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1 封信：对学校教育和考试分数的执念所引发的心理健康恶果：以韩国为例
不过，好消息是，这种执念似乎正在减弱。
作者：Peter Gray
发布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
韩国国旗
亲爱的朋友们：
我一直在近期的几封信中探讨国家教育政策与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在第 51 封信中，我列举了多方面的证据，指出于 2011-2012 年在美国多数州开始生效的「共同核心课程标准」（Common Core Curriculum），对于当时学生和教师所报告的与学校教育相关的困扰急剧增加，以及美国学龄儿童中焦虑、抑郁和自杀率的急剧上升，起到了主要推动作用。
随后，在第 69 封信中，我提供的证据表明，于 2016-2017 年生效的新版「英国国家课程」（UK National Curriculum）——该课程限制了学生的课程选择范围，并加重了高风险年终考试的分量——导致了学业压力报告的增加，并急剧降低了英国学生的心理健康。接着，在第 70 封信中，我将目光转向瑞典，发现该国教育法案的一项剧烈变革——其中规定了更狭窄的课程体系、更多的考试以及教师必须遵循的更严格评分程序——自 2012 年该法案生效起，导致了瑞典儿童心理健康的滑坡。
在美国、英国和瑞典，焦虑、抑郁以及其他心理健康不良指标的发生率上升，恰好与政府强制推行使学校教育比以往更令人不快、压力更大的政策的时间点相吻合——这绝非巧合，也本不该令人意外。
我在此系列信件中所记录的现象，或许可以表述为一条社会心理学法则：当政府规定教师必须教授哪些内容，并增加考试的比重时，学龄儿童的心理痛苦程度便会随之增加。
一项又一项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涉及数十个国家）表明，无论此类数据在何处收集，导致儿童焦虑和抑郁的首要原因均源于学校教育所带来的压力（相关综述请参见 Cosma 等人，2020；Hogsbert 等人，2021；Marquez 等人，2022；Pascoe 等人，2020；Steare 等人，2023）。正如我所言，这本不该令人感到意外。孩子们在学校度过的时间，除了家以外，比任何地方都多；而在学校里，他们并不自由。他们受到无微不至的管束，并持续不断地在与同龄人的比较中被评判，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孩子被引导着相信，如果不能出类拔萃，就等同于做人的失败。我们任何一个人身处此境，都会感到焦虑和抑郁。因此，当国家法律削弱了教师们调适教学氛围、设法使学校生活变得稍微愉快一些、压力小一些的能力时，其结果便是儿童心理健康的降低，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我将通过这封信，将目光转向韩国。这里的情况与美国、英国和瑞典有所不同，但却为上述社会心理学法则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在我先前描述美国、英国和瑞典的学校「改革」之前的数十年里，韩国拥有着堪称世界上最为繁重的教育体系，同时，至少在那些被纳入儿童心理健康国际调查的数十个国家中，韩国的孩子们也是最不快乐的。但是，大约从 2012 年开始，恰恰在美国和瑞典儿童的处境日益恶化之际，韩国的情况却开始有了一些起色。
韩国社会中那些盘根错节的「世界之最」
多方数据显示，韩国学生的学习时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学生都要长（Ahn & Baek, 2013）；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测试中，他们的成绩经常位居榜首或接近榜首（OECD, 2023）；然而，他们的自杀率却高于有记录以来任何其他国家的学龄儿童（Kwaka & Ickovics, 2019）。韩国还被评为全球养育子女成本最高的国家（Ryall, 2023），并且近年来已成为出生率最低的国家（Kobara, 2024）。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这个国家对于一场考试的执念——这场考试表面上，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决定了大多数学生的未来。
全球强度最高的教育体系
在朝鲜战争（1950-1953）的满目疮痍之后，韩国当局立誓要通过教育将国家从废墟和赤贫中拯救出来，带入现代世界。教育（尽管我更倾向于称之为「学校教育」，这与广义的「教育」有所不同）成为了国家箴言。一个严苛的、竞争异常激烈的学校教育体系由此建立，旨在让最聪明、最勤奋的年轻人能够脱颖而出。对于所有渴望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有所提升的人而言，中学教育的终点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场长达 8 小时、令人精疲力竭的考试——即「修能」（Suneung），它也被称为「韩国 SAT」，并被学生们戏称为「地狱考试」。
这场考试的成绩决定了谁能进入那些等级分明的顶尖名牌大学，反之，也决定了谁无缘任何大学。各大公司主要从这些名牌大学招聘高级职位，因此，「修能」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们未来的生计。鉴于此，即便是那些对韩国教育体系心怀不满的父母，也不得不无情地给孩子施加学习压力；而那些经济条件本不宽裕的家庭，也会斥巨资为孩子报名参加私立课程和辅导，以补充其常规的学校教育。整个体系都围绕着这场考试以及企业根深蒂固的招聘模式而运转。
