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中的社会群体

1 导论

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所接触的社会群体质量直接决定了社会化的进程和最终成果。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规模、成员构成、内部凝聚力等方面各有特点。深入理解这些群体的内在运作机制，对于优化个人的社会化轨迹^[1]至关重要。尽管社会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应受到外界干预的自然过程，但在儿童成长的关键阶段，父母和教育者可以适度引导孩子接触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这些选择对个人的人生轨迹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不难想象，在艺术俱乐部、军事训练营或监狱等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会呈现出迥异的特征。

2 同辈群体：特质混合

同辈群体亦是一种社会群体，处于其中的个体有着相似的阶级、年龄或兴趣。

在同辈群体中，孩子们的行为往往趋于一致。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同辈群体组成对教育成果的影响。是先富带动后富？还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2.1 教师的两难处境

对于一位教师^[2]来说，课堂教学内的沟通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TA应该抬高班级的层次，仅和资优生对话？或者针对有问题的孩子，确保没有人被落在后面？或者TA应该通过向分布在中间的多数群体对话，来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在一个才能呈正态分布的群体中，心理因素往往驱使教师将注意力集中在中等水平的学生身上。过分关注班级里的天才，可能会导致其他学生感到无聊、沮丧或滋生嫉妒心理。而将重心放在后进生或问题学生身上，通常又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师自然而然地会选择针对平均水平进行教学，并试图逐步提高这个水平。

实践表明，教师倾向于根据学生的反馈来调整教学方法和水平。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与更积极主动的学生有更多互动。这些互动不仅确立了基准的平均水平，还决定了教师所采用的推动区^[3]。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最佳的推动区，而是学生最大程度能够接受的推动范围。这意味着，一个尽职尽责、积极投入的教师会努力完成课程大纲^[4]，同时在不引起学生明显退步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施加教学压力。

诚然，并非所有教师都重视或欢迎学生的反馈。有些教师似乎只顾自说自话，将课堂变成自我提升或自我炫耀的舞台。也有教师会拿出报纸，放任学生自由活动。而一位优秀的教师则应该能够识别学生之间的差异，并根据他们的能力分配难度适中的任务。然而，应对学生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着实不易。事实上，面对众多学生的教师总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她可能希望采用低投入的在家上学策略：布置任务，暂时退出，然后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监督和辅导。但这需要对每个孩子有深入的了解。在这方面，家长往往更具优势。在小学阶段，教授特定孩子地理知识，比起了解地理本身，更需要了解这个孩子。例如，要告诉一个孩子智利濒临太平洋，教师首先需要确认这个孩子是否知道太平洋是什么。太平洋是否出现在课程^[4]中并不重要。在一个能力不一的班级里，可能需要反复解释太平洋的概念。而在自由学习^[5]环境中，当孩子能够依靠自身的学习内驱力^[6]时，这些问题就不再存在。

欲深入了解混合能力课堂动力学的模型构建，请阅读：课堂教学中的成长抑制与趋同^[7]。

2.2 毒品的流行

同辈混合的问题让我很感兴趣，特别是在毒品使用方面。不同市镇到国家乃至全球，甚至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毒品使用的统计数字差别都很大。在我附近学校，初步得出的关于毒品使用或实验的不完全统计数据可能超过 80%！这远远超过了同一地区的毒品使用的官方平均数据。要从孩子们那里得到任何信息是非常困难的。显然，他们不愿意向成年人吐露真相。有些人拐弯抹角，有些人则会自证清白，然而还有一些人只是傻笑，爱答不理。幸运的是，我在足球场结交了些少年。我们在那里玩得很开心，时岁更迭——上幼儿园的他们弹指间就长到了成年。现在，这些孩子中的一些人进入了全国各地的大学，甚至更远。当四个独立的孩子，都是 18-20 岁，来自三个不同的学校，抛出类似的数字，说「80-85%的同龄人使用毒品」，我得出结论，毒品问题已经荼毒颇深。官方数字可能太乐观了。最近在同一所学校进行的一项研究计划将孩子们聚集在一个教室里，让他们填写一份匿名问卷。孩子们并不太愿意主动说出真相！如果每个人都勾选「我正在服用」，会怎么样？这样的匿名就会变得形同虚设。在美国，当青少年被问及他们在前一年是否有机会使用毒品时，出现了同样的数字，即 80%，但实际使用情况却低得多。也许孩子们喜欢吹嘘，是这样才导致这奇怪的整数吗？在我的时代——红色统治下的波兰，毒品的使用似乎接近于零。在对这个问题完全无知的情况下，我的学生时代安然度过。从没有听说过毒品为何物——即便我是在各种不同的社区长大，有穷到犯罪猖獗的，也有相对富足的。今天，我看到许多本来朝气蓬勃的孩子变得无精打采，最终消逝在成人世界的落寞深渊中。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短短几年就能导致这种云泥之别。

接受毒品使用情况调查的孩子，有些来自这样一所中学，它的生源由三个不同市区组成。显然，其中一市区相对干净，孩子们初来乍到，对毒品了解甚微。而据说在另外两个市区的小学，毒品使用十分猖獗。滴毒不沾的孩子很快就从他们「被污染」 的同辈那学会使用毒品。

毒品能直接刺激大脑的奖励系统，因此能轻易剥夺大多数青少年的理性控制能力。一旦尝试，只有意志最坚强的人才能抵挡住进一步的诱惑。看来，对抗毒品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对毒品一无所知，或者对毒品带来的快感毫不知情。孩子们要么根本没机会接触毒品，要么从小就树立了坚定的信念，使他们永远不敢冒险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毒品问题如此明确：让不同背景的同龄人混在一起是危险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让不同水平的孩子混合在一起学习，还是采用某种形式的分层教学，将成绩较好的学生单独分到更高层次的班级？分层教学确实能让天赋较高的学生取得更大的进步，同时又不会打击其他学生的自尊心。但是，仅仅被划分到较低层次的班级，本身就是一种标签化。从一个角度来看，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分层：有人成为总统，有人却可能锒铛入狱或死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比较和分类恰恰是摧毁儿童自尊心的主要因素之一。归根结底，我们试图将各种素质良莠不齐的孩子硬塞在一起学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个问题。相比之下，个人主义教育（例如在家上学^[8]）或在混龄群体中进行的民主教育则不存在这些问题。

2.3 建立混合模型

班级中，学生的能力有好有坏，良莠不齐，确定谁（好的或坏的）者受到的影响更大至关重要。谁更能凭一己之力带跑平均分？我采访了学生、家长和老师，询问了他们对平均分效应的看法。可悲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将同伴混在一起会降低整个小组的平均成绩。然而，教师通常坚持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学生的个性。有一些人坚忍，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屈服。有些学生甚至展现出领袖风范，对小组产生积极影响。然而，这些都是例外。

我还注意到，在平均水平已经很低的学校和班级，平均水平会被进一步拖低。相比之下，在优质学校和大学阶段，优秀学生能够更好地带动成绩较差的学生，这种正面影响会更加明显。

有没有一种通用的方法，能够确保混合能力班级产生积极的效果？

如果我们试图模拟同龄人群体中的社会动态，热力学第二定律给我们的启示并不乐观。破坏往往容易，而建设品质却很困难。就像把劣质汤和优质汤混在一起，我们不可能得到一道美味佳肴。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毒品滥用的情况。类似地，一个爱惹是生非的愣头青就能够毒害整个班级的氛围。热力学似乎暗示，消极因素更容易占据上风。

