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成长过程中的行为空间

优化成长

大多数人都有成为天才的潜力。儿童在主要由成人控制的环境中成长。通过为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我们能极大地影响社会的未来。如今的大部分孩子成长在一个很不利于他们解决未来问题的环境中。我们今天制定的规则将决定未来的走向。

边界是否能保证儿童的安全？

妈妈们的博客中经常有这样一个关于家庭的象征：房子需要一个围栏，这样家庭成员才能感到安全。围栏可以确保狗不会跑丢，坏人进不来。这暗指管教孩子的方法。据称，孩子们需要边界才能有安全感。当我们审视这个问题时，很快就会发现优化边界是行不通的（「优化」是无用或荒谬的）。据说边界越紧，我们就越安全，于是边界不断收缩，直到我们被锁在金属保险箱中，喘息着乞求最安全的空气。如果生活中充满规则和条例，一家机构可能感到安全，一个牢房中的人可能感到安全，一个被锁在公寓里的人也可能感到安全。船上那规范且重复的生活让人如此有安全感，以至于陆地上那种开放社会的规则可能反而显得恐怖。不管是囚犯还是海员，在回到社会之中后，都很可能酗酒以忘记恐惧。为了分析得简洁明了，让我们将行为空间定义为优化的对象。

行为空间

行为空间对一只可以自我控制的动物而言，意味着一系列不会带来惩罚（如疼痛）的行为的集合。行为空间的边界由环境决定。这些边界可能有不同的起源。例如：

• 物理的：如河流，或心理的：如对开放空间的恐惧。
  
• 天生的：如避免受寒，或习得的：如避免某些食物
  
• 群体的：即由其他同类或其他物种强加的
  

此外，对人类而言，行为空间受到的限制会随着父母、教师、社会团体、法律等施加的行为规则而变得更加严格。

对行为空间较大的儿童来说，自由探索能让他们尝试多种行为模式，以观察这些行为如何影响计划制定、追求目标的策略、导航以及自然奖惩。对行为空间较小的儿童而言，过分专制的惩罚会限制行为多样性，削弱学习能力，并最终可能引发疾病（见：神经网络战争^[1]）。就社会系统而言，开放的社会系统会提供更广阔的行为空间，便于学到更丰富的技能。在封闭的社会系统^[2]，例如监狱中，过度的惩罚可能导致习得性无助^[3]，和其他在压力下学习的负面影响。

在一个广阔的行为空间里，孩子或许可以在餐桌上奔跑而不受惩罚，但会因为做伤害其他孩子或危及自己的生命而受到惩罚。相反，在狭小的空间里，孩子可能会因为如下原因受罚：语法错误、拼写错误、迟到、用错手拿勺子、尿裤子、在不合适的时间想上厕所、剩饭、乱吃东西、顶嘴、学校成绩差、注意力不集中等等。惩罚措施可能包括羞辱、情感勒索、暂停（比如当孩子正在玩耍的时候，要求其停下来，不能继续玩耍）、禁闭、剥夺奖励、刻意忽视、打屁股，甚至殴打。

专制的教育方养育、规训和惩罚往往会让人产生加速学习的错觉^[4]。「充分规训」的孩子会守规矩并被表扬，他们可能有「更好」的行为举止，更听话，并且学得「更好」。而他们可能会让专制继续循环下去（即培养出下一代「充分规训」的孩子）。然而，服从会阻碍发展（见：成为全优学生的危险^[5]）。

相反，在行为空间较大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被贴上淘气的标签，而这可能会使他们承受来自同龄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惩罚。这种惩罚往往是间接的，即由受社会影响着的父母施加（例如父母会说别人家的孩子怎样怎样）。如果孩子们从开放空间（如童年）迅速过渡到封闭空间（如学校），可能会行为紊乱，或者是被误诊为病态的行为。特别要注意的是，对 ADHD 的糟糕定义可能导致过度诊断，这些行为，其实只是大脑对行为空间受限的自然防御^[6]的直接后果。

限制孩子的行为空间，就像限制他们进图书馆一样。从拼图游戏比喻^[7]来看，狭小的行为空间就像是拼图碎片的数量少，或者说拼图生长的空间受限。如果用知识树^[8]或结晶^[9]比喻来形容，情况则相当于一棵知识树或一颗知识结晶，在一个狭窄的盒子里生长。

优化行为空间

在受限的行为空间里待久了，人就容易过于依赖某种结构和程序（比如社会结构或监狱规则）。这样的依赖会对个体造成持续终生的有害影响。

相反，在为家庭生活制定规则和边界时，我们得把学习因素考虑进去。设定边界可不仅仅是为了安全，它跟安全和学习都有关。这两个因素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更进一步说，随着个体的成长，安全的作用逐渐减弱，而学习始终是至关重要的。与其一味强调「边界是为了孩子的安全」，我们更应逐渐减少强加给孩子的边界，以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所有健康的个体都有能力自行设定边界。如 Alexander Wissner-Gross 所说，智能是一种最大化自由的力量。这一点直接反映在行为空间对学习的影响上。规矩越多，纪律越严（行为空间越小），学习的机会就越少。选择的空间小了，学习的机会也就减少了。唯一可能有所收获的，就是对那些规矩本身的学习（例如：孩子会更好地记住「星期二轮到我丢垃圾」）。

