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1 月 2 日

近来，大公司似乎特别热衷于用机器取代人类天才，但我认为，现在就对人类失去信心还为时过早。为此，我写了《我们为什么不再出产爱因斯坦》一文，探讨历史上那些天才人物往往是工匠式教育精心塑造的结果——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天才，他们身边围绕着成群的家庭教师和私人导师（而这些导师本身，往往就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或各自领域的顶尖专家）。

这种不平等的贵族式教育显然无法匹配现代教育体系的大规模培养需求，而放弃贵族教育很可能导致了[天才和通才的减少]。尽管今天的孩子们接触成年知识分子的机会更加平等，但这种接触往往变得零散而稀薄，远不如旧时特权阶层孩子所享受的那种“集中熏陶”（我必须强调，这极其不公平）。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在他1961年的讲座集《物理学之美》（Six Easy Pieces）中，总结了辅导的益处及其规模化实施的困境：

但是，我认为，要解决教育问题，必须认识到：最好的教学，只可能发生在师生之间直接建立的个体连接中。唯有学生与良师一对一探讨观点，自由交流，探讨想法，思考问题，教育才能达到理想状态。仅仅坐在教室听讲，甚至只是完成布置的作业，能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学生太多了，我们不得不在这种理想状态之外，寻找一个替代方案。

那么，如果能不计成本投入教育，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日常教育方法能稳定地“出产”天才？

首先说明，我研究贵族式教育，是要梳理出一套关于其结构和理念的指南，尽管比较抽象，但或许有助于复兴这种教育方式。当然，最好更加公平，比如借助新技术，让中产家庭也负担得起。一对一辅导可能永远无法普及，说实话，精英教育本就不是人人负担得起的。教育成本一路飙升，顶级私立高中一年学费高达7万美元，可统计数据却很难证明把孩子送进去就能带来什么明显的好处。学生贷款债务逼近两万亿美元，而大学（我在里面待了快二十年，深有体会）却似乎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营业化，更像是给年轻人提供的服务场所，而非培养天才的殿堂。教育陷入如此困境，我们有理由憧憬一个不同的教育图景。

作为培养众多（即便不是大多数）杰出人才的摇篮，贵族阶层自启蒙运动早期就盛行家庭辅导。长达几个世纪，辅导都是教育的主流形式。它在贵族阶层发展成熟，而后被社会各阶层效仿实践：比如新兴富人模仿贵族聘请教师，或者少数情况下，中产或贫困家庭的父母亲自上阵。

就连孤儿，有时也能得到贵族式辅导。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通常被描绘成（比如音乐剧《汉密尔顿》里那样）完全白手起家、简直是天纵奇才、聪明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并非如此。汉密尔顿给母亲当过记账员，母亲去世后，这段经历帮他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找到份文员工作，替老板尼古拉斯·克鲁格（Nicholas Cruger）处理物流事务，而克鲁格对这个年轻人也格外用心培养。此外，汉密尔顿还有另一位尽心尽力的导师，一位才华横溢的牧师：

诺克斯（Knox）——在汉密尔顿母亲去世后不久就开始关照他——是位苏格兰长老会牧师，但他坚信自由意志，反对加尔文教派的宿命论，这让他和教派主流显得格格不入。对汉密尔顿这种似乎注定一生默默无闻的人来说，诺克斯的哲学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位牧师的鼓励和影响，无疑点燃了汉密尔顿内心的雄心壮志。诺克斯不仅布道词写得出色，偶尔也行医，他将这名年轻孤儿护在翼下，亲自辅导他学习人文和科学。每当汉密尔顿能从工作中脱身，便会去诺克斯的书房拓展视野，在那里大量阅读古典、文学和历史著作。

除了大量传记中记载的案例，还有证据显示，剑桥和牛津大学曾有几十年根本不开大课，教育体系完全围绕一对一辅导展开，这恰好和牛顿等许多伟人就读的时期重合。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导师们几乎包揽了大学的运营，甚至直接向学生收学费。古典贵族教育有名的收官环节——欧洲壮游（Grand Tour），也是由这些富家子弟的导师带队。人们还发现，像笛卡尔、巴斯德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也靠给贵族当家教谋生。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同样是富人请家教在家培养孩子，只有非富裕家庭的孩子才会去上我们今天这种形态的学校。

那么，我们能从这些历史片段中提炼出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呢？

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为例，他堪称历史上“精心培养的天才”中最典型的案例之一。他在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领域都成就斐然，是那个时代的巨擘。密尔写了一部详尽的自传，向后人披露了他的教育历程（下文所有引用的密尔的话均源于此）。这可能是那个时代关于贵族式辅导最翔实的记录了。而辅导他的，正是他父亲詹姆斯·密尔。密尔写道：