接下来让我们探讨信息理论。真理能够增强模因的影响力，而矛盾则有助于削弱模因。从这个角度来看，良好的实践和健康的理念本应在信息层面上占据优势。然而，我们也发现，某些模因能够依靠认知偏见或强烈的情感反应而存续。英国脱欧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表明一个令人愉悦的谎言可以战胜任何冷静的理性判断。2016 年 7 月 22 日的公投结果证明，当强烈的情感因素介入时，我们不能单纯依赖群众的智慧。

个人特质可能会彻底颠覆所有的理论模型。一个具有领导才能的学生可能会提升整个班级的水平。相反，一个具有一定说服能力的小规模毒品贩子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教师同样会打破既有模型。有些教师可能成为出色的引路人。但总的来说，他们往往会增加环境的压力，导致教育效果退步到推动区^[3]之外。然而，某些教师具有特殊的能力，能够洞察这些社会动态，理顺复杂的人际关系，从而推动整个班级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惜的是，当学生频繁在不同班级、教师、学校或城市之间流动时，这种引导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学生与教师之间极其有限的互动时间会使所有的指导努力变得徒劳无功：教师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的学生。

在解答混合同伴问题时，学生质量的分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成绩较差的学生处于少数时，他们更有可能获得帮助。一些针对问题青少年的特训营通常会以适当的比例将表现不佳的学生与优秀学生混合，以帮助前者改善。较高比例的天才学生能为整个班级营造截然不同的氛围。正如 Asch 从众实验所显示的，随着某一群体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同伴压力也会随之增加。移民问题很好地诠释了人口分布的影响。当少量移民分散到欧洲各地时，他们容易被接纳并获得提升，从而使整个社会受益。然而，当移民数量持续增加时，我们就会看到营地、贫民窟、失业、歧视和犯罪的出现，从长远来看，甚至可能导致恐怖主义的滋生。

最后，我们在分析学生素质时关注的具体方面也至关重要。犯罪倾向、贫困、家庭环境或残疾学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身体残疾和学习障碍也会带来各自不同的效果。

2.4 混龄群体

在教育领域，混龄群体似乎更符合自然规律。纵观千年历史，儿童一直在家庭环境中学习。年幼的孩子会向能够最大化他们学习熵^[9]的年长孩子学习。而年长的孩子则能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培养技能和同理心等。由于年龄与能力往往成正比，且年长学生通常更具影响力，混龄班级的整体表现平均水平应该会有所提高。在这样的群体中，自尊问题似乎会减轻，因为年龄差异掩盖了能力差异。小孩子常常以结识年长朋友为荣，而年长者则乐于向小朋友展示自己的学识和技能。理想情况下，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个性化的关注。混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这种个性化教育，同时仍保持集体教育的特点。这种模式中既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学习，又有丰富多样的社交互动。当然，效果可能取决于混合的质量，但总的来说，年龄混合通常大有裨益。优秀的教师能够借助混龄群体创造出卓越的教育成果。然而，如果仅仅出于预算限制等不太理想的原因组建这样的群体，可能会适得其反。

2.5 混合动机群体

将真正渴望学习的孩子和那些想逃离学校的孩子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组合。这种截然相反的差异难以调和。不愿意学习的孩子往往会将不满情绪发泄到那些想要追求卓越的孩子身上，从而滋生霸凌^[10]行为。当那些不情愿的学生要么辍学，要么留级时，有学习动力的学生才能松一口气，专心投入学习。强制教育正是助长了这种有害的混合状况。因此，强制学校教育必须结束^[11]。

2.6 混合性别群体

还有一个问题是性别混合问题。我从未在单一性别的班级里学习过，唯一接近的经历是体育课。这些课总是充满了睾酮的气息，似乎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大规模斗殴。

回顾狩猎-采集社会，寻找混合性别的进化和人类学线索总是很有价值的。10 万年前，性别角色更加明确，同伴之间的学习确实倾向于将性别分开。现代部落似乎呈现出更多的性别混合。如今，为了防止形成刻板印象，我们倾向于避免设立单一性别的学校。

归根结底，与其关注学习成绩，我更倾向于寻找能够避免白痴统治的方法。令人担忧的是，我许多才华横溢的同事虽已年近中年，却仍未生育后代。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课堂上的性别混合可能并非上策。毕竟，我们很少与同族通婚，更多的是在其他群体中寻找伴侣。我认为韦斯特马克效应在课堂环境中也会发生。然而，所有与同学坠入爱河的同事都强烈反对这一观点。这让我想起了一次体育课，当时有女生穿着运动服加入我们，顿时引起了轰动。不过，如果这成为常态，这种兴奋感可能就会消退。将性别分开似乎有助于激发配偶选择的生物本能。然而，社会学家们往往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性别隔离可能会导致异性社交技能的缺失。一些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在青春期之前保持性别混合，青春期后再实行隔离。然而，在我看来，任何形式的人为隔离都会降低孩子们相互启发的能力。

2.7 结论：释放天才的潜能

考虑到如此多的因素，对我最初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我的结论是：

混合同辈对平均表现的影响难以准确评估。

这本书明显倾向于支持培养天才学生。诚然，每个孩子都是珍宝，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天才学生能带来成倍的投资回报。更准确地说，天才学生能在最少投入的情况下带来最大回报，因为对他们而言，自由往往是最有利的条件。人类虽然在无谓的战争中失去了数百万生命，却依然得以延续。与此同时，一个艾萨克·牛顿就能推动几代人的进步，使科学突飞猛进。基于这种观点，我认为，尽管在学校中混合不同类型的学生是难以避免的，但天才学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他们应该接受非学校教育、在家上学，或者至少被安排在小班制的精英班级中，并享有特殊待遇。他们需要得到特殊保护，或者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

同样地，我们不应让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扰乱大多数人的学习生活。这些学生也需要得到个性化的关注。我认识很多在青少年改造学校就读的年轻朋友，他们都对那里的经历赞不绝口。这些学校的工作人员专门致力于解决年轻人生命中的各种困境。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比单纯的学习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学生的长期发展。至于如何处理最棘手的学生，这已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出人意料的是，大多数问题学生内心深处都蕴藏着金子。我自己在某个阶段也曾是个问题少年。不过，我想如果当时我被关在某所管教学校里与一群品行不端的人混在一起，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

在美国，社会分层的传送带将问题学生送进了监狱。这种做法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完全适得其反。相比之下，明智地投资教育能以远低于监禁的成本来缓解这一问题。

根据具体情况，让不同背景的同龄人混合在一起可能是件好事。这种做法能丰富学生的经历，激发灵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们无法确定混合群体中产生积极结果的概率，但有一点我很确定：最优秀的学生应该被赋予自由，而最困难的学生则需要个别化的关照。换句话说，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能力分布两端的学生。为了最大化教育效果，某种形式的分流是不可避免的。

3 隔离的同龄群体

在所有形式的神经学习中，包括社会化过程，我们都希望在无关紧要的参数中引入最大程度的变化，而在需要学习的关键参数中保持最大程度的一致性。以视觉系统识别狼的图片为例，我们应该向神经网络输入各种不同类型的狼的图片，这样大脑才能识别出共同特征。相比之下，如果输入一系列几乎完全相同的狼的图片，对于识别训练而言几乎毫无价值。

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学校因采用年龄隔离而独具特色。虽然在同龄群体中进行社会化本身并无不妥，但这种社会训练在现实生活中用处有限，因为年龄混合才是常态。我们也可以根据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将他们分组。这样做虽然能带来一些共同兴趣的好处，但总体而言，由于与年龄隔离相同的原因，其效用也不大。这种方法的极端情况就像是一个充满你自己复制品的社交室。这种安排也许适合组建一支乐队、一支足球队或一个思想高度一致的研究团队（没有冲突，也就没有创造力），然而，这样的群体在社会化训练方面将相当匮乏。社会化的关键在于学会在不同场景下，通过复杂的社会互动找到前进的方向，而这种互动恰恰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3.1 解除隔离加速了社会化进程