虽然设立界限可能让人感觉安全，但碰到这些边界往往成为不必要压力和骚动的根源。这种碰触或许具有教育意义，但最主要的是，它们占用了最优学习的时间和资源。一个自由的孩子通过自己的问题估值网络^[10]去探索和碰触边界，使利益最大化，痛苦最小化，反观受到规则束缚的孩子，就没有这种优化的机会。再者，严格的管教对家长自己也是个负担，至少在习得性无助^[3]产生之前是这样。解放孩子就是解放压迫者。

与其细致入微地控制行为空间的形式和范围，还不如让孩子们的大脑使用其优化网络来自行调整行为空间。从神经优化的角度看：让孩子们找到自己行为的边界，与让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使用学习内驱力^[11]来决定发展方向，是基于完全相同的机制。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最优社会化。

我们需要用玻璃笼子来保护孩子们，借着这样的幌子，我们为众多旨在满足成人世界的规则找到了借口：餐桌礼仪、着装规范、行为准则、尊重大人、整理玩具、屏幕时间限制、做家务等。

边界更多时候是用来限制孩子，而不是真正保护他们

可预测性和学习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教育中边界的概念相当简单。我们不必从行为空间的拓扑结构来解释，而是从可预测性的角度来看待已探索的环境。把一个孩子放在一个有边界的环境里，信息量就会减少。极端情况下，孩子可能就像置身于一个没有天敌的鱼缸里。然而，在探索性学习中，信息量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完美的边界会导致学习熵^[12]归零。去掉边界，信息量才能最大化。但最大化信息量并不是最大化学习的必要条件。学习内驱力^[11]机制将确保在感知范围内获得最大化的学习——动物并不关心树林是否远远超出了它一生中可以实际探索的空间（只要感知不到边界即可）。按照这种概率的解释，最大的行为空间会带来最大化的学习。然而，如果这样考虑也是有益的：对于非常广阔的空间来说，边界对学习的影响或许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出于对安全和其他实际因素的考虑，设立一个负面影响很小的边界也是合理的。例如，一个孩子可以在一个开放的操场上自由地与人互动，但也被善意地提醒不要越过周围的街道。

阻碍进步的边界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潜力都在日托所和学校教育中浪费掉了。成年后想要弥补，往往困难重重。我们为孩子营造的环境，往往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成长空间。不强调自由、解决问题和智能的重要性，我们把孩子们推上了这样一条道路：他们将成为社会这台机器运转过程中不快乐的一员。在这台机器中，人类沦为了悲哀的齿轮，永远寻求安身之处却无法如愿。

有些问题是从体制化开始的（见：托儿所的苦难^[13]）。体制化极好地培养了自立。通过奖惩制度，利用压力^[14]这个「雕塑机」，我们让孩子在一个满足成人需求的环境中变得自立。如厕训练在这样的体制中非常有用。然而，在一个健康自然的环境中，根本不需要「训练」。排尿是人类生理机能的一部分，在正确的地方排尿的能力甚至不该被视作一种技能。几乎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过早地培养自立，长远来看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它也为未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埋下了种子。3 岁的孩子们应该能随意走动，玩耍并解决他们在环境中遇到的问题。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的认知发展局限在满足成人的需求上。学会自己穿衣服确实是认知上的一种挑战，这是好事。然而，如果孩子更想做其他事情，则不该强迫他们学穿衣服。如果学习内驱力^[11]系统认为在沙地上追蚂蚁这件事奖励更高，那么成人应该遵循这条经验法则：「孩子的大脑最知道什么对他好」。一旦孩子上了学，整个成人世界似乎都在合谋，以「结构化学习」为幌子，来阻碍孩子的发展。我在这本书^[15]也提到了这一点。学校教育的一部分问题，实际上源自看似次要的规则和边界问题。

几乎所有的妈妈、监护人和老师都坚持认为：孩子们需要边界！他们可能还会补充说：边界让孩子们感到安全。严厉的父亲可能会补充说：规则神圣不可侵犯，或者说：没有纪律，孩子就永远无法适应现代的等级社会。你甚至可能听到：压力是好事。压力让你为成人生活做好准备。还有那个被当作圣经教条的说法：闲了棍子，惯坏孩子，尽管并不确定这一说法是否真的源自圣经，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往往会笃信不疑地执行这一规则。

这些说法都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即使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也容易误解问题的实质。最终的结果是，我们以限制创造力^[16]、学习内驱力^[11]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方式来设置规则和边界。

让孩子在社会中完美融入的最佳方案，就是让他们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从优化和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定义一系列行为空间，孩子和以后的成年人将在其中生活。空间的多样性^[17]有助于丰富的学习。把成人的空间（比如工作场所）开放给孩子，有助于他们的专业化发展。其他方面，我提出了一套学习上的比喻，以帮助解释行为空间中的导航、探索和学习。例如，我们可以用拼图比喻^[7]来想象知识拼图的增长，其中增长区域受到物理互动边界的限制。所有的边界都可以视为学习机会，大脑应该寻找最佳的拼图碎片以实现最佳适应。