记录下这样一种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教育或许是有意义的。且不论它还有何建树，这种教育起码证明了，在那些普遍的所谓“教学”模式下几乎被白白浪费的童年早期，能够教授且能有效传授的东西，远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多得多。

密尔这样描述他父亲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的付出：

在那整个时期，父亲几乎每天都把相当一部分时间用来教导孩子们：尤其对我，他更是倾注了世所罕见的精力、心血和耐心，极力按照他自己的理念，给予我最高水平的心智培养。

詹姆斯·密尔本人就是一位知名知识分子。他的教育方法（还采纳了另一位天才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建议）恰恰体现了那种在今天难以复制的贵族式辅导精髓。例如：

父亲从不让我学到的任何东西退化成纯粹的死记硬背。他总是努力让理解不仅伴随学习的每一步，甚至尽可能地领先于学习。任何可以通过思考弄明白的东西，在我自己用尽方法独立思考找出答案之前，他绝不会告诉我。凭心而论，我在这方面做得相当笨拙；回忆起来几乎全是失败的经历，很少有成功的时候。

也就是说，贵族式导师会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关注过程和基本原理，避免无效记忆（这和现在的学校教育背道而驰）。当然，有些情况下大量记忆在所难免，比如他父亲教三岁的密尔希腊语时：

我对此最早的记忆，是背诵父亲称之为“词根”（vocables）的东西，就是一些常见希腊词的列表，配上英文意思，是他写在卡片上给我的。

密尔后来写道，他阅读了：

在父亲指导下，我读了很多希腊散文作家的作品，我记得的有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全部著作，还有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Cryopaedia）和《苏格拉底的回忆录》（Memorials of Socrates）……

但这并非让密尔什么都学——他父亲的教学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先是希腊语，然后是算术和历史，初期很少碰其他科目。从语言入手是贵族式辅导的常见路子，通常由家庭女教师负责，有时也像密尔这样，由父母或男导师亲自教。当时人们认为，数学需要更成熟的心智去领悟，而语言、历史和文学则天然适合早期学习（注意，这和现代学校试图让所有学科齐头并进的做法多么不同）。

此外，密尔从小就被允许自己去研究和阅读感兴趣的课题。关于算术：

这也是父亲教我的：这是晚上的任务，我清楚记得那有多么枯燥。但这只是我日常学习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学习来自我自发阅读的书籍，以及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尤其是在我们散步的时候…… 我看书时会随手在纸条上记笔记，然后在晨间散步时，根据这些笔记把书里的内容复述给他听……

想想这和现代辅导有多大差别：如今的辅导多半是找个学长学姐在咖啡馆刷SAT题。而贵族式的方法则更从容，也更灵活，有时甚至在散步时效果最好。

密尔自己也常常被推上“贵族导师”的位置，去辅导弟弟妹妹。

我八岁开始学拉丁语，和一个妹妹一起。我边学边教她，她学完再向父亲复述…… 不过，我从这种锻炼中获益良多：那些需要教给别人的知识，我学得更扎实，记得也更牢固；或许，在那个年纪练习向别人解释难点，本身就是一种有益的锻炼。

这同样是宝贵经验：让孩子亲自当老师很有好处。在以讲授为主的标准化教育体系里，很难想象让这么小的孩子去教别人——如果他们自己都没体验过被辅导，又怎么知道怎么去辅导呢？可见，早期的个性化辅导能够打开传统教育模式下难以想象的大门。

学完算术，密尔接着学了欧几里得几何和代数，同样是在父亲指导下。到十一二岁，密尔已经开始写一些历史和研究方面的小文章，基本算是小论文了。父亲对此表示鼓励，但为了避免过于严厉的评价打击他的热情，并不会去读这些文章。我再次认为这是宝贵经验：对一个用心良苦且有才华的导师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变成一个权威的批评者，这会扼杀创造的乐趣，让智力探索索然无味，甚至让人心生畏惧。所有早期的智力成果，都注定如同孩童堆砌的沙堡，短暂而脆弱。

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在大学招生时，“全面发展”最为吃香。但在天才的成长故事里，我们常看到导师鼓励他们尽早钻研特定领域。密尔还不到十几岁，就开始帮父亲做学术研究（布莱士·帕斯卡开始帮父亲时也差不多这么大），这表明贵族式辅导在某个阶段应该升级为更高级的模式，类似学徒制或合作研究——很像现在教授和研究生的关系，只是发生的年龄要早得多。

就密尔而言，这种合作大致是这样：他和父亲一起散步，深入探讨某个主题，密尔照例做笔记，但此时的散步会日复一日聚焦同一主题，由父亲阐述各个方面。然后，密尔会整理出一份清晰的笔记草稿，目的明确：帮父亲写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父子俩会一起推敲这份草稿：

