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技术飞速发展下，未来教育中教师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核心竞争力是成为人类。

不开玩笑，我认识很多老师在私底下都是很好的人，但一走上讲台，就不像个人类了。他们成了知识的复读机、教学进度的傀儡、分数的判定装置——一个被学校系统异化、效率低下的「半互动知识提供者」。

在我看来，AI 工具普及反而对这些老师是个好消息，毕竟这份没人性的工作终于要被 AI 仁慈地接管了。在 AI 能够高效地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后，人类教育工作者总算有空去干点人事了。

那么究竟哪些人事，是 AI 难以取代的呢？我建议阅读《非凡人物的童年生活》。这篇文章的作者总结的关于冯·诺依曼、托尔斯泰、居里夫人、帕斯卡等知名人士的童年成长经历，提供了不少教育孩子的建议。

以下内容摘自 @Thoughts Memo 汉化组的译文《老师》

定义

老师，是指为学生提供知识的、处于半互动状态的知识提供者。

定义范围的排除项

在整个 SuperMemo Guru 网站中，「老师」一词主要指学校教师，即学校系统中的雇员。对于私人的一对一教师，我尽量使用家教（tutor）一词。教育家、导师、精神领袖和榜样等角色，除非他们同时也是学校教师，否则也不在此定义范围内。

我将父母排除在「老师」的定义之外，尽管他们常被视为最重要的老师。我自己也不是老师。我在 SuperMemo Guru 上所提供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学生和成年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阅读。

老师是伟大的

我所认识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可爱的人。我经常与之交谈的老师们，都非常聪慧，并深切地关心着他们学生的福祉。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老师都很棒。我常遇到一些根本拒绝交谈的老师。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即我撰文谴责强制学校教育^[1]）时，他们可能会加倍地不情愿。在那群沉默的老师中，肯定也有一些害群之马。毕竟，我也和孩子们交谈，而他们几乎总能指出一些糟糕的老师在做一些糟糕的事情。我自己也曾遇到过一位糟糕的老师，但多年后却发现，她其实是一位可爱的女士。

害群之马

孩子们在评判老师时常常出错，因为他们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然而，当孩子们在学校感到不快乐时，我们就必须寻求改变。即使是伟大的老师，如果他们成了不快乐的源头之一，也需要做出改变。可悲的是，他们往往无法改变，因为他们是强制教育系统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和薪水，常常取决于去做那些伤害孩子的事情。

个人轶事
孩子们常常犯错——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我曾与那位被我提名为「一生中最差老师」的人重逢。在我上完她最后一堂课的十二年后，她已然是一位迷人的女士，而她恰好也记得我，是她「最差的学生」。怎么会？两个曾经的死敌，竟能坐在一起喝咖啡，愉快地畅谈学校教育？我将此归咎于这个系统^[2]。当一个信奉严苛纪律的老师，遇上一个叛逆不羁的学生时，冲突便在所难免。强制学校教育必须终结^[3]。更多详情请见：我最差的老师。

以下内容摘自 @Thoughts Memo 汉化组的译文《我们还需要老师吗？》

学习中的交流

在自由学习^[4]的模式下，我们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老师（为清晰起见，请参见「老师」的定义^[5]）。

在自由学习^[4]中，即便是一对一的家教，也并非必需品。人人都需要与他人互动，这既是满足与生俱来的社交需求，也是有效社会化^[6]和学习的必要条件。人际沟通是优化学习轨迹最高效的方式之一。因此，理想情况下，孩子应在丰富的环境中成长，有机会与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能力、不同个性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互动。拥有一个精神导师或榜样总是大有裨益的，无论这个人是自己的父母、科学界的巨星，还是媒体名人。然而，「老师」这个古老的概念，正日渐式微。

完美的导师

让-雅克·卢梭曾在其著作《爱弥儿》^[7]中，构想了一位完美的监护人。时至今日，许多教育家仍相信，一位完美的导师是孩子成长的最佳解决方案（参见：进步教育^[8]）。然而，卢梭的思想属于前工业时代的田园牧歌。在当今这个只需轻点鼠标，便能链接到成千上万知识渊博之士的时代，每个孩子都可以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由朋友和顾问组成的最佳组合。