理论上，从神经层面看学习过程，学习动物学（如下文孩子学习关于蚂蚁的知识）、社会化和学习行为空间的边界之间没有实质性差异。但对我们的分析而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奖励和惩罚的大小。在学习动物学时，比如在学习有关蚂蚁的知识时，孩子可能会体验到淡淡的学习的乐趣^[18]。而在学习她自己的行为空间时（比如学习遵守边界和规则），同一个孩子可能会有被车撞般的痛苦。

正如最优社会化中的情况，有约束的学习优化应该是渐进、自发、开放且丰富的。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可能需要慢慢接触更复杂、更不可预测的空间。青少年可能寻找能提供丰富经验的环境，或者提前专注于未来的生活目标。

系统中的所有边界都是学习机会。所有的边界都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惩罚或压力，从而影响探索算法^[19]。由成人强加的边界的问题在于，它们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记忆联想（如下文的监护人和不高兴这一联想）。一个因为接近烤箱而被打屁股的孩子可能会形成监护人与不愉快（如被打屁股）之间的记忆联想（比如一看到监护人就感到不开心）。然后，这条边界（不能接近烤箱）引发的学习就可能变成针对另一个人（监护人）的学习（而非针对靠近烤箱的行为）。而被烤箱烧伤的孩子会产生一个正确的联想：纠正这种行为（靠近烤箱），或许能使自己不再留伤疤。狩猎采集部落的孩子也许可以玩砍刀但很少受重伤，而现代世界的孩子则会接触到更多的危险环境，这些都需要逐一学习。每种现代危险都是一个挑战，没有人能够完美地掌握生存的艺术：仍有 5-6% 的人死于事故，其中许多惨案都是因为训练或知识的不足。

理想情况下，所有的边界都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人为的规则设定起来既费时，又费力，不好实施，而且往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为幼儿设计一个安全的房间，必然会夺走关键的学习机会。另一方面，让孩子能接触电网，则又太过了——可能会酿成惨剧。因此，想要建构健康的行为空间，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空间足够广阔，并设定由安全、他人福祉或财物价值（比如不能破坏公共设施）决定的严格边界。打想跑到街道上的孩子的屁股，可能是成人世界中，为了孩子的安全而强加的一种刚性的、不可逾越的边界。这样可能适得其反——它可能会误导（孩子的）情绪。然而，这绝对比所有现代「智慧」的发明如「超时」、「不准看屏幕」或「不准吃糖」要好。因为对于这个年龄段（他们的大脑还不理解街道的危险）的孩子们来说，上述举措并不能为他们的大脑提供即时、合适的条件反射（译者注：一个合适的条件反射可能是：看了很久的屏幕之后，孩子感到眼睛疼。从此一想起长时间看屏幕，就感到不悦，这便标志着形成了一个合适的条件反射）。

我最理想的情境可能看似一个没有规则、没有纪律的世界。毕竟，边界很少被触发（如冲向大街）。它们的存在很快就会变弱至不可见（即变成可以忽略不计的优化因素）。这种无秩序的印象可能会让人以为：没有规则和压力的孩子将永远不会应对成年的挑战。事实恰恰相反。在开放的行为空间里的自由学习^[20]中，除非经过人为干预，总有着丰富的学习机会。这个世界充满了意外、压力和待解决的问题。正是知识估值网络^[21]推动了学习，而问题估值网络^[10]则促使大脑逐步接近愈发困难的挑战。这个成长公式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健康的大脑。如果一个孩子因为打破盘子而被打屁股，而不是学习（译者注：即用恰当的手段让孩子学会不要打破盘子），孩子可能会面临急性压力，低质量的睡眠，并跌倒在通往伟大的道路上。每一个脑细胞都很重要，而与成人世界的每一次情感冲突，都可能导致宝贵的突触连接损失。在最理想的情境下，同一组突触连接本可以被塑造成截然不同的模样，以服务于更高的目的。

育儿专家的问题

「育儿专家」的概念有点可疑。我们有心理学家、行为学家、精神病学家、神经科学家……其中不乏伟大的专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父母。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科学分支，称为「育儿」？我认为坚持使用旧的术语会更安全一些。科学家提出新的理论，废除旧的理论，改进他们的模型，等等。科学可以给父母提供诸多灵感。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对任何人，包括父母，都很有用。这听起来不太人道，但在孩子和巴甫洛夫的狗之间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在科学家们做假设和启发他人的同时，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养育」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僵化规则供人遵循。在自然条件下，所有的父母天生都具备照顾孩子所需的必要本能。现代社会增加了一些额外要求，例如，基本的技术知识，如「电流很危险」。

我之所以指责「育儿专家」和「超级保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的金科玉律在疯狂扩散。这些规则往往是伪科学的。育儿专家告诉你教育孩子要趁早，要教他们吃饭、整理玩具和鞋子，以及如厕。也要教他们根据天气和场所穿合适的衣服、服从和听别人说话。专家会解释说，学校里、家里甚至还有奶奶家里的规矩都有不同。每一条新规则都能让父母觉得自己更具育儿智慧，但同时也多了一个烦恼。每一条新规则都是孩子要跳过去的新套圈（译者注：类似于马戏团里动物的跳圈表演）。育儿专家甚至会告诉你，你的孩子应该几岁开始说话。如果你不幸孕育了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孩子，他四岁前还不会说话，这一失败可能会被归咎于你对金科玉律不够虔诚。