以下是一位记者（Vidwans, 2024）在她探访首尔一所学校附近时，对「修能」考试当日情景的描述：
「当我于 11 月 15 日（2023 年）——这个韩国声名远播（亦可理解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学入学考试日——抵达市中心的景福高中（Gyeongbok High School）校门口时，一群家长早已在附近一座教堂的屋檐下等候。雨下了一整天，距离他们的孩子结束考试、终于走出校门还有好几个小时。这些亲属们并没有通过闲聊来打发时间，也没有在附近的咖啡馆躲雨，而是各自撑着雨伞或站在遮阳篷下，僵直而沉默地伫立着，目光都紧盯着那条通往学校的斜坡。
「这场长达 8 小时……的考试日，是整个国家都高度关注的事件，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以确保考试尽可能顺利且按部就班地进行。学校会举办精心策划的仪式为学生们加油打气，而政界人士和名流们则会发表声明祝他们好运。银行和商店歇业，大批警力出动维持交通秩序，并为可能迟到的考生提供送考服务。确保考试听力部分的绝对安静是头等大事。全国范围内的航班都会停飞，以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而今年，由于预报有雨，气象学家们也赶紧向焦急的家庭保证，不必担心会有雷声干扰。」
为这场考试所做的准备，在孩子们尚在襁褓中时便已开始，并随着他们进入小学和中学阶段而不断强化。大多数学生在每个工作日的放学后，都会参加私人辅导或进入「补习班」继续学习，通常会持续到深夜。根据韩国卫生福利家庭部 2009 年的一份报告（Lee, 2009），当时韩国一名 12 岁的普通学生每周学习时间长达 58 小时，而一名 18 岁的青少年则平均每周学习79小时。对于这名 18 岁的青少年而言，这其中包括在校学习 59 小时，参加辅导班或补习班 8 小时，以及自学 12 小时。
青少年心理痛苦程度全球最高
至少自 2003 年以来，自杀已成为韩国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其致死人数甚至超过了车祸，并且在青少年自杀率方面，韩国已超过所有其他 34 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Kim 等人，2020；Kwaka & Ickovics, 2019）。在抑郁、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发生率上，韩国青少年也持续位居经合组织国家榜首；并且，绝大多数韩国青少年都将学业压力视为其心理痛苦的主要根源（Ahn & Baek, 2013；Kim 等人，2020；Kwaka & Ickovics, 2019）。
全球育儿成本最高与出生率最低的国家
近年来，YuWa 人口研究所（YuWa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持续将韩国评为全球范围内将孩子从出生抚养至 18 岁成本最为昂贵的国家（Ryall, 2023）。导致这一「殊荣」的主要因素，是父母们为了提高孩子的「修能」考试成绩而花费在家庭教师和私立补习班上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大多数父母都渴望摆脱的困境，但他们大多认为，若不如此行事，便会危及孩子的未来。
在一个养育子女如此昂贵、孩子们又因繁重学业而如此忙碌和不快乐的国家，其出生率持续走低，这绝非偶然。根据最新的估算，韩国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仅为 0.7 人。换言之，对于当代每 100 名妇女而言，仅会降生 70 名婴儿。在一个医疗保健体系完善的现代国家，要维持现有的人口水平，需要达到 2.1 的出生率。近期《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上一篇探讨全球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韩国）出生率下降问题的文章（Lewis-Kraus, 2025），其标题便是《孩子的终结》（The End of Children）。
韩国商界的一些人士，由于担忧年轻人数量减少对经济造成冲击，一直在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推动减轻学业负担，以期使生育子女成为一个更令人向往的选择（Kobara, 2024）。
韩国的好消息
好消息来了。韩国或许正走在从其教育体系失调中逐步恢复的道路上。近年来，那种认为「修能」高分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的观念已有所松动。随着韩国经济日益富裕，谋生方式也日趋多样化，一些家长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子女即便未能进入名牌大学，也同样能够取得成功。一些过去专为「修能」考试而设的补习班，也开始提供舞蹈、艺术以及其他能带来生活乐趣的课程。此外，极有可能是因为儿童数量以及高中毕业生数量的减少，名牌大学的入学竞争压力一直在下降（Kim 等人，2020）。其结果是，在过去大约 15 年间，韩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到了持续而渐进的改善，同时他们的 PISA 成绩也有所下降（这可是件好事！）。
以下是一些相关数据：