直到它清晰、准确、内容也像样了。我就是这样把整个学科过了一遍；我每天提交的compte rendu[报告]整理成的书面大纲，后来就成了他写《政治经济学原理》时的参考笔记…… 这种教学方法特别能培养思考者，但也需要一个像我父亲那样思维缜密、充满活力的思考者来执行…… 我不相信还有哪种科学教学能比这更透彻，更能锻炼思维能力…… 他极力（甚至有些过度地）激发我的能力，让我凡事自己去探索，他的讲解总是在我探索之后，而不是之前……

想想看，詹姆斯·密尔仅仅通过散步，就多么自然地促进了儿子的智力成长。一开始，儿子只管记录父亲随口聊的内容，第二天再一起回顾。几年过去，这逐渐演变成了学徒模式，父亲重拾旧题，而儿子则在帮他写下一本书。

这和亚里士多德教导学生（包括亚历山大大帝，据说他行军时总带着亚里士多德赠送并批注过的《荷马史诗》）的方法如出一辙，或许并非巧合。实际上，许多我们现在认为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作品，比如他的《修辞学》，最初可能只是学生为了教学目的整理的笔记，并非为了出版。在我们看来是划时代的宏篇巨著，在当时也许只是辅导过程中的练习而已。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有详实自传记录的贵族式辅导案例——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教育。但他的经历大相径庭。不同于密尔有父亲专职辅导，罗素的导师换个不停，可能多达几十位。不过，他的家庭依然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在《罗素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中有细致描述。

我的罗洛叔叔（一位气象学家）在我早期成长中很重要，他常常跟我聊科学，他在这方面懂很多…… 他的谈话极大地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

他的阿加莎（Agatha）姑姑也是。罗素这样回忆和姑姑的相处：

我六七岁时，她又开始教我，教的是英国宪法史。这让我兴趣盎然，她教的很多东西，我至今还记得。

放眼今天，你能想象哪个姑姑会这样教孩子历史，而且还是每天坚持、一丝不苟地教吗？这种情况在罗素家屡见不鲜：11岁时，罗素的哥哥就开始教他欧几里得几何。

事实上，和密尔相似，罗素那些极为聪慧的家人进行的早期辅导，常常让他的笔记本里充斥着成年人的长篇大论和各种解释，而年幼的罗素就像个小记录员。其他时候，他们只是单纯地一起读书，比如罗素回忆给祖母朗读的场景：

在我能流利阅读后，我常读书给她听，就这样，我广泛接触了标准的英国文学。我和她一起读了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顿、库珀的《任务》、汤姆森的《懒散之堡》、简·奥斯汀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书。

是罗素的祖母精心规划了他的教育，并小心翼翼地调整方式，生怕重蹈长孙的覆辙——那位长孙就因为受不了她那种咄咄逼人的宗教热情，把她的信看都不看就烧了。根据《伯特兰·罗素传》（The Life of Bertrand Russell），她这么做的原因是：

至少要让伯蒂保持纯洁、虔诚和有爱；必须把他培养成能接替祖父首相之位、继续推进神圣改革事业的人才行。

（注意这和詹姆斯·密尔的想法多么相似，对他来说，儿子就是承载并延续功利主义思想的希望）。也正是罗素的祖母让导师们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罗素自己猜测，这或许是为了确保她自己对他的掌控力。同时，她又怕他太累，所以尽量压缩罗素的正式学习时间。

罗素身边还有几位住在彭布罗克庄园（Pembroke Lodge）的家庭女教师，比如德国保姆威廉明娜（Wilhelmina），她们在奖惩方面通常有很大的自主权。

……我变得非常依赖她。她教我写德文信…… 她偶尔也会打我，我记得被打时会哭，但这从未让我觉得她因此就不再是朋友。她一直陪我到六岁。

（关于家庭女教师对天才成长的影响，真够写一篇历史学博士论文的了，因为太多人在默默无闻中扮演了早期启蒙者的角色。）

男导师不仅和家人同住，有时甚至就在彭布罗克庄园的地界上搞科学研究。罗素在描述一位这样的导师时写道：

他信奉达尔文主义，当时正在研究小鸡的本能。为了方便他研究，那些小鸡被允许在屋里每个房间“横行霸道”……

学习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罗素的进步似乎常取决于导师的水平。最差劲的导师只会重复课堂上那种死记硬背和照本宣科。

我发现代数入门难多了，也许是教得不好。我被要求死记硬背：“两数和的平方等于两数的平方和加上两数乘积的两倍。”我压根不懂这是啥意思，记不住时，导师就把书往我头上一扔，这对启发我的智力没任何帮助。不过，熬过代数入门的坎儿后，后面就都顺利了。我以前还挺喜欢用自己懂的东西给新来的导师一个下马威。