育儿专家的口中的「孩子们需要边界才能感到安全」，其实相当于在说「纪律是一个幸福家庭的必要条件」。但实际上，这个处方作为一种育儿准则，让孩子和父母压力山大。关于规则和纪律的书籍，往往用孩子发脾气的照片当封面。这种图片对狩猎采集部落的人来说是陌生的——那些不快乐的面孔似乎是随着现代西方社会和现代圣诞的想法一样，虽然备受期待但难免失败。这个问题源于对完美的追求，它让现代社会中很多人的育儿规则书而诞生的。这些孩子发脾气的图片诱人地暗示道：「如果这是你的问题，我们将帮助你实现你梦想中的完美家庭。」问题在于对梦幻家庭的过分期望往往会在烟雾中破灭，这种追求让希望与家人共度温暖的心灵不得安宁。

一位专家可能会告诉你：「没有规则，孩子们就无法认识到生活的真实模样」。实际上，「真实的生活」就在身边，而规则却把学习的机会挡在门外。按命令收拾玩具并不是「真实的生活」（除非在军队），而与被自己搞得乱糟糟的房间「作斗争」才是现实生活。保持玩具整洁有序，是为了孩子好，还是为了满足成人对完美的需求？发育良好的大脑最能适应复杂的指令系统（生活的实际模样）。这就是为什么广阔的行为空间有利于丰富的学习，并使未来的适应变得容易。

一旦孩子学会了对话，父母就应该解释家里的规则。当规定了睡觉时间，睡前程序就变得简单了：洗澡、讲个短故事、唱首摇篮曲、小抱一下然后睡觉。再也没有闲聊、去厕所或喝水的空间了。人类生理学、昼夜节律、水合作用对大脑的价值、利尿的价值，全都被遗忘了——这就是育儿专家完美规则的暴政。相反，父母应该看看那些激进的非学校教育的案例，即孩子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生理状况制定自己的规则。让所有专家打脸的是，这些案例虽然显得激进，但一切是如此和谐，学习也十分快乐——边界反而显得多余了。

最小规则集

孩子们的边界应该是简单好记的：

• 不杀生
  
• 不伤害
  
• 不破坏
  

我们需要更多再做什么吗？我们需要向孩子解释说，说「你好」会使社会变得更友好吗？解释没坏处，但自行得出的规则在记忆中可能形成更连贯的结构^[22]。因此，这些规则会被更好地内化、记忆，并且更容易运用和满足要求。坚持要求孩子说「你好」，是走向负面条件反射的第一步，自然的抵抗就此产生（见：教育抵消进化^[19]）。无休止的负面条件反射可能导致病态行为。教学很容易变得有害。社会规则的强制教学^[23]可以导致社会病态。严格执行纪律的家庭经常会培养出最反叛、最反神职的态度，这并非偶然。他们用棍子作为工具，以经文作为指导，对孩子进行管教。相反，自然和理性就是足够好的指导（可能的例外情况见：技术所需的规则）。

有疑问的规则

父母遵循着许多规则，这些规则基本上都出于好意。然而，成人图方便往往会歪曲这些好意，各种意识形态（如宗教教条）也会混淆视听。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当科学出面帮助确定最佳结果时，几乎总带着先入为主的模型（见：错误的模型也应受欢迎^[24]）。例如，大部分反对体罚的科学文献明显倾向于负面行为的结果。家庭暴力对孩子成长会造成相当明确的破坏，然而，这些处方往往包罗万象。人们经常只考虑相关性，忘记了因果关系——因此，体罚禁令可能会将一个出于本能而打孩子的妈妈定为犯罪，即使那一巴掌是出于自卫。同理，几乎所有媒体上关于暴力的文献都在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催生了一波旨在加强父母控制的规则和技术的热潮。最后，即使逐步接触暴力，以获得对暴力的健康「脱敏」要比对「邪恶力量」天真无知更好，孩子的自由依然受到了限制。

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研究是有帮助的（译者注：比如上文提到的反对身体暴力的研究），然而，我们要留意一条经验法则。我们需要问：在进化过程中，人类是否曾面临过这些问题或威胁？例如，如果狮子幼崽打架是闹着玩，而这种玩耍是为成年生活做准备，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惩罚孩子们玩耍性的打架呢？同样地，自然界无处不浸染着暴力。如果不让孩子看到一只小羚羊被猎豹撕咬的血腥场面，他们就有可能在未来受到更大的冲击（例如在看毛克利（Mowgli）时）。

现代世界引入的一些因素，使我们行为规则发生混乱。当拿不准怎么做时，可以回归到进化的力量，或者参考一下狩猎采集部落的生活方式。

自我调节也可能是作茧自缚

每当我对人类生理学有更多了解时，我都会惊叹于自我调节的力量。在进化的过程中，生物体发展出了成千上万的控制系统，而这些系统似乎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你可以狂吃狂喝一整天，但第二天，你的血液成分几乎没有变化，仅有的改变都可以用进一步的适应性来解释，而这些控制系统引发的适应性变化往往与食物的过量摄入没有直接关系。另一个让人惊讶的完美证明是，与三十年前相比，今天早晨我的思维和想法似乎没有变化。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更聪明了，但我没有这种感官。我感觉不到任何变化。只有当我看着多年前的照片时，才能直观地断定有变化。但这并不能很好地体现自我调节的力量。毕竟，演化并不关心老者。一些衰老过程的发生实际上是因为演化的忽视。换句话说，如果演化一时兴起想让我们活上一千年，它也可以做到。鬃毛松就可以活 5000 年。如果接受一种激进的想法，即认为拥有后代是通过身体的蜕变实现年轻化的一种方式，那么我就相当于一个古老种系的延续，在 10 万年中没有什么变化。