在 2006 年至 2019 年间，年度「韩国青少年危险行为调查」（Korea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显示，报告高度抑郁的青少年比例从 38.4% 逐渐下降至 26.5%；在过去一年中报告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比例从 20.0% 下降至 12.2%；而在过去一年中报告至少有过一次自杀未遂的青少年比例则从 4.6% 下降至 2.2%（Cho 等人，2024）。这些都是在 13 年间取得的巨大进步。自 2019 年新冠疫情之后，这些数据保持稳定，未出现显著的增减。
并且，从 2006 年到 2018 年，韩国学生 PISA 的平均成绩，阅读部分从 556 分下降至 514 分，数学部分从 547 分下降至 526 分，尽管科学部分的成绩基本保持不变（从 522 分微降至 519 分）。就科学科目而言，其显著的成绩下滑发生在 2006 年之前，即从 2000 年的 552 分降至 2006 年的 522 分。
嘿，如果这些趋势能够持续下去，韩国的成年人或许终会发现，养育孩子毕竟也可以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
进一步的思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 21 世纪初，当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首次测试结果使全球目光聚焦于各国学生学业成绩的差异时，西方世界的政客们和一些缺乏远见的教育决策者们，因其学生分数远低于韩国及其他部分东亚国家的学生而感到难堪。于是，包括美国、英国和瑞典在内的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推行更为严苛的学校教育来效仿韩国等国。其结果却是，这些国家的 PISA 分数并未出现显著提高，反而学生的焦虑、抑郁以及其他精神痛苦指标的发生率大幅上升，逐渐趋近韩国此前已然存在的水平。与此同时，在韩国，其教育体系反而有所缓和，学生的痛苦程度也开始减轻。
那么，对于这一切，您有何看法？这个 Substack 专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供大家讨论的平台，无论我们观点是否一致，我和其他读者都会尊重您的提问与评论。读者们深思熟虑的评论和问题，将为每一位阅读这些信件的人带来更大的价值。
此致敬意并献上最美好的祝愿，
Peter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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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 J., et al. (2024). National trends i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by income level in South Korea, pre– and post– COVID–19, 2006–2022 Scientific Reports, 14. 2501.
Cosma, A. & eleven other authors (2020). Cross-national time trends in adolescent mental well-being from 2002 to 2018 and the explanatory role of schoolwork pressur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6, S50-S58.
Högberg, B., et al. (2021) Consequences of school grading systems on adolescent health: evidence from a Swedish school reform.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36:1, 84-106, DOI: 10.1080/02680939.2019.1686540
Kobara, J. (2024). South Korea birth rate squeezed by entrance exam pressures: central bank. Nikkei Asia. August 28, 2024 Online.
Kim, K.M., Kim, D., & Chung, U.S. (2020). Investigation of the trend i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its related social factors: a multi-year cross-sectional study for 13 years.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17, 5405; doi:10.3390/ijerph17155405
Kwaka, C.W., & Ickovics, J.R. (2019). Adolescent suicide in South Korea: Risk factors and proposed multi- dimensional solution. As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3, 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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