研究表明，与年长孩子和成人互动的孩子往往能学到更多东西。社会科学理论指出，人们在行为上有相互趋同的倾向。因此，让孩子们效仿成人榜样并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仅仅与同龄人一起创造性地探索社会现实，似乎更为可取。然而，当孩子们缺乏效仿对象时，他们反而会变得更具创造力，突破常规，这反而会使他们在成人的标准下显得不那么「社会化」。如果不是总是伴随着危险，这种创造性本可能带来极大益处。值得注意的是，独处的孩子们并不会像《蝇王》小说中描述的那样陷入混乱，但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相比之下，民主学校^[8]中年龄混合、略有成人参与的环境似乎更为理想。研究也似乎证实，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们能获得我们所知的最佳社会化经历。

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学校在教育和社会化方面更为出色的人，以及那些相信学校因为提供与同龄人接触的机会而成为理想的社会化场所的人，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关于不对称性的问题：既然获取学术知识需要合格的成年教师，为什么我们却坚持让大部分社交学习发生在不具备相应资格的同龄人之间呢？在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里，大多数学术学习应该通过自主学习^[6]来完成，辅以与成年人的适度咨询，并在同龄人之间相互启发。另一方面，最理想的社会化应该发生在由不同年龄、不同能力的群体组成的多元环境中。准确地说，所有在社交互动中起作用的个性特征、知识水平、技能程度和目标取向，都应该以最大程度的多样性组合输入到社会化环境中。就像神经网络可能会从预训练中受益，实现更快的收敛一样，开明的成人指导也能加速社会化的进程。

3.2 日托所社会化的灾难

幼儿园社会化教育最令人痛心的副作用，莫过于孩子们纯真的心灵逐渐发生转变，从与生俱来亲近同伴的天性，变成将所有人都视为人生赛场上的竞争对手。虽然在成年人看来，生活可以是一场共赢的游戏，但对于争抢玩具、食物或地盘的孩子们而言，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曾经喜欢与同伴在一起的孩子，可能很容易变成一匹独来独往的孤狼，将独处时光视为无价之宝。这与我们通过社会化教育想要达到的目标恰恰相反。有年幼子女的父母也能在家中日复一日地观察到这一过程的演变。诚然，我们希望培养出善于社交的孩子，但同时也要确保他们不会减少对他人的爱。合作比胜利更为重要 Cooperation trumps winning（这个双关语是刻意为之的）。

4 文化背景

社会化过程与环境密不可分。通常，让一群孩子在整个学校教育期间保持在同一个班级是有益的，而不是频繁更换班级、学校或居住地。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学习，因为它减少了外部干扰。然而，这种单一性也会削弱课堂环境在社会化方面的价值。小群体往往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微观文化和行为模式^[12]。从这个角度看，班级中的社会化过程与大家庭中的社会化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按年龄、知识水平和能力（包括社交技能）进行了分层。社会化的环境依赖性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得到说明：在亚洲文化（如日本）中长期形成的社会化经验，可能在迁移到中东、欧洲或美洲时变得毫无用处。年轻人在适应新文化环境时通常会遇到较少的困难，这恰恰反映了过度社会化的影响。过多的学习会使遗忘变得困难，而遗忘对于适应新环境却至关重要。社会化的这种环境依赖性再次强调了一个事实：只有经历多样化的环境，才能实现最全面和普遍的社会化。

社会化过程与一般学习过程颇为相似。尽管我们欢迎丰富多样的社交体验，但形成某些专长却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获取普通知识一样，社交技能的习得也可以比作一棵树的生长过程（参见：树木比喻^[13]）。唯一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学习内驱力^[6]将受到两个因素的估值^[14]影响：（1）博弈论，（2）人类社会智能相关脑神经网络经过漫长进化而形成的内在印记。

5 成年人 vs. 同龄人

Peter Gray^[15] 是年混龄同伴群体的坚定倡导者，他的大量研究都聚焦于这一主题。简而言之，幼儿通常会进行平行游戏，彼此间的互动较为有限。然而，当他们与 4-6 岁的儿童一起玩耍时，互动和学习会显著增多。尽管与慈爱的父母玩耍也很有价值，但年龄混合的同伴群体能为自主游戏和学习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与同龄人互动时的学习熵^[9]较低，即获得的回报较少。与成人互动时学习熵同样较低，因为成人的交流系统往往对幼小的大脑来说过于复杂。换言之，对于一个 3 岁的孩子而言，4-10 岁年龄段的玩伴可能会带来最大的玩耍学习熵。当然，随着接触成人的增加，最佳学习熵年龄段也会相应调整。小孩子偏好青少年甚至成人陪伴并非罕见或不妥，事实上，这种偏好可能是成熟的标志，体现在沟通技能、世界知识、情感需求等方面。

与同龄人和成年人的接触存在一个最佳比例。理想情况下，孩子们应该根据自身需求来调整这个比例。社会化遵循与学习内驱力^[6]效率相同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自我调节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回顾我的成长历程，同龄人对我的影响大多是负面的，尤其是在小学阶段。这主要归咎于我自身。这些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源于激发了内心的某些欲望，如炫耀或支配他人的需求。当然，也有一些积极的启发，但相对较少。遗憾的是，我的情况并非个例。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成人世界适时地给予一些指导，帮助我们纠正成长轨迹。

5.1 群体社会化理论

在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发展的群体社会化理论》中，Judith Rich Harris 通过系统的论证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极其有限，而同龄群体才是主导儿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现象早已为父母所察觉并引发深深的忧虑。教育学家 Raymond Moore 将其称为同伴影响，并主张应当竭力保护幼童免受不良影响。然而，群体社会化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可否认的是，儿童确实会形成倾向于同龄群体的行为模式^[12]。在现代社会中，研究表明，托儿所^[16]和学校教育^[17]的普及极大地削弱了父母的影响力。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共同的家庭环境在教育和人格塑造方面已不再发挥实质性作用。如果家庭交流仅局限于讨论学校成绩和家庭作业，父母对孩子的学习引导^[9]作用可能会降至微乎其微。

Harris 认为，增加青少年对同龄人的依赖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能更自然地引导他们认识成人世界的现实。然而，这种好处需要与其他促进大脑发展的因素保持平衡，因为这些因素最终能帮助个体适应各种社会环境。这些因素包括慢性压力^[18]、学习熵^[9]等。尽管多样化有利于学习，但自然放大效应同样重要，它指的是源于遗传倾向的学习强化过程。动物研究表明，基因对社会化进程有着强大的影响。自然放大效应倾向于加速大脑发展，从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提高社会智力。

大脑神经网络的可塑性决定了每次人际互动都会在我们的大脑中留下印记。这种影响的深浅取决于接触的程度和特定的行为系统^[12]。从学习内驱力^[6]的角度可以简单解释群体社会化现象。如果孩子们在同龄人群体中能更好地满足学习欲望，他们就会更倾向于向同龄人学习并亲近同龄人。因此，希望对孩子产生积极影响的父母不仅要满足孩子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心理需求，还要特别注重满足他们的学习内驱力。这意味着亲子交流不应该围绕学校作业或父母的意愿展开，而应该由孩子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来主导。

5.2 与成年人的接触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从育儿的角度来理解成年人接触的重要性，这呼应了一句古老的非洲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整个村庄。这启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和照顾身边的孩子。

Diane Baumrind 将养育方式分为专制型、放纵型和权威型，为父母教育策略提供了明确的分类术语。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维度，如忽视型养育，以及规则与回应性的坐标轴等。我倾向于用一套简单的规则来理解 Baumrind 的分类：