今天，这种自动控制的完美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已然失败。演化过程中没有针对我们环境中的一些变化建立防御措施。我很欣赏激进的非学校教育的概念，也提倡广阔的行为空间。然而，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逃避一些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可以保卫人类免受来自技术的侵害。

在此，我列出了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关的四大威胁（如果你认为需要补充，请让我知道^[25]）。我根据自己对它们对人类未来影响的估计，按优先级排列这些威胁：

1. 睡眠：夜晚光线的无处不在扰乱了人类的昼夜节律。这导致了失眠、相移障碍、睡眠剥夺、压力和一连串其他健康问题
   
   
2. 食物：触手可得的食物是肥胖症、糖尿病和一系列相关健康问题流行的基础
   
   
3. 运动：移动变得毫不费力——自动扶梯、汽车和飞机等让肌肉无事可做。久坐不动是一个致命的健康威胁
   
   
4. 学校：强制学校教育^[26]不断在年轻一代中造成巨大的认知冲突。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学校教育^[27]的痛苦导致他们顺从、习得性无助^[3]、在压力下生存、叛逆，或上述因素的结合。幸运的是，强制学校教育很快就会被废除^[28]，因为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强迫会扼杀创造力^[16]，并会浇灭对学习的热情^[29]。在许多情况下，强迫学习^[23]也加剧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大流行
   

我把睡眠问题^[30]放在肥胖之前，因为超重的人可以通过健康饮食、运动、良好的睡眠等方法恢复身材，但糟糕的睡眠几乎总是让人无法控制饮食。

上述所有对人类福祉的威胁都可以用良好的规则来解决，且不会与本文的主要观点相冲突。其中一些规则是我在其他地方提出的（例如治疗 DSPS 和失眠，学习的基本规律^[31]等等），而有些规则我还不知道。例如，（我暂且不清楚）如何在没有因节食而引发内部冲突^[1]的情况下，保证健康的体态。光吃健康食物可能还不够，少吃也容易出岔子，我们绝不应该强迫健康的孩子吃东西。也许，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首先不去搞乱控制系统。但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你需要去别的地方寻找。最后要注意的是，我从不在运动上大费笔墨，因为解决方案似乎过于明显，简而言之，就是：（1）学习大量关于运动和健康的知识；（2）抽时间；（3）慢慢开始；（4）在享受的过程中逐渐增加时间和努力。到某个程度，运动的「成瘾性」会让你终生为之忙碌，除非......其他控制系统出了问题（例如，如果前一夜没睡好，就不该强迫自己运动）。

即使有了完美的规则手册，生活也永远不会完美。最优控制也可能失败。你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只为最终发现由于一项新发明，你所有的知识都变得过时了。你可能因开始的假设模型错误，导致之后的研究陷入死胡同。你可能看似健康，却在几个月内死于癌症。

开放的行为空间及保护人类大脑和身体健康的规则，并不能确保生活幸福。除了技术的入侵与随机优化带来的风险之外，世界上还有一系列的意外情况：我们仍然有战争、政治或意识形态冲突、犯罪行为，以及始终难以对付的「平庸之恶」：无知。即使你是爱因斯坦，也可能遇上希特勒。你可能在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也可能碰上足以载入史册的小行星撞地球——此时任何演化上的奇迹都救不了你。然而，一个发育良好的大脑能提供很好的保护，所以我们要优先考虑大脑。

防止技术侵入生理的规则是不可避免的。应该优先考虑大脑

自由不是无压力

那些崇尚秩序和纪律的人经常批评大行为空间这整个想法。反对自由的一个奇怪的论点是所谓的「北欧实验」——无压力养育的失败。只要考虑开放空间运作方式的拓扑学解释，就很容易发现这种推理是无效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我对教育的思考与公认的斯堪的纳维亚哲学截然相反。一方面，无压力意味着没有应对压力的训练，而我提倡各种形式的良性压力和健康的急性压力（例如在体育、竞争、旅行等方面）（见：抗压韧性^[14]）。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探索学习方程式的一部分。急性压力是对该过程涉及的惩罚的反应。另一方面，高度社会主义的经济体以社会正义和高幸福指数为傲。然而，其解放妇女的代价是对儿童看护的关注增加（译者注：比如重视妇女在看护儿童时付出的劳动，也就会强调看护儿童的重要性）。体制化泛滥且受到鼓励。更糟糕的是，在瑞典，征兵制回归了，在家上学也被禁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体制化泛滥，另一方面不受惩罚的自由过了度，而现状则是两种极端情况的糟糕混合。在一个开放的操场系统中，孩子们可以自由探索和社交，并根据表现获得奖励和惩罚。而在孩子不承担责任的封闭系统中，探索受到限制，奖励系统受到腐蚀。这是通往严重病态的直道。虽然北欧国家不应该一概而论，但瑞典的毒品问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成倍增加。他们的零容忍毒品政策已被联合国批评为侵犯人权。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出发点极好的推理：触手可得的毒品可能会让福利社会崩溃。

