法总会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我很高兴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杰夫·贝佐斯或埃隆·马斯克为他们的财富制定了带有利他、实用色彩的计划。然而，富人们往往总是把大量资源浪费在游艇和喷气式飞机上。尽管如此，瓜分亿万富翁的财富，会不可避免地摧毁高效的市场体系。

教育同理。我认为对择校的限制，就像是因为慢跑的人会非常健康，而招惹他人嫉妒，于是就禁止慢跑。教育应该与医疗保健或经济学没有太大区别。有些人更厉害，从长远来看，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

我们决不应该反对人类的多样性^[9]。我们只应该为底层提供平等的上升机会。

教育成就标准

人类的天才与创造力难以捉摸，而教育的最优解问题也同样棘手。我们总是衡量短期记忆的能力，百般优化却最终折损了智力。

衡量学校教育进度的全球标准是 PISA 或 TIMSS（国际数学与科学研究趋势） 测试。所有形式的标准化测试都不是衡量进步的好标准。更糟的是，当各国为了 PISA 中的排名而相互竞争时，我们遇到了优化谬论。这些所谓的测试太看重短期记忆，我觉得这些测试应该全部重新设计。否则我们都会掉进填鸭学校监狱的短期记忆陷阱。

学校成绩更不能作为教育标准。只要整个录取过程以成绩为基础，那么必然会发生分数膨胀！好老师永远不会想让他的好学生拿到低分，以免损害他的前途。

好的优化标准应该基于实际的学习效果、竞争和长期因素（如学校声望）。可惜诺贝尔奖无法用于招生，因为从获奖者接受教育到获得诺贝尔奖，隔的时间太久了。

切实学会、长期拥有的知识会是个好标准，可惜这难以衡量。也许可以开展不与招生挂钩的突击测试，但这种测试也容易让学生开始竞相死记硬背。

学校声望也是不错的标准，前提是这些声望的基础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在美国，藤校的毕业生从不说「我有化学硕士学位」。他们会说「我有哈佛的硕士学位」之类的话（他们以自己学校的全面发展为傲）。我似乎从未听说过「隆德大学硕士」或「卡罗林斯卡大学博士」，尽管可能每个人都听说过「卡罗林斯卡学院」（这些学校只偏重理论研究）。

国际学术比赛可能是简单且有效的学校表现衡量标准。比赛有很多 [1]，数学、阅读、文献、设计、摄影，应有尽有。黑客松 [2]和机器人战争[3]是卓越的激励机制，以吸引优秀人才而闻名，也是科技公司绝佳的招聘场所。各种专业比赛，是建立学校品牌，提高声望的好方法。这可能是择校制度中最简单的标准。这些比赛不会像 PISA 那样，去衡量整个国家的教育程度，但能为孩子和家长就选择学校提供良好的选择参考。

各种技能培训都可以开办竞赛以服务于招生。学校可以选择最能提升其声望的比赛作为考核标准。家长和孩子也能选择他们兴趣领域中最优秀的学校。虽然种种经济和场所约束会让这个过程很复杂，但向在线学习的过渡将引发一场革命，我们都应该支持这场革命。

Gabriel Heller Sahlgren 为 http://EdChoice.org 写道（来源）：

可悲的是，教育政策基本上很少基于充分研究制定，至少在瑞典是这样。相反，教育政策一直是教育家的游乐场，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的理论是否真的经得起实证检验。正如 Milton Friedman 所说，「评判政策和计划时，最大的错误就是依据其意图而非结果来评判」

由于缺乏有效的优化标准，我们需要依靠涌现^[10]，并让教育系统自我优化。

自学 vs. 考试成绩

瑞典学生在一些国际性测试中表现有所下滑，一些人将其归结于允许学生自学或者自主选择课程或者学习方法。的确，考试成绩在老师带领下能达到最优，因为老师会告诉学生学哪些东西就能考得好，能鞭策学生去死记硬背^[11]，能压制学生的激情^[12]和兴趣以免干扰备考。而个人学习会倾向于精进特定领域的知识。在标准化测试中，自主教育的学生可能分数会差一些，但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准会更优秀。