• 专制型养育的特点是给孩子制定过多的严格规则，如同让孩子穿越一个规则重重的迷宫。
  
• 放纵型养育的特点是几乎没有规则约束。
  
• 权威型养育**则在少数关键规则和广阔的行为空间^[19]之间取得平衡，达到最佳的规则设置。
  

这种分类方法直观地指出了正确的育儿方式，同时也显示了育儿可能走向极端的两个方向。当然，还存在其他的育儿分类方法和影响因素。父母的反应能力似乎不太受关注，因为父母应该与孩子保持丰富的沟通，这已是众所周知的。相比之下，规则设置的程度则不那么明显。而规则集恰恰是影响成年人对儿童社会化的关键因素。

成人与儿童的接触不能采取放纵型养育的方式，因为这种养育方式会使孩子失去进行社会化训练的必要性。自由确实有利于培养创造力，但是，如果自由建立在一味迁就的基础上，就会剥夺孩子在学习、社会化、性格塑造、道德培养等方面所需要面对的挑战。

专制型养育方式虽然能够加强纪律，却会抑制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创造力。在专制管教下成长的孩子，无论是在学业还是人生中的成就都较为有限。研究显示，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与其采用专制教养方式的程度呈正相关。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专制养育往往源于父母对培养更高尚道德的追求，但这种方式实际上反而会削弱儿童的道德推理能力。如果孩子不是出于自身意愿而选择道德行为，那么他的道德表现可能只是一种为博得他人认可的表面功夫，缺乏内在的道德信念。这显然不是我们期望培养的真正的道德。更糟糕的是，一旦摆脱了专制养育的束缚，这些孩子往往会通过违反社会规范来宣泄压抑已久的不良行为，仿佛在进行一场「道德排毒」。

相比之下，权威型养育方式被公认为是最佳的教育模式。它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顺应了儿童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所有自然本能。因此，这种养育方式充满温暖与关爱，父母具备高度的意识和敏感度，对孩子保持适度的宽容，尊重生物本能，并遵循依恋理论的原则。其次，在涉及安全、健康、尊重他人和财产等关键问题上，它又设立了严格且不可逾越的规则。这套规则体系精简而合理，符合博弈论原理，基于生物学基础，界限分明且保持相对稳定。

对于任何孩子而言，所有的规则都可以浓缩为一句话：爱护这个世界。而这个核心原则所衍生出的具体规则，则最好由成熟的头脑来阐释。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让孩子接触成年人对其社会化过程至关重要。这里的成年人不一定非得是父母，任何心智成熟的人都能胜任这个角色。根据群体社会化理论，成人接触应该发生在一个有利的行为系统^[12]中，在这个系统里，规则不应该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接触必须由孩子自身的学习内驱力^[6]所驱动。

我完全赞同 Peter Gray^[15] 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学校^[8]为儿童的社会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享有探索的自由，可以与不同年龄、不同能力的同伴互动交流，同时还有少量不干涉、不专制的成年人在旁给予适度指导。

6 社交技能的高低差异

David Mills 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孩子们不会仅仅通过与其他孩子互动来学习社交技能，就像他们不会仅仅通过与其他不懂音乐的孩子互动来学习弹钢琴一样。孩子们学习社交技能主要是通过观察和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引自《科学骗局与圣经笑话》）

我在很大程度上赞同 Mills 的观点。我也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学习道德楷模的高尚品格而熠熠生辉，从而超越世俗的种种邪恶。然而，我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持有不同看法。为了便于讨论，我将社交技能划分为高级技能和低级技能两类。我们理想中的高级技能主要（但不仅限于）从品德高尚的成年人那里习得。这些高级技能包括礼貌、关怀、乐于助人、温暖的微笑、巧妙的自嘲、理解复杂的情感暗示等。

然而，还存在着一大类低级技能，它们使我们更贴近人类的进化本源：如何应对攻击、识别他人的恶意、解读同伴的合作信号、理解原始情感等。

解读情绪是情商的核心要素之一。我认为，无论是高水平还是低水平的社交技能，都包含了解读情绪这一能力。然而，成熟的成年人、街头混混和儿童在情绪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成年人通常会学会出于各种原因掩饰真实情感，这些原因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正因如此，理解最基本的原始情绪变得尤为重要。这种社交技能，儿童往往以最原始的方式从同龄人那里习得。这实际上是有益的。可以参考：现场霸凌。即便我们倾向于和平主义，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孩子们需要经历打架、结帮派、霸凌^[10]和纯粹的利己主义。如果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这些经历，即便是最优秀的大脑也可能终生受限。最杰出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需要懂得如何将他们的创意变为现实，而这个过程有时需要经历激烈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精神，一个伟大头脑的遗产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重新被发掘。

7 同辈依赖

「在家上学之父」Raymond S. Moore 博士的著作使同伴依赖这一概念广为人知。Moore 的观点源于他自己的研究，以及生态系统理论先驱 Urie Bronfenbrenner 先前的研究成果。本书^[17]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成人与儿童之间，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沟通的中断，可能成为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极为危险的因素。Judith Rich Harris 博士更进一步提出，父母的影响力无法超越同伴群体的社会化作用。

同伴之间的交流使用特定的语言、文化和行为信号，这使得这种交流方式对孩子们来说比与成人世界的交流更易于接受且更具吸引力。丰富的交流使得建立共同目标和兴趣成为可能。交流是获得奖励的快捷途径。在一个正反馈循环中，与同伴的联系日益紧密，而与成人世界的联系则逐渐疏远。与同伴的交流渠道不断改善，而与成人的交流障碍则日益增长，这一过程遵循着与模因科学中信息传播相同的原理。

许多父母发现，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他们开始更加依赖同龄人，而不是父母或监护人。同龄人的观点更受重视，同辈压力更具影响力，与同龄人的沟通也变得更加重要。这种变化削弱了父母的影响力。我从自己的家庭经历中清晰地回忆起这些社会动态。一旦孩子对父母的尊重开始下降，父母的角色，尤其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就会受到严重制约。Moore 认为，孩子越聪明，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因为天赋异禀的大脑会放大交流、创新、研究和动机等各方面的能力。同时，它也会放大各种反应和行为，而不会过多考虑这些行为的正面或负面后果，包括道德层面的影响。

学校教育^[20]的负面影响还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沟通质量下降导致同龄人影响力增强，成绩下滑，学校压力加大，父母承受的压力随之增加，进而对孩子施加更大压力，结果是孩子对父母的尊重进一步降低，更加渴望自由，更想摆脱父母的影响。很难判断这种情况应该归咎于谁：是父母（例如屈服于学校压力或社会压力），还是仅仅是教育体系使然，或者说这只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

品格的败坏难以根除，而学校环境中每天都存在的不良影响又难以通过道德教育来预防，这一点从孩子们的反馈中可见一斑。品格的败坏往往源于儿童情感大脑工作方式的长期改变。例如，霸凌造成的心理创伤可能会产生类似战争创伤的后果。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同伴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最不可逆转的结果：自杀。

受 Bronfenbrenner 研究的启发，Raymond Moore 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在 8-10 岁才开始。他曾说过，「过早的机构化教育是一种最普遍的儿童虐待形式」。

这个采访很好地代表了 Moore 的立场（例如 20:06）。

Moore 说得对，晚些入学的孩子有潜力迅速赶上那些从小就接受严格教育的同龄人。更有说服力的是，他妻子开展的补习阅读计划让他认识到，被迫过早开始阅读的孩子往往在日后更需要补习。Moore 的观点是正确的：孩子们能够在社交和学业两个方面迎头赶上。他还恰当地指出，这些自由成长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受到严格作息安排的影响较小，在大脑发育和性格形成方面占据优势，从而超越他们的同龄人。他引用的研究显示，「追赶」的速度令人惊叹。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未必是最理想的方案。