操纵环境

有一种 「无压力 」养育方式的变种，可以被称为「肯定式育儿」。它由英国的 Bea Marshall 倡导，这位母亲声称任何形式的惩罚都是在虐待儿童。相反，Bea 倡导的育儿方式强调改变孩子所探索的环境，以尽可能地不惩罚孩子。例如，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孩子狂吃糖，就不要在家里放糖。这类似于美国 Dayna Martin 倡导的激进的非学校教育^[32]（见 Dayna 的话中关于边界的内容），只是 Dayna 更愿意坚持自然的家庭环境，哪怕这意味着存在各种诱惑物（比如糖），以及其他瑕疵。

在解释我们为什么不能以外在动机激励他人的同时，我还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提供动机（例如在桌子上留下一本彩色的书来吸引注意力）。但是，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学习机会的丧失。我相信，家里不买糖有利于培养健康饮食的习惯。然而，这么做也可能是在剥夺孩子的学习机会——童年时从未见过糖的孩子，（因为不曾学习过如何适量摄糖）可能在十几岁时嗑糖不止？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强调国家和家庭的优化策略之间的区别。主要的区别是，在慈爱的母亲看来，优化家庭环境是很容易的。但是国家几乎不可能通过推行社会政策来有效地控制个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有效的东西，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如果 Marshall 从她的方法中获益颇丰，其余人应该继续观察和思考（而不是着急效仿）。同样的政策，比如「禁止打屁股」，如果将其推广到整个社会，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它对法律神圣性的破坏力，要甚于对孩子的好处。很多妈妈在说自己遵循本能打孩子屁股，并成功地教育了孩子，这种例子不足为奇。如果逼她们打孩子的时候犹豫一番，或者像犯罪分子一样偷偷摸摸，只会让孩子面临的境况更糟。家庭事务应该由内部决定（而非由外在法律规定），且好的决策需要所有家庭成员（长辈和晚辈）都参与。

自恋的温床

人们有这样的误解：较大的行为空间会滋生顽童和自恋者。这个谬误源于对自由与放纵的混淆。比方说，我建议让孩子们在树林里自由玩耍，但并不是说妈妈们应该背着大包跟着孩子，带着食物、衣服、帐篷、驱熊喷雾之类的东西。我想说的是，自由是为了提供学习机会，而放纵则恰恰相反：它将这些机会一扫而空。

为了帮助孩子应对更大的挑战，妈妈们当然可以提供后勤保障，以帮孩子处理琐碎的杂事。类似的，给一位正在攻克难题的杰出科学家送上一杯咖啡，或许就能在其攀登科学高峰之时提供小小的助力。

唐纳德·特朗普可能是近期最知名和最值得研究的自恋案例。如果不详细研究唐纳德的成长经历、成年后的社会化过程，甚至一些与生俱来的特质，就很难知道他现有人格的来源。然而，让小唐纳德随童子军在野外森林中扎营，肯定不是培养自恋者的方法。溺爱孩子的事例往往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顺从的妈妈们允许孩子们异想天开、肆意妄为，而妈妈们盲目的爱使他们当下快乐，未来却堪忧。

正如我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大脑之谜中所论述的那样，在开放系统中的社会化（而非在封闭系统中，如学校）和较大的行为空间可以防止特朗普式人格泛滥。原因不在于开放系统对特朗普本人的影响，而在于其对整个人口的影响。如果社会化发生在开放系统中，我们就能使群体足够多样化，并对反常规的行为有多样且丰富的免疫力。一只鹰可以对一整群麻雀肆意妄为，但在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中，鹰会受到钳制，并处于合适的生态位上。

通常来说，妈妈们和保姆们的博客里有很多对宠坏的孩子及自恋的误解（见：谬误：孩子需要边界来发展健康的自尊）。然而，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现实情况非常不同，值得我们注意（见：自由和爱不会滋生自恋者）。

广阔的行为空间提供丰富的学习和社会化机会。因此，它能减少不受欢迎的社会或个人特征。这种空间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也体现在群体层面

服从性和一致化

当需要管理的群体比较大时，在很多方面保持一致能增加可预测性。例如，为减少成本，囚犯们需要剃头刮胡子（防止虱子传播等）。统一囚犯以及军人们的着装，既能减少成本，也能增加群体的辨识度。在战争中，个性和个人生活不复存在——两个人之间不是敌人就是盟友，因为战争就是蓝衣士兵与红衣士兵举枪互射。人类被简化为了二元对立：红色 VS 蓝色。