个人轶事：为什么使用轶事？

我在 1976 年参加了化学奥赛，在 1979 至 1980 年内参加了生物奥赛。两次比赛中竞争激烈程度大抵相当，而在第二次比赛我的成绩下滑了。但我学习得更努力了，而且我的学习方法也提升了不少。只有纸面上的成绩下降了，因而没有赢得比赛。但是，我学习的知识更有价值，这是第一次竞赛难以媲美的。两次比赛的主要差别是，在我第一次参加化学竞赛时，我有老师带领学习课标^[13]。三年后，我的兴趣更加成熟，我主攻生物化学，忽略了几乎所有其他的生物领域，只在考试前瞄了几眼。另一方面，我的学习在质量上有了飞跃。我学习非常高阶的材料，学了更多内容，理解更深刻，而我的激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如果有人用考试结果来观察，他会说我大不如前。这段充满激情的自主学习^[14]也许会影响我人生中两三场考试的结果。然而，这段学习经历对我人生事业的帮助更加深刻，程度之深不可斗量，其成果可能在半辈子以后才能显现。

北欧的失败

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许多教育工作者仰望北欧，惊叹于他们人性化的普鲁士教育制度^[4]。北欧教育制度似乎是尊重儿童的制度。但我不这么认为。只要在教育中付诸强迫，就没有尊重可言！只要禁止或不鼓励在家上学，那就是禁止或不鼓励自由。（参见：瑞典的禁止在家上学）。

Danny Greenberg 是对的。在更严酷的系统中，你知道敌人是谁。在甜蜜的北欧学校中，敌人是条披着羊皮的狼。

据称，Malcolm X 观察到：

起初缄口不言，必将加倍承受！

这正是北欧模式的问题（参见：芬兰悖论）。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个不错的检验标准。习得性无助的问题是：它是逐步加剧的。温水煮青蛙是完美的安抚工具。与此同时，家里蹲现象正在瑞典蔓延。

北欧模式的险恶之处在于，这一模式软化了学生的决心和防卫，使其接受特定设计的塑造。

短期优化

有数十份经济报告试图分析择校制度对教育的影响，而所有报告都纠结同一问题：如何有效衡量结果。膨胀的分数难堪大用。标准化考试扭曲现实。生产力和收入是滞后的指标，同时让人怀疑教育的总体目标。衡量结果的这些努力，关键且必要，然而，它们应该不会对改革的选择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们针对个人大脑发展而优化系统，包括学习能力、创造力、独立自主、问题解决能力、情绪控制、社交能力之类，那么三五十年后必会收效良好。我在 SuperMemo Guru 上提出了所有必要的因素。考试成绩不应过分影响学习过程。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

比喻。为什么使用比喻？

想象你要驾车完成一趟长途旅行。你会走上几公里就测量一些车辆性能指标，然后思考雨刮要不要换个好点的吗？不。你会买最好的车，专注于一路向前。我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面向大脑优化，与面向短期成果优化的区别。驾车时，只有遇到重大问题你才会停下来重新优化。教育优化中，自由选择学习的方法和主题是关键。偶尔需要他人指导的自主学习会在未来大行其道。让大脑处在没有外部干扰的环境，那么未来一定会很光明。

学生的学习内驱力^[15]才是最优解。测试和成绩只会带来有害的结果。

胁迫是学校教育问题^[16]的核心。孩子需要自主决策。择校制度使之可能。我们可以在自由的条件下逐步改革教育系统。我预测，自由学习^[1]最终将主导一切，并与支持团队合作、社交、职业培训、体育培训等的设施相结合。只有当我们完全解放儿童，并帮助父母协助儿童分配可用资源（以民主的方式）时，这种进化才有所成效。

择校制度不可或缺，它就像企业规划自身发展道路的自由一样理所当然。

结论

瑞典采纳了择校制度^[2]这个好理念，但执行上出现了瑕疵。分析者采用了错误的工具来分析瑞典的进步，其判断也有所偏差。因此，这个优秀理念正在被腐蚀，并被用作对抗自身的武器。教育中自由至关重要。思想的自由市场，是向最佳教育演变的必要条件。最简单的补救措施，是将自由选择接受教育的权利视为基本人权。强制学校教育必须结束^[17]。也许 2022 学生之春^[18]会有所作为。

强制学校教育是对人权的侵犯。所有改革都必须从恢复学生的尊严开始。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原文：School choice in Sweden - supermemo.guru
这段文字是《我永远不会送我的孩子上学^[16]》的一部分，作者是彼得·沃兹尼亚克^[1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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