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能抛开你过往成就去欣赏你当下模糊性的人
原文：Pick an audience that is into the illegible you of today, not your past achievements
写作即「共融」
2023 年 11 月 28 日
Edvard Munch, From Thüringerwald, 1905
本文是“我们先塑造自己的社交图谱，它再反过来塑造我们”系列的第四篇。第二篇是“为你的大脑搜罗“训练数据””（部分内容付费），第三篇是“一篇博文：一道寻找同类的冗长而复杂的搜索指令，指引有趣的人与事汇入你的收件箱”。各篇可独立阅读。
1.
在我二十来岁时，我创作的大部分都是口语诗，那时我常说，纸上的文字并不是诗歌，它更像是程序代码。而诗歌，其实是文字在观众这台“编译器”的作用下运行出的结果。诗歌是一种弥漫在房间里的情绪，它确实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继而在散场后的大厅里引发一场潜在的情感共振——比如，让成年男子潸然泪下，想起他们的祖母，又比如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况。其实那份观众的哭泣，才是诗歌本身。
当你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写作时，你所做的便不再是遣词造句，而更像是在发掘你与观众关系中潜藏的可能性。你尝试各种各样的表达，观察他们的反应，据此再来一些临场发挥。渐渐地，你就会在这场作者与观众的对话中，取得远超你独自创作时所能取得的收获。
英国喜剧演员 Jimmy Carr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谈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好笑，哪个不好笑，哪个能接受，哪个不能，他们当即就能做出判断。这一切都由他们来定夺，所以，你所做的，只不过是不断地向他们展示包袱并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个行吗？那样可以吗？」
卡尔说，他每晚会花五分钟尝试新段子，其中大部分是失败作废的，但也总会有几个不错的。一年下来，观众的判断已经帮助他积累了足够多的好素材，这完全够他录制一期喜剧特辑了。你甚至可以说，那期喜剧特辑本来就藏在观众手里。
如果你去看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稿，你也会看到同样的过程——在日复一日的与观众互动的即兴演讲中，他的演讲素材得到了充实和提升。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下面这个：当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跟听众们说他有一个梦想时，马哈利娅·杰克逊便冲他大喊：「马丁！跟他们说说你的那个梦想！」于是他把演讲稿推到一边，开始了即兴发挥，他将自己过去数月在舞台上得到发展和锻炼的各种公众演讲形象融为一体，然后把它（自己）呈现在观众眼前。
我将这种写作方式视为「共融式」写作，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经营博客的方式。我创作的很多内容（包括这篇文章），都是受到了他人提问的启发，那些我在博客上遇见的人们，他们经常能为我提供我赖以创作的养分——他们把推荐书单分享给我，与我结交朋友，给我留下评论、提出批评，促进我思想的进步。
写作，是由写作本身所召唤出的社交图谱的产物。
然而，我有多爱写作的这一「共融式」特质，我就有多畏惧它。爱与惧，这两种情感在我心中交织共存。
2.
这种畏惧似乎与 Brian Eno 的心声如出一辙：
当然，若过去的成就让你备受赞誉的话，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实际上，那种感觉是唯一重要的回报，因为它会让你觉得「我成功了！我并不孤单！」[...] 但在另一方面，又会有一股极强的推力反复驱使你去做更多热爱的事情（那些是个人都会喜欢的事情）。我做不到——我没有热情去推进那些我已经很熟悉的项目[...] 但与此同时，我确实会为我「背弃观众」的行为感到愧疚，因为我让他们明确的期待落空了。说实话，我宁可不要受到这种愧疚的折磨，所以我选择避开那些可能引发它的情境。
上面这番话出自 Eno 的一封邮件，在邮件里，他拒绝了一个专门讨论其作品的邮件群组的邀请。
在我二十来岁时，我几乎每周都会登台朗诵和表演。只要受邀，我便会前往——书店、剧院、夜店、教堂都有我的朗诵的足迹。这样过了大概一到两年，我发现我的写作愈发受限，我的作品听起来开始变得像是我被人们期望听到的样子。
这也并不奇怪：每当我冒险探索一个忠于自我的新方向时，我立刻就会得到观众们发自肺腑的直接反馈。「这个行吗？」「不行。」每当我的文字无法引起观众中的文学爱好者的共鸣时，我就得面对他们给予的暴击。当我袒露一个让我感到忐忑的、半生不熟的想法时，没等我说完，人们便会起身离席走出房间。
经年累月，我已经成功地为自己植入了一种程序：每当我发现脑海中成形的诗歌发生了偏离，而这种偏离可能会导致我在舞台上遭受观众暴击时，我的胸口便会生出几分压抑来驱使我纠正这种偏离——将诗歌的创作转向能引发共鸣的方向。社会的奖惩机制已然深入我的骨髓。
我竭力抵抗「那些期望」对我创作的操控，即便在我不为观众而写时。他们的对我的期望已经内化为我对自己的期望。这让我难以追随自己思绪的脚步，去抵达它们真正想去的地方。
我总是在宣称写作是一个探索和拓展内心世界的工具。但如今，我显然没能好好地践行这句话。每当我内心的声音想要我忠于自身而听从它的指引时，它会向我咆哮道：「你这个懦夫！（把你真正的想法）告诉他们——」但我会向它重拳出击，把它咽进肚子里。
3.