然而，将孩子们与世界的「阴暗面」完全隔离也存在弊端。这种保护理念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义的一部分。对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强烈的道德观是首要任务，他们认为仅仅接触「邪恶」就可能对年轻的头脑产生不良影响。他们将同伴依赖视为社会传染的毒瘤。在他们看来，即使是一款暴力的电子游戏^[21]也可能腐蚀年轻人的心智。我对此持不同看法。我认为，应该以客观和理性的方式向孩子们展示世界的所有真相。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孩子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对这些基本事实进行恰当的道德引导和解释。

以向年幼孩子解释死亡或杀戮为例，我认为这并不会造成问题。客观事实本身不必然会造成心理创伤，关键在于如何以符合孩子性格的方式呈现这些事实。在建立了对事实的认知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唤起孩子与生俱来的同理心，比如解释战争的残酷。我深信，这种理性的科学方法不会使我们在面对邪恶时变得冷漠无情或残忍。健康成长的儿童大脑中本就存在一些本能和恐惧。只要孩子的生活中有道德权威的存在，我相信会收获极佳的教育效果。然而，过度依赖同龄人可能会带来问题。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接触邪恶的真相，而在于这可能导致与道德权威之间的沟通出现断裂。

理想的教育方式应该在「纯粹的同辈教育」和「与同龄人完全隔绝的家庭教育」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平衡可以通过按需的社会化来实现，包括一些不过度干预的成人监督、适当的道德指导，以及在孩子与其主要道德权威之间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这种教育理念的基本前提是：我们应该向儿童开放所有信息和沟通渠道。他们需要能够自由地与同龄人、父母、老师交流，并有机会接触各种媒体。让孩子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只有当沟通渠道中断或存在信息偏见时（比如我接下来要提到的亲身经历），问题才会出现。

个人轶事。为什么使用轶事？

我在其他文章中曾提到，我在童年时期是如何产生一些疯狂的生态恐怖主义想法的。

Moore 的诊断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的情况。我确实存在异常的「同伴依赖」。然而，我并未遭受父母的拒绝，家庭也不乏温暖，同伴们的影响也并非太坏。问题主要源于我自身：我渴望展示自己的优势，但由于无知，我的行为却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风险。

事实上，我并不真正依赖某个特定的同龄人或同龄人群体。我所依赖的，是能在同龄人面前展示自我的机会。也许我对家人的依赖较少，部分原因在于我很难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相比达到母亲或兄弟姐妹设定的高智力或学业标准，从三楼窗户跳下来给同学留下深刻印象似乎更容易？我可能就像一个动物，渴望得到那种令人惊叹的「哇」的反应，将其视为最重要的激励奖赏。这正是我认为父母应该将表现标准设定在推动区内的原因之一。每当孩子达到成人设定的基准时，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当之无愧的赞美，以此替代来自同龄人的认可。如果没有这种奖励，在惩罚仅用于严重违规的前提下，表现标准就失去了意义。缺乏赞美，孩子可能会转而在其他地方寻求奖励。

7.1 结论：同龄人依赖

• 群体社会化是塑造儿童性格的一股强大力量
  
• 从成人的角度来看，同龄人群体社会化的效果往往令人失望
  
• 要解决过度依赖同伴的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强沟通交流，并深入理解孩子的奖励系统
  
• 当父母带着预设立场进行沟通时（例如说「如果成绩不好，你的前途就渺茫了」），原本丰富的沟通很容易就会中断
  
• 父母应该为孩子开放所有沟通渠道，包括与外界和同龄人的交流
  
• 父母应该让孩子沉浸在现实世界的真相中，同时适时提供道德指导
  
• 父母应该将对孩子的要求设定在推动区^[3]内，并对每一次成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真诚的赞扬
  

8 学校社会化的替代方案

学校教育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化，然而，这种社会化方式远不如理想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效果。

在学校里，社交技能本应在课间休息时间和课后友谊中得到发展。但在课堂上，孩子们更可能只能看到同学的后脑勺，或者听到「你来这里不是为了社交！」这样的训斥。课间休息时间短暂且间隔较长。学校操场通常过于嘈杂，不利于进行有意义的交流。虽然学校教育可以促进友谊的形成，但不上学的孩子反而有更多机会在其他场合结识朋友。

父母往往会美化自己的学校生活，回忆起那些可能持续一生的珍贵友谊。然而，要客观评估这个问题，他们需要认识到：作为健康的社会性动物，人类能在任何环境中建立情感纽带。事实上，深厚的友谊同样可能形成于新兵训练营、集中营、街头帮派甚至监狱中。显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地方是健康的社交环境。

同理，那些担心孩子永远不愿意走出家门，变成家里蹲的父母，应该认识到：在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心理创伤可能才是导致反社会行为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在学校环境中受到心理创伤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和调整，只有这样，他们真正的社交天性才有可能重新展现出来。

综上所述，缺少学校社交环境可能只会对生活在相对封闭社区的儿童造成影响。但是，如果孩子们能够被送到远处的学校，那么他们同样可以去好朋友家，或者参加任何有组织的团体活动（比如武术班、足球学校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家上学^[8]社区在提供社交支持方面表现尤为出色。在这些群体中，「缺少社交机会」这个说法被戏称为「S 词」，因为那些对在家上学了解不多的人总是对此抱持无休止的怀疑态度。

在城市环境中，运动场堪称学校教育的理想替代品。相较于学校，运动场能更好地促进松散监管下的社交活动，有效减少霸凌^[10]和不良行为（在最低限度的成人监管下）。与其安排那些既不足以充分休息又无法有效社交的敷衍式10分钟短暂休息，不如让孩子们在最适宜的时间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

面带微笑的孩子们可以在白天他们喜欢的时间自由愉快地互动，而不是在疲惫的下午被迫进行无意义的活动。

9 社会化：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

从社会动态的角度来看，学校操场和游乐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当发生冲突时，孩子们可以自由离开游乐场；而学校则形成一个封闭系统，游乐场则是开放系统。这种差异对健康的社会化过程影响深远。尽管在这两种环境中，分隔和聚集都会迅速形成同伴群体和小圈子，但在封闭系统中，这些群体虽然更加紧密，却也更加僵化。

这种动态在社会性动物中也能观察到。例如，在自然环境中的海豚群，通过对抗迅速确立基于力量的等级制度，较弱的个体可以选择游开。然而，在空间受限的海豚馆中，这种自然行为被打断，导致动物的攻击性与空间限制程度成正比。

出于类似原因，学校制度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它为霸凌^[10]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在开放的体系中，孩子们可以选择退出，霸凌者往往会被孤立。这种环境下，霸凌行为难以获得回报，受害者也更容易避开。开放的体系不会限制自由，因此能显著降低攻击性行为的发生，特别是在有成年人（如父母）适度监督的情况下。与霸凌者的接触对健康的社会化进程至关重要。如果这些接触能维持在博弈论的层面，将有助于形成积极的社交印记。然而，在封闭的体系中，这些接触往往演变为暴力行为，可能导致长期压力、发展障碍、情绪偏差，甚至自杀。情感创伤与教育背道而驰。在这种环境中，我们经历的不是正面的社会化，而是负面社会化。孩子们不仅没有学会应对霸凌的技能，反而可能对霸凌者类型产生病态的恐惧或仇恨，甚至开始憎恨自己。