校服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人们往往以学生家庭间巨大的贫富差距为由来为校服辩护。对于青少年来说，强制穿校服的暴政也许是致命的，因其可能导致社会疏离（不愿和他人社交）、逃学、离家出走、抑郁症，甚至自杀。然而，贫富差距和社会疏离等问题只存在于受制于封闭社会化的封闭系统中。在开放系统中，如操场，校服没什么用处，正常的社会互动（译者注：指孩子们内部的社会关系和互动模式）便能够应对贫富差距等问题。社会群体的形成过程体现着净值估计的规律：如果群体中自发形成了某种社会排斥，我们无需担心。因为有害的社会排斥会被群体自行纠正。一个想加入某特定群体的孩子可以适应它的着装要求。也就是说，只有封闭系统（如学校）才需要强行保持一致，而多样性^[17]和相关的社会互动应被视为健康的、自然的社会化的一部分。

在封闭系统中，每次社会互动都与惩罚和压力有关，且都可能被贴上霸凌^[33]的标签。但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生态系统中，同样的社会互动能够自然地锻炼人们的韧性。所有的探索性学习，包括社会化，都涉及惩罚和压力。然而，压力源的影响是否积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是否享有自我调节的自由。在开放系统中，人们享有这种自由：基于问题估值网络^[10]提供的有效反馈，个体可以选择是否停止社会互动。

对于如愿被名校录取的学生来说，制服像是他们的荣誉勋章。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如其他学校、军队或监狱），制服的主要作用是保持一致，以训练服从性。在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中，一个命令就能使几十个营一致行动。在学校或幼儿园里，孩子们行走时排成了一列或一行。这对安全和纪律有好处，却扼杀了个人的创造精神。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我们需要共存：我们需要容忍恶霸、骗子或撒谎谋私者的存在。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也通常有这样的选择权：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以避免厄运。但孩子们连这种理所应当的社会天赋都失去了。自由是解决霸凌的良药（见：霸凌^[33]）。同样地，社会多样性^[17]能引发纷争（在封闭的系统中），也能带来繁荣（在自由的条件下）。

我们每剥夺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每强迫一个人的着装，就又向一致化迈出了一小步。

图：在 1971 年，校服在共产主义波兰是一种规范。这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级（IIId）。墙上的画是为了庆祝共产主义的劳动节（5 月 1 日）。老师脸上的阴间用色说明纪律招人讨厌（老师脸上还画有血口和丘疹）。校服可能有助于减少封闭的学校教育系统^[2]中负面的社会互动，但对开放系统的自由学习^[20]中，校服就没有必要了。

温水煮青蛙

托儿所和学校教育^[27]与开放的行为空间背道而驰：这些机构流水作业般地使孩子们安静下来，并把他们赶进巴掌大的行为空间中，以达到成人事先设定的目标。孩子们要遵守几十条规则，其中每一条都有激进的行为主义教科书中的奖惩系统理论为依据。就像我们可以训练鸽子在笼子里旋转一样，我们也可以训练孩子们毫无反抗地遵守所有个体规则。当一个一年级学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要面对这么多成年人设置的规则，他自然会反抗，以维护自己做决定的自由。出于这个原因，准备过程从幼儿期的如厕训练开始，然后在日托所继续，通过分离母婴来加速培养自立。到学前班结束时，孩子们已经知道怎样列队行走，怎样礼貌地打招呼，等待成年人的许可，乖乖地坐在长椅上，服从于老师的命令，舍弃自己的兴趣，忠实地接受学业指导。

总的目的是让大脑的执行功能凌驾在根植于自主评价的决策过程之上。即使决策是出于最自然的生理需求，如上厕所或睡个好觉，也不该越过执行功能。根据神经网络战争^[1]中描述的机制，每压制一个决策，都会稍微改变估值网络^[21]。每个决定的放弃都是一种小小的奖励剥夺^[34]，并伴随几十个小的负面作用。然而，这些变化是难以察觉的，就像吸烟的危害一开始并不明显。经过几年严格规则的「熏陶」，习得性无助^[3]变得愈发严重，并可能演变为抑郁症、成瘾和行为问题。若没有健康的估值系统作为支持，仅用规则强迫人们遵守道德规范，那么这与监狱囚犯服从命令没有多大区别。孩子在外表上可能看似颇有教养、举止得当，但实际上却不曾向大人们透露自己的真实情绪和想法。

我们可以像温水煮青蛙，让它不跳出锅外一样，不断强加规则以慢慢缩小孩子的行为空间。从一个嬉闹的孩子身上，我们能雕琢出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到了十几岁时，这种用规则雕琢的后果是产生大量厌恶学校的青少年，他们完全失去对学习的热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失去了称为优秀公民所需的最宝贵的资源：一颗愿意愉快学习和达成目标的健康心智。这就是为什么对学习内驱力^[11]的理解不足会使社会自食其果。

我们生来就有遵守道德规范的自然驱力。在大行为空间的开放系统社会化^[2]过程中，这种驱力会被博弈论规则增强，最终孕育出具有道德感的人（见：最优社会化），这一切会得到日常与人互动所积累的丰富社会和心理知识的强力支撑。然而，限制自由成了这一健康发展轨迹的大敌，反抗^[35]力量如此之强，以至于孤立禁闭也未必能压垮人的精神，反倒可能适得其反。霸凌者也许在老师的督促下向受害者道歉，但一旦离开学校，这表面上的道德就显得无足轻重，霸凌者的复仇心就会更为强烈。

如果强迫一个缺乏知识的人遵守规则，他的道德行径只会浮于表面，因其缺乏建构主义的道德脚手架（译者注：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在培养孩子们的道德观念时，教育者要提供「脚手架」，即一定的策略、概念等方面上的帮助与支持，以助其形成相应观念）