善意、温暖与爱，是成人与儿童之间健康、丰富互动的基石。这一因素，使得慈爱的父母作为高效的沟通者、导师和榜样，更具优势。在理想世界里，好父母或许就是最好的老师。可悲的是，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学校教育，以及许多父母自身的家庭状况（包括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早已将他们摧残得面目全非。

我们越是依赖学校教育，就越是疏于练习为人父母的艺术，也就越是离不开老师。

这个恶性循环必须被打破。文化与行为的渐进式改良，具有代代相传的性质。

专家的价值

自 1990 年以来，我得以自由地进行自主学习。我的工作是改进学习方法，因此，我可以自由地探索任何感兴趣的领域，因为自由学习^[4]本身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理论上，我几乎没有学校坏习惯^[9]的包袱。然而，尽管拥有如此不受约束的学习条件，对我而言，与人类专家的互动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如果我想买一件电子设备，与一位专家快速交流几句，其效果远胜于在谷歌上搜索数小时。这在我不打算深入研究的领域尤为重要。例如，某些技术今天还是新潮，明天就已过时，我更倾向于学习那些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东西。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在某个领域是专家。孩子不需要一个「老师」，他所需要的，只是能自由地接触那些温暖、开放的成年人。为此，我们或许需要一些文化上的变革。如今，一个主动给孩子提供建议的成年人，可能会招来怀疑的目光。我们必须重拾那句古老的格言：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

最佳适应

有效的学习是自我调节^[10]和自我导向^[10]的。在知识传授方面，老师的价值微乎其微。在现代世界，传播方式的激增，使得那个站在教室前的人已不再必要（参见：直接教学法^[11]）。老师和导师的价值，仅限于沟通，而这种沟通，理想情况下应是互动的、双向的、一对一的形式。如果学生能自主选择与之互动的专家以及互动的时间，那么这种互动的价值将达到最大化。由于专家时间成本高昂，最高效的接触方式或许是通过在线预约。而在现实生活中，与成年人的任何互动都有其价值。随着孩子适应环境，他们的发展轨迹将反映出他们所接触的人群。此外，在线教育的力量提供了实现多样化所需的所有要素。这样，一个来自贫穷小村庄的孩子，也可以梦想着为 NASA 或 SpaceX 工作，甚至拥有自己的火箭公司。在理想世界里，每个领域的专家都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提问保持开放，而其中，来自年轻人的问题可能最为重要，也最富启发。

网络时代的智慧

如今，一个十岁的孩子从谷歌上得到的答案，远比从老师那里得到的要好得多（参见：长颈鹿如何睡觉？）。即使是最好的老师，在纯粹的事实性知识储备方面也无法与之竞争。在足球场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带着智能手机。如果我用物理或化学问题来考他们，他们甚至懒得去想父母或老师，而是直接掏出手机谷歌。通常，他们都能找到所有想要的答案。自主学习^[12]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参见：苏伽特·米特拉的实验^[13]。

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和全球知识的普及，老师的角色正不断式微。孩子们仰望成人世界，主要应是为了寻求友善的建议和人生的智慧。

在现代教育中，「老师」这个概念终将过时。

语义距离的悖论

学校系统制造了一种幻觉：老师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学校把孩子们逼得太紧，学生与老师之间通常存在着巨大的语义距离^[14]（认知鸿沟）需要跨越。如此一来，老师懂得的，远比孩子们在课堂上需要学习的多得多。这给了老师一种无所不知的感觉：「没有我，他们可怎么办？」问题在于，学生们需要放慢脚步，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与教学大纲^[15]设定的量相比，学习的量本应减少。过高的要求和过大的语义距离^[14]，迫使学生进行无语义学习^[16]。通过不可避免的强制手段，即便是最好的老师，也可能助长学生对学习的憎恨。在繁重的课程中，「学得好」的幻觉很难被察觉，大部分知识在几周内便会被遗忘。而无语义学习^[16]所导致的大量知识干扰^[17]，又进一步加速了遗忘^[18]的速度。