一个简单的实验生动地展示了封闭系统对人心理的影响：给一个广受欢迎的操场加上围栏，它的吸引力会立即大打折扣。如果再设置一个入口，并规定必须待满一小时才能离开，那么这个操场的受欢迎程度将会骤降。诚然，也有许多封闭式的设施深受孩子们喜爱，但能够随时离开操场的自由，是构成玩耍乐趣的重要因素，因为它赋予了孩子们自主选择的权利。

对开放系统持怀疑态度的成年人不妨做一个这样的思想实验：

假设你必须和一群陌生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你希望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大多数人会选择 6 到 12 人左右，理由是人数过多会令人感到压力，而人数过少又缺乏互动的选择。那么，在确定了你理想的人数之后，你是否希望房间里有一扇门（比如，可以让你在遇到社交尴尬或感到压力时暂时离开）？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有退出的选项，这正是对自由的向往。这种选择也基于一个普遍认知：离开往往是最简单、最能缓解压力的解决方式。而学校的问题在于，门通常是紧闭的，这导致校园霸凌等问题猖獗难治。

开放系统中同伴群体的动态特性蕴含着独特的教育价值。在这种环境下，孩子们能够接触到更丰富多样的经验，并有机会与更多同伴在不同规模的组合中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尽管这种系统的整合度相对较低，但只要存在发展更亲密关系的共同兴趣，就几乎没有内在障碍阻碍进一步的融合。在开放系统中，兴趣、热情和性格的自然匹配更容易实现，理论上可以促进更稳定关系的形成。然而，这种优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系统流动性的制约。环境越是流动，发展长期友谊就越具挑战性。

在开放系统中，年龄混合的益处不仅更为显著，而且更加普遍。相比之下，传统学校教育由于采用按年龄分班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强化了同龄人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年龄混合具有深远的教育价值。就儿童发展而言，开放系统能够提供更多的启发和激励。

小团体的形成在操场上更为自然发生，但在学校环境中却往往更加固化。导致霸凌的动态因素在开放系统中同样存在，破坏性行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1）权力斗争和（2）不遵守团体规则的外来者的加入。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如果缺乏足够的成人监督，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打斗和霸凌行为。相比之下，在开放系统中，和解与规避冲突的策略选择更加多样，从而减少了攻击性和暴力行为的发生。

Peter Gray 在其著作《自由学习》（第 8 章）中对结构化游戏和非结构化游戏的差异进行了精辟分析。就社会化而言，在专业俱乐部踢足球和在街头与不同年龄、不同能力的伙伴自发组织踢球，这两种体验有着天壤之别。尽管社会化技能的种类繁多，难以一一列举，但Gray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中社会化过程的差异。社会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生活，而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系统的大舞台。

人们对学校在社会化方面的作用的赞誉由来已久。考虑到我们未来可能需要在狭小的办公空间中工作，学校似乎应该承担起培养学生适应这种高压环境的责任。然而，在操场上自由成长的孩子可能会在面对职场霸凌时显得束手无策。对此，我的观点与讨论抗压能力和慢性压力适应^[22]时相同。我们应该致力于优化社会化过程，尽可能推迟孩子们接触有害环境的时间。成熟的头脑更有可能理性地制定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策略，同时避免慢性压力对大脑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是一种经过时间检验的策略：先发展大脑，待成熟后再面对慢性压力。

成年人的生活中，有毒环境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然而，成年人作为独立个体，有能力改变工作和生活环境。相比之下，儿童的自由受到诸多限制，更换学校通常难以实现。更为严重的是，对于那些在社交特征、性格、外貌、习惯、兴趣、性取向等方面与主流不同的孩子而言，学校环境本身可能就存在着固有的毒性。

Dayna Martin 是非学校教育^[8]的倡导者，她在教育领域有许多创新观点。她认为，自由学习^[5]的一大优势在于孩子可以自由选择朋友。例如，接受在家教育的孩子可以选择不与他认为是霸凌者的同龄人接触。尽管这种选择自由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偏差，但这并不比成年人选择朋友的自由更有害。实际上，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不应以「促进更好的社会化」为由被剥夺。真正的友谊应建立在需求和兴趣的自然契合之上。如果友谊以不同方式为成年生活做准备，这只会促进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我们需要更多快乐、自由的个体，即使他们的兴趣和个性与社会主流不尽相同，也能在创造性追求中找到自我实现的道路。

Peter Gray^[15] 曾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在社交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明白，任何感到不愉快的人都可以选择退出，如果退出的人太多，游戏就会结束。」这句话显然只适用于开放系统。对于封闭系统，我可以这样改述：「在社交游戏中，每个参与者都知道，任何感到不愉快的人都会被迫屈服。游戏永远不会结束。」

实际上，没有哪个校园是完全封闭的，也没有哪个操场是完全开放的。然而，在早期社会化阶段，我们应该以玩家的开放流动为目标。等到年轻人成熟，具备了所有自我防御能力后，我们再将他们引入压力更大的封闭圈子中。

9.1 日托所 vs. 操场

适用于学校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日托机构。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确实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在幼儿园进行。实际上，父母可以轻松创造比结构化日托更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社区操场是最理想的场所：随时可去，任何人都可参与，不受天气影响。有组织的团体活动，如音乐、体育、舞蹈、兴趣小组等，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然而，自由社交在非结构化环境中最能蓬勃发展。

9.2 马基雅维利式条件反射

在一群同龄人中，很容易通过他们与照顾者和管理者的互动方式来辨识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举个例子，如果两个孩子不小心损坏了一台电脑，比如意外打翻饮料，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更可能试图向管理者隐瞒自己的过错。他们会预料到惩罚的到来，但实际上并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真正的内疚。相比之下，接受家庭教育的孩子更可能坦诚地表示损坏是意外造成的。学校教育似乎培养了一种「防御心理」：对权威的沉默抵抗。这并非我们希望社会运作的方式。

接受学校教育的孩子倾向于与同龄人交往，并将成年人视为冷酷无情的权威。他们认为这些权威可以被欺骗、误导或对其保守秘密。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马基雅维利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沟通能力和正义感都受到了削弱。

9.3 学校制服（校服）

有一种善意的想法，主张为学生提供校服以促进社会化。这一平等主义理念旨在防止家境贫寒的学生因衣着简陋而感到自卑或受到歧视。然而，校服也可以被视为学校教育趋于同质化和压制个性的一个绝佳隐喻。它要求所有学生在外表和行为上保持一致，从而限制了个人表达和创造力的空间。所有学生都被要求严格遵守规则，不穿校服者将受到处罚。这与监狱使用囚服的目的相似，都是为了简化管理。校服制度也与军队征兵时的做法颇为相似。新兵到达后会被剃光头发、脱去原有衣物，这是剥夺他们个人身份的第一步。

9.3.1 制服和制服化

个人轶事。为什么使用轶事？

我个人在学习时喜欢穿着极其简单的衣服，甚至可能不符合一般的得体标准。因此，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从未因在学校感到过热或受到束缚而抱怨过。我猜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已经被很好地同化和驯服了。

我的校服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变化，最初是海军蓝（如图所示），后来变成绿色，最后是棕色。我并不珍惜我的校服，它们经常因所谓的校园意外而被剃刀划破。

回首往事，我记得在小学后期和整个高中阶段，我们都没有统一的校服。那时，贫困已不再是困扰我的问题。多亏了 Emmaus 慈善机构对我母亲的援助，我从未因穿着二手衣服的质量而有过抱怨。

早在 70 年代初，我的美国叔叔给我寄来了一条色彩斑斓的喇叭裤。尽管其他孩子开始叫我「睡衣男」，试图取笑我，但我对这条美国裤子的自豪感远远超过了来自同龄人的压力。我始终坚持穿着这身与众不同的服装，或许是因为我天性不太在意他人的眼光。然而，当我被介绍给一群新同学时，情况略有不同。这种不太在意他人看法的特质可能源于我幸运的性格。但不可否认，对于青少年来说，着装规范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导致社会排斥、逃学、抑郁，或更严重的后果如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校服的存在确实有其合理性。不过，对于那些独立学习的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少了一件担心事！