人权

人权等概念在不断发展，儿童权利或许不该与人权分开讨论。人权应包括给予最弱势人群更多层的保护。在学校教育方面，儿童权利似乎从受教育权开始，然后演变为父母选择教育形式的权利，最后发展为儿童拥有思想自由、观点自由以及终身学习的权利。人不因残疾丧失人权，儿童也不因处于发展早期阶段、认知不成熟和知识不足丧失权利。孩子们应该有权决定学习的内容和时间。父母和成人世界的其他成员，只应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咨询作用。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89 年）尚未被美国批准（尽管奥巴马认为这让人蒙羞）。该公约的第二十八条有些扫兴：

确保所有人都接受免费的强制初等教育

该公约大谈人权，却犯了个滑稽的错误，即通过强制教育剥夺了学习自由。这个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落后了。这条教育规定的制定者还需继续学习。

该公约后来补充道：

[教育应该]为儿童在自由社会中负责地生活做准备

这些善意规定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个从小被奴役的人，如何能够理解自由的价值？

关于反对这一公约的理由有很多，包括在家上学者^[32]，他们的反对理由并不总是正当的。似乎人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达成跨文化和基于科学的共识。即使在欧盟，我们也目睹了青年福利局的极端行为，和对在家上学的禁令。我曾想过给波兰的儿童权利监察员写信，反映关于违反学习的基本规律^[31]的情况。然而，就在今天，我听到了该办公室的新候选人 Mikolaj Pawlak 的话：「试管婴儿让人憎恶」（显然是由于冷冻胚胎的程序及与之相关的「痛苦」）。一个真正捍卫儿童权益的人应该从热爱所有孩子开始（而不仅仅是部分儿童）。我认识几个试管婴儿，他们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认为他们不会因 Pawlak 的话而动摇。

著名物理学家 David Deutsch 对宇宙的理解似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理解海森堡原理及其对自由意志的影响。对他来说，我关于自由的话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任何对数学优化和学习理论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能这么想。他的认真对待孩子的哲学与我对学习的思考有着相同的认识论基础。

我曾轻率地引用他的话「如果孩子们想整天玩电子游戏，就让他们玩吧，你没有权利强迫他们」，而他那严谨的数学思维则指出，应该去掉「让他们」这几个字：

我不同意「让」人们行使他们权利的观点。如果有个丈夫说：「我决定让我的妻子出去工作」，你会怎么看？或者，有父母说：「我们让孩子吃饭」，又会怎样呢？

Deutsch 说得对。儿童在权利上与成年人无异，我们「让他们」这个说法本身就沾着篡夺权利的气味。我很惭愧地承认，我的用词可能没那么精确和谨慎，但我对他的观点心悦诚服。

为了聊表安慰，世界人权宣言为那些幸运地出生在开明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如果这一选择权在父母手里，那么最开明的父母可以选择自由学习^[20]。在这种情况下，「义务教育」唯一的负担就是，它给了当局检验自由学习是否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工具。根据这种逻辑，政府可能要求已婚人士强制生育，尽管大多数夫妻并不需要这么做。

在这个星球上有无尽的痛苦，但有些痛苦还有机会补救。环顾四周，那个离你最近的伤心的孩子，或许是因为不自由而难过。也许你可以为他做些什么？

总结

• 今天我们为孩子制定的规则和边界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 流行的规则优化标准会产生荒谬的最优解
  
• 行为空间可作为有效优化规则集的模型
  
• 较大的行为空间有助于学习和大脑发展
  
• 较小的行为空间虽然更安全，但可能带来心理健康和长期发展受阻的风险
  
• 用于优化学习的模型也可以用于优化社交和行为空间的探索
  
• 通过可预测性和学习熵^[12]可以模拟行为空间对学习的影响
  
• 在日托所和学校教育中引入的规则可能不利于孩子们未来的发展，甚至可能是精神疾病流行的促因
  
• 健康的大脑是成年后适应的基础，应作为所有优化考虑中的优先事项
  
• 受市场驱动的流行育儿专家经常推广有害的「育儿金规」
  
• 两条古老的规则似乎已经足够：（1）不要杀人/伤人（2）不要破坏
  
• 关于行为优化的研究往往受到先入为主的模式和议题（包括宗教教条）的偏见影响
  
• 优化行为规则的经验法则是与进化保持一致
  
• 四类人类发明可能需要扩展规则集以保护人体生理：电力、食品工业、运动和学校教育。这些技术威胁着人们的睡眠、饮食健康、运动和智能
  
• 自由并不像那些指责「斯堪的纳维亚试验」失败的人所声称的那样没有压力。
  
• 若通过改变环境来纠正行为，孩子可能会失去学习的机会
  
• 只有在封闭系统（如学校）中的社会化才需要那些促进一致性和服从性的规则。
  
• 儿童应该有自决权和自由思考权
  
• 《儿童权利公约》（1989 年）包含一些着眼于教育和自由社会的建议，它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自相矛盾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祁珞菌，校对燕汝成、Aurora-ci、Jarrett Ye
原文：Optimization of behavioral spaces in development - supermemo.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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