到了18岁，罗素和密尔一样，从被辅导者变成了学徒，给传奇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当助手并合作，最终共同完成了名垂青史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然而，他们的关系最终和许多紧密的师徒关系一样，以决裂告终。因为《数学原理》虽然才华横溢，却是一次旨在弥补逻辑与数学核心缺陷、却注定失败的尝试。但他们确实密切合作了整整九年，关系近到有时会在对方家一住就是几星期。持续不断的思想碰撞和辩论，对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是极为重要的催化剂，罗素在那段日子里一定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思想的电流。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曾与一位导师合作另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智力项目时，至少在心理层面，有过类似的体验。那个项目也试图填补我们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巨大空白——我们当时想通过所谓的整合信息论”来建立一门意识科学。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历史上关于年轻天才们的日常作息，留下来的细节寥寥无几。很多时候，唯一的详细信息来源就是天才本人的自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中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启示。首先，并不存在什么从一门学科到另一门学科的“标准最佳学习路径”，也没有引入某个特定学科的“最佳时机”，更没有万能的完美教案。就拿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来说，他和密尔一样，接受了父亲（一位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税官，恰好也深谙教育理论）的贵族式辅导。但他的学习日程和科目顺序与密尔不同。帕斯卡后来成为伟大的数学家，可在他十几岁中期之前，一直被刻意引导避开数学。他父亲甚至把数学书锁在别处，免得小布莱斯分心。语言学习也是，帕斯卡12岁才开始学；在此之前，他父亲专注于教授通用的语法规则，从基本原理入手，再学具体语言。（根据《布莱士·帕斯卡：心灵的理由》（Blaise Pascal: Reasons of the Heart），帕斯卡的父亲也辅导了他的女儿杰奎琳·帕斯卡（Jacqueline Pascal），结果她成了文学界的小神童。）

所以，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似乎不是辅导的时间表，甚至也不是学了哪些科目。相反，从那些最耀眼、记录最详尽的案例来看，关键要素在于：(a) 孩子与热衷智力探索的成年人进行一对一深度交流的总时长；(b) 有一位强有力的主导者，以培养卓越人才为明确目标，从宏观层面把控教育方向（比如密尔的父亲、罗素的祖母、汉密尔顿的导师诺克斯，以及现代例子如数学家陶哲轩的父母）；(c) 充足的自由时间，即每天的辅导时间比传统学校少；(d) 教学要避免死记硬背和应试导向，转而鼓励从第一性原理出发思考，鼓励讨论、写作、辩论，或者仅仅是一起梳理基础；(e) 在这些活动中，最好让学生自己主导（比如写文章、作诗、推导证明）；(f) 导师或整个家庭必须对智力生活抱有异乎寻常的认真态度；(g) 天才往往很早就显露出专业化倾向，且常常就是他们日后大放异彩的领域（比如汉密尔顿童年处理物流的经验，让他成了华盛顿麾下理想的幕僚长）；(g) 在某个阶段（通常很早），辅导会转变为学徒模式，采用项目合作的形式，比如一起完成论文、专著或书籍；(h) 最后一步通常是在刚成年时，拜入另一位正值巅峰的天才门下（如密尔师从边沁父子等早期功利主义者，罗素师从怀特海，汉密尔顿追随华盛顿）。自此，他们便开启了自己的征程。在更早的年代，这些天才功成名就后，自己往往也会成为导师，仿佛生命走完一个轮回，又回到了起点（例如，曾受教于当时名噪一时的科学家的惠更斯，后来又辅导了莱布尼茨）。

那么，今天，像罗素、密尔，甚至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会怎么样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陶哲轩，他们或许能得到父母的精心呵护。像他那样，被留在父母身边，就读一所压力不大的本地大学，遵循一套与标准学术晋升路径迥异的、量身定制的培养方案。但在更多情况下，这些潜在的天才很可能只会被塞进那个擅长打造“平均水平”、却不利于培养顶尖人才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结果会如何？

我想，他们本人的话最有说服力。听听伯特兰·罗素怎么说他与考试的关系：

想要掌握应试技巧，让我把数学看成了一堆取巧的门道和解题技巧，感觉太像填字游戏了。等……我考完最后一场数学考试，我发誓再也不碰数学了，还把我所有的数学书都卖了。

再听听爱因斯坦，这位可能是天才殿堂中最璀璨的明星，在他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后不久写下的感受：

（考试带来的）强制感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压抑作用，以至于在我通过期末考试后，整整一年里，一想到任何科学问题就感到厌烦。

本文是“贵族式辅导”系列的第三部分。本系列开篇为《我们为什么不再出产爱因斯坦》（第一部分），随后是《关于贵族式辅导重要性的几点反驳》（第二部分）。感谢 Escaping Flatland 博客的 Henrik Karlsson 为第三部分提供的资料支持。

Thoughts Memo 翻译合集

昔日的天才是如何培养的

贵族式辅导 III：日常实践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