图：在 1971 年，校服在共产主义波兰是常态。这是我三年级（IIId）的班级照。墙上的绘画庆祝共产主义劳动节（5 月 1 日）。教师脸上不雅的涂鸦（血口和丘疹）反映了纪律对亲和力的影响。校服可能有助于减少封闭式学校系统^[23]中的负面社交互动，但在开放系统的自由学习^[5]中并非必要

9.4 在家上学中的社会化缺陷

本章将简要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家上学本身并不存在社会化缺陷。社交能力欠佳的在家上学者与社交能力欠佳的学校学生并无本质区别，这往往是个性或个人选择的结果。即便存在所谓的社会化缺陷神话，那也只流传于那些对在家上学一无所知的人群中。在家上学者自身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自己社交能力出色，有人则认为自己的社交方式与众不同。正如我们不会讨论上学对使用口红的影响一样，我们也应该耐心地忽视那些要讨论在家上学对社会化影响的呼吁。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问：「学校教育对反社会化的影响又如何呢？」

除非在家上学的父母刻意将孩子隔离，否则社会化根本不是问题。

9.5 Budajczak 对社会化的态度

Marek Budajczak 博士是社会化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波兰在家上学的先驱。基于其基督教信仰，他对波兰学校中儿童所接受的社会化方式持强烈批评态度。我的亲身经历完全印证了他的研究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基督教的观点并不影响我的判断）。Budajczak 常打趣说，学校里的社会化就是盯着同学的后脑勺。讽刺的是，尽管学校教育的目标之一是促进社会化，但教师们却常常自相矛盾地说：「你们来这里不是来社交的！」事实上，创造力和社交活动可能会同样妨碍学校达成向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知识的目标。

Budajczak 作为一位亲身实践过在家上学并将社会化纳入研究范畴的学者，坚信在家上学者比在校学生能够获得更优质的社会化体验。然而，正如我们难以准确衡量学习的质量一样，评估社会化的成效也缺乏可靠的标准。Brian Ray 的研究表明，有 13% 的在家上学者在社会化方面存在不足。不过，我们要认识到，任何群体中都存在佼佼者和落后者。此外，对于什么是良好的社会化，人们的看法可能大相径庭——有人视之为理想状态，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却可能是病态的。最理想的社会化应当源于自由接触多元的社交环境。外部评估往往带有选择性偏见，可能会受到父母或机构意识形态的影响。自由社会化的最佳效果取决于孩子自身的目标和大脑的天生适应能力。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支持在家上学社会化效果的观点，可以参考 Dr Medlin 的全面综述《在家上学与社会化问题》。

10 粗暴的青少年

10.1 青少年的夜聊

粗暴的青少年让成年人感到不安。他们在深夜的城市环境中大声喧哗，令人望而生畏。这是发达国家常见的景象：一群青少年带着啤酒，在社区的长椅、操场、足球场或公交车站聊天到深夜。周围的成年人通常采取的态度是：不要靠近，不要指责。普遍的看法认为，如果没有父母的监督或对人生重心做出重大调整，这些孩子的未来难有作为。我听到普通成年人给出的指导方针通常是：这些孩子需要按时上学，父母要确保他们完成作业，然后准时睡觉。就这么简单。

然而，这样的做法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青少年聚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逃离成年人为他们设定的种种限制。父母和学校联手试图将青少年引导至一条完美的成长轨道。但这种压力往往会适得其反。它不是培养学习的习惯，反而激发了对自由、独立和同伴关系的渴望。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主动接触了几个被认为「难以接近」的喧闹青少年群体，试图深入了解他们的目标和动机。令人意外的是，初次接触给人的最深刻印象是，这些其实都是普通的好孩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饮酒或吸毒的行为，主要源于生活中缺乏明确的目标。这种状况多半是由于缺少榜样、缺乏正面典范，以及普遍存在的无力感造成的。聚在一起寻欢作乐，成了他们逃避单调乏味生活的方式。然而，他们的讨论可能比实际的学校教育对他们的大脑发展更有益处。当他们谈论足球、青少年问题、聚会、父母和学校时，实际上在进行有价值的信息交流，参与问题解决，展现他们所能做到的最佳批判性思维。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却被同伴关系引导到了特殊的方向。这种状态远胜于在学校中被动应付，因为在学校里，独立思考往往既不被鼓励，也不被要求。如果学校教育能够传授一些持久有用的知识，我可能就不会写下这些话了。然而，他们常常把学校视为一种需要以最小代价应付的负担。学校成了成人世界控制他们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并未为他们真正的问题提供任何答案，其中与父母在学业问题上的冲突尤为突出。

出人意料的是，恰恰是那些被视为「问题学生」的孩子们最常大声疾呼学校教育的价值。对于那些家庭环境动荡的学生而言，学校成了一片净土，是他们逃避家庭问题的避风港。同样，那些最终被送到少年管教所的学生，也对那里的纪律、秩序以及与优秀教职工密切交流所培养的使命感赞不绝口。他们还认为，远离不良朋友和诸如毒品等破坏性影响是极其有益的。一些人甚至坚称，有害的朋友圈会产生一种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人推向沉溺或犯罪深渊的负面动力。

学校、家庭和同伴关系之间的这些错综复杂的联系表明，解决青少年问题和教育问题并没有简单的方程式。这种复杂性让我认为，相比宏大的教育改革计划，局部的个体化优化可能会更加有效。这种观点可能会让许多教育工作者感到不安，但基于个人决策的局部优化必然会导向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我反复强调，我所看到的教育未来在于思想的市场，而非可能扭曲优化标准的经济市场。这种市场中的自然选择将有助于进化力量趋向最优的长期解决方案。详见：教育改革^[24]。

10.2 同辈群体效应

在我早期的研究中，我经常会到足球场上，在年轻人中间进行一项民意调查：「谁喜欢上学？」。有趣的是，虽然在面对权威人物时，孩子们往往会条件反射般地说「我喜欢上学」，但在同龄人群体中，情况却截然相反，说「我讨厌上学」反而成了一种潮流。事实上，在较大的同龄人群体中，尤其是在一些酒精或可能是毒品的影响下，孩子们似乎会被「学校糟糕透了！学校糟糕透了！」的口号彼此煽动起来。我很快意识到，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交谈，在建立了信任的基础上，不被视为局外人或「又一个无聊的老师」的情况下，我才能收集到真实的意见。

10.3 大学规划

当我比较来自大城市的青少年和来自只有 300 人的小村庄的青少年时，我发现了一个显著的差异。小村庄的孩子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计划上大学。深入了解后，我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身边根本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缺乏榜样，没有可以效仿的对象。上大学这个选项甚至从未出现在他们的人生规划中。他们的农村背景更是加剧了他们的自卑感。

10.4 他们很粗暴吗？

接下来我要列举几个乍看之下似乎很粗暴的青少年的故事。然而，经过仔细分析，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潜力无限。他们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粗暴。