学校就像一台贪婪的伐木机，只顾吹嘘木材的高产量，却对大多数产品都在林地里腐烂朽坏^[18]的事实视而不见。

学校里灌输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觉得需要老师，也就越看不见无语义学习^[16]中知识干扰^[17]的问题。

过渡时期

一旦孩子们开始依赖直接教学法^[11]，他们就不再学会依靠自己，这是教育造成的伤害！伊里奇注意到，学校教授的主要课程是需要被教授。被教导和无助成为一种习惯。

教学之所以有害，还在于一旦孩子们开始依赖直接教学^[11]，他们就丧失了依赖自己的能力！伊万·伊里奇曾注意到：学校教给我们的最重要一课，就是我们需要被教。「被教导」和无助^[19]成了一种习惯。

所有的老师都大可放心，你们的角色在当下依然重要。因为一旦我们将孩子们推进学校教育^[20]的头两到四年，他们很快就会丧失自主学习^[10]的能力。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在未来的岁月里仍将需要老师。民主学校^[21]的经验表明，孩子们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有效地从被动式学校教育^[20]过渡到自由学习^[4]。参见：教育与进化背道而驰^[22]。

以下内容节选自 @Thoughts Memo 汉化组的译文《非凡人物的童年生活》

弗吉尼亚·伍尔夫从未正式上过学校。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一位编辑、评论家和传记作家，他和家教共同教育了弗吉尼亚及其姐妹。尽管女儿对他有「复杂的憎恶」，他的社交地位却非常高，能够邀请亨利·詹姆斯、托马斯·哈代和阿佛烈·丁尼生勋爵等文坛巨擘来家中与孩子们共进晚餐并交流。莱斯利·斯蒂芬曾描述他的朋友圈，弗吉尼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大部分有名望的文学人士……聪明的年轻作家和律师，大多持有激进的观点……我们常在周三和周日晚上聚在一起，边抽烟边喝酒，讨论宇宙和改革运动。

……

罗素的孤独生活，也是清闲的。他的祖母是他的监护人，罗素在自传中提到：「她总担心我学习过度，因此把我的上课时间安排得很短。」

他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都是独自在彭布罗克山庄的花园里度过的。……

在孤独中，我常在花园里游荡，一边寻找鸟蛋，一边思考时间的流逝。根据我自己的回忆，童年时期的重要印象，往往在玩耍间隙突然浮现，而且从不会告诉大人。我觉得，青少年时期的闲逛非常重要，因为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这些看似短暂实则重要的印象才能形成。

……

辅导的重要性，在其更狭窄的定义中，即积极指导某人，与一个被称为布鲁姆二西格玛问题的现象有关。这个概念是由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他发现接受辅导的学生

...表现得比那些通过常规教学方法学习的学生高出两个标准差，也就是说，接受辅导的学生的平均表现超过了对照班级中 98% 的学生。

……根据我的经验，帮助他人迅速成长需要建立一种深刻而细腻的联系。家教可能会要求严格，期望你全力以赴，但如果这种严格不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如果他们没有表现出真正相信你能做得比你想象的更好——那么严厉就会变成压迫。

……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每天早饭后都会和父亲散步。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

我父亲需要大量并且持续的锻炼以保持健康，他习惯在早餐前沿着通向霍恩西的绿色小径散步。我总是陪着他，我的童年记忆中，绿色的田野和野花总与我每天向他汇报我前一天读过的内容混合在一起。……在这些关于我读过的书的频繁讨论中，他会抓住机会向我解释文明、政府、道德和心智培养等方面的知识和观点。他还要求我用自己的话重新表述这些内容。……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詹姆斯·密尔充分利用了与儿子建立的师徒关系。他开始大声思考这个新领域——政治经济学——「并每天阐述部分主题」，然后要求约翰·斯图尔特第二天提交一份书面总结。……他们会在散步时细致审查约翰·斯图尔特的总结，「他需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直到文字清晰、准确且几乎完整」。也就是说，约翰·斯图尔特将他的思考具体化，父亲则不断指正并提供反馈，直到儿子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他达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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