10.4.1 Simon

轶事。为什么使用轶事？

Simon 是一个在成年人眼中名声很差但实际上极具才华的典型例子。他的负面名声现在开始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Simon 今年 16 岁，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少年，拥有多项不易被察觉的才能。表面上看，他给人一种「无可救药」的印象。他的词汇量不算丰富，说话的口音仿佛来自黑道。他的兄弟们经常与警察发生冲突，其中两个甚至被送进了少管所，西蒙也曾有过类似经历。西蒙曾坚决表示他永远不会上大学：「我受够学习了，我讨厌学习。」当我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在数学和音乐方面都有天赋的孩子会如此厌恶学习时，我很快就看出了强制学校教育^[25]的影响。这种影响还被一个酗酒、暴力、对孩子学习成绩要求苛刻的父亲进一步放大了。看 Simon 踢足球时，我仿佛看到了未来的罗纳尔多。他的动作堪称完美。奇怪的是，他并不怎么跑动，这是因为他抽烟。才 16 岁，他持续付出努力的能力就已经大大减弱了。他组建了自己的嘻哈乐队，但成绩并不理想。他有才华，但缺乏组织和支持。在爱尔兰生活了几年后，Simon 的英语曾经很棒。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波兰语不是很完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过去的 3-4 年里，他的英语水平退步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他甚至避免说英语。他对波兰的学校嗤之以鼻：「我在学校学过英语，结果还是全忘了！」Simon 是才华、衰退、天赋和绝望的悲剧性结合体。通过强制学校教育，他肯定失去的一样东西是学习内驱力^[6]。他的未来将取决于出现的机会。如果他得到一份面包师的工作，他可能就会成为一名面包师，可能只干一个月，也可能干一辈子。他是那种令人心碎的案例，拥有非凡才能却可能永远无法为世界所用。我经常在慢跑时遇到 Simon。我不会停止尝试。我希望在未来 2-4 年能带来一些更乐观的消息。

2020 年 4 月更新：Simon 如今已为人父，有了一个一岁大的宝宝。出乎意料的是，他决定重返校园继续学业。他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归因于自己大脑的缓慢「成熟」。最近，他的笑容明显增多了。

10.4.2 维多利亚女王

轶事。为什么使用轶事？

在喧闹的青少年群体中，往往有几个女孩忠实地追随着团体，很少提出自己的想法，也从不反对他人的意见。16 岁的 Victoria 美丽聪慧，凭借出众的外表在同龄人中获得了特殊地位。她就像一位女王，虽然不是掌控全局的那种，而是一个被众人崇拜、备受瞩目的象征性人物。Victoria 曾是 12 岁年龄组中最优秀的舞者之一，学习成绩也很出色。不久前，她还告诉我她喜欢上学，这立即引起了我的兴趣。然而，她的这番话很快被证明是言不由衷的。我很快就看穿了她的伪装。当她说英语是她最喜欢的科目之一时，我起了疑心。我想用英语和她聊天，她却以「在波兰，我们应该说波兰语」为由推脱了。她突然变得防备起来，我意识到需要再次尝试才能揭示真相。此后，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我逐渐试图赢得她的信任，希望得到更真实的回答。很快就发现，她之所以告诉我喜欢上学，仅仅是因为她认为这是对成年人说的「正确答案」。显然，她一直被教导要用关于学习、舞蹈和行为的积极言论来给成年人留下好印象。诚然，她确实有几门喜欢的科目。她一直承受着来自父母的压力，他们也非常热衷于帮助她完成家庭作业，以确保她保持全 A 的成绩。她有明确的计划在高中学习经济学。除此之外，她最喜欢的「爱好」是和她那群以男生为主的青少年朋友一起闲逛。Victoria 的未来似乎将由两股力量决定：一是她向成人世界展示的那个被压迫的「表面」生活，二是她真实的兴趣、激情和青春期的灵感。Victoria 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学校教育的压力可能会将一个好学生变成一个叛逆的少年。学习负担越重，学习兴趣就越低。这可能会改变一个青少年的人生轨迹。

2020 年 4 月更新：几天前，Victoria 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孩子的父亲是她那群崇拜者中总是面带微笑的领袖。当被问及为何总是如此开心时，他回答说：「因为我抽大麻」。

10.4.3 Alex

轶事。为什么使用轶事？

Alex 给人的第一印象着实不佳。他的样子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血腥斗殴：一只眼睛布满血丝，另一只眼睛则蒙着珍珠白的白内障。难怪他被人称作「僵尸」。他的外表常常为他招惹麻烦。在青少年音乐会上，他频频被警察拦下搜身。单凭外表，他就立即被贴上了滋事分子、瘾君子或毒贩的标签。他沮丧地抱怨道：「警察为什么不去搜那些嗑类固醇的家伙？他们身上肯定能搜出点东西。警察只是害怕那些大块头罢了。他们只想交差，所以就拿我开刀。」

乍看之下，Alex 似乎与众不同，但实际上他只是个普通学生。尽管他曾两次留级，但他的出勤率并不算太差。然而，他的外表在学校里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哪位老师能真正帮助他，或对他的前途抱有信心。他那略显颓废的外表让人误以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人。事实上，Alex 是个善良而敏感的小伙子。他虽然不是圣人，但绝非吸毒者或麻烦制造者。正是他的敏感性影响了他的学业成绩。每当他对自己的准备不够自信时，一旦被点名回答问题，他就常常选择放弃。他宁可接受糟糕的成绩，也不愿在全班同学面前遭受羞辱。据 Alex 所说，老师们经常会用「你又没学到什么。你简直一无是处，不是吗？」这样的话来打击学生，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不是因为同学们的存在，Alex 本可以对这些刻薄的话置之不理。Alex 曾经在数学方面表现出色。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积累了大量遗忘的基础知识，如今数学课对他而言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他对数学的理解越来越少，学习内驱力也完全消失了。他已经放弃了继续学习数学的打算。在学校里，他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数学不适合他。

Alex 是一位正在冉冉升起的嘻哈艺人，梦想着能从单调的学生生活中解脱出来。学校和父母为他营造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只有在假期里他才能短暂地逃离这个樊笼。我很快就意识到，他真正需要的并非学校教育。这个聪明的小伙子完全有能力自学。他真正渴望的是自由。Alex 今年 15 岁。再过 3 年，他就能找到工作，租下属于自己的公寓，也许还能谈个恋爱。到那时，他终于可以如释重负，成为完全独立的人。令我遗憾的是，这些年在学校的时光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收获。无论是他自己的感受，还是我的观察，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且，这些经历已经永久地磨灭了他继续学习或上大学的热情。

至于他那看似可疑的外表，其实源于他的一个独特爱好：收集各式各样的彩色隐形眼镜。

10.4.4 可怕的纳粹？

个人轶事。为什么使用轶事？

我年轻时也曾是个粗暴的青少年。我不沾酒，因为从小就深信每喝一口酒都会杀死一定数量的脑细胞。这个错误观念大概是我从电视上听来的，却在我脑中根深蒂固了十年之久，甚至在我学习生物学时都没有被纠正。这恰恰说明了错误观念是如何轻易地在人心中扎根。我曾试图劝阻许多人远离酒精。1980 年除夕夜的一次派对上，当我被劝酒喝了一杯烈酒后，我受到了双重影响。为了逞强，我在一扇加固的玻璃门上练起了拳击，至今手上还留有疤痕。有时我和一群青少年在社区里闲逛，我会想起从老波兰电影里听到的二战纳粹歌曲，便放声高唱。现在回想起来，这举动一定吓坏了不少人，尤其是那些仍记得战争的老一辈。然而，正如常见的情况，这群看似半犯罪的喧闹青少年的可怕形象其实大有误导。实际上，我们远比表面看起来的更加单纯，不过是一群愚蠢的孩子罢了。我们中有好学生，也有差生，但大多数都是好孩子。也许我们只是在年轻的生活中有些迷茫，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所以想找点乐子罢了。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claude-3.5-sonnet，校对 jianglutan、Jarrett Ye
原文：Social groups in socialization - supermemo.guru
这段文字选自《我永远不会送我的孩子上学^[26]》，作者是彼得·沃兹尼亚克^[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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