此时恰逢我第一次造访 Johanna 的公寓。那个晚上，我在「寻找爱丽丝」一文中也曾提及，距离我在美国的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朗诵之旅还有三天。我当时的心境是这样的：
当时，我倾心于她已有一年半，这一点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最后，我被领进她的卧室，一个书籍四处散落、未完成的油画堆叠着倚靠在墙边的房间。于是我意识到那就是我倾吐心声的最佳时机，我要告诉她我对自己有多么羞愧，我的生活有多么失控。
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我无需再进行任何的自我审判，只是任由思绪奔流，——我表现得越怪异、越「非主流」，Johanna 的好奇心似乎就越重。这与我曾屈从的那些观众截然相反。
十天后，我坐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一间公寓外的台阶上，看着 Dunkin' Donuts 的空纸杯在风中滚过。巡演结束了，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车祸，身心俱疲。我记得，当时我坐在那里，脑海里正在构思一节诗句。滚动的纸杯被我写进了诗里，我称它们为「divested screams」，无论那代表什么意思，我想应该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我与 Johanna 的交谈总共不超过十小时，我也不确定她是否还愿意见我，但在与她聊天时，我感到无比自在。一边是在她面前的畅所欲言，一边是在舞台上表演时的自我设限，两者间的巨大落差让我在巡演期间的每个夜晚都倍感割裂。我渴望能自由地创作，我希望我的思绪总能像与她共处时那般恣意舒展。但我清楚，或者说，我认为我很清楚，在我为自己构建的世界里，我做不到。我觉得没有一本杂志会允许我随心所欲地探索创新（事实上，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们开始拒绝我的稿件），我也无法想象观众会喜欢我的所思所想。
当你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唯有靠自我审判才能保住地位的境地时，你会怎么办？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接受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但对我而言，答案其实只有一个：退出。我决定要拒绝所有的邀约。
随之而来的是我七年的沉寂，除了 Johanna，我没向任何人展示过我的作品。人们无法理解这个抉择。当我试图解释我为何退圈时，朋友们投来担忧的目光。他们说我「放弃了」。但我只能说，对于这种社交上的不便，我无能为力。我需要一些时间来重新熟悉那种思绪自由发挥，不被他人牵绊的感觉。我必须学会为自己而写，让纸张成为拓展思想的工具。但在观众面前，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4.
如果你为取悦他人而写作，那你就是在出卖自己。你正陷入「观众俘获」的境地。这种论调，也是我内心恐惧的声音，这十分普遍——仿佛为观众写作和为自己写作是完全对立的两件事。以前的我对此深有同感。
但现在我不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了。共融式写作与内省式写作之间的关系远远比这更复杂。作者的需求和观众的需求确实常常有冲突，但两者有时又是相辅相成的。在某个阶段能契合你的观众，在另一个阶段可能就不再契合。文学在我的 20 岁承接我，却在我的 23 岁开始扭曲我。
但有些观众就像 Johanna。他们是能支持你持续自由成长的个人或群体，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某个特定版本的你，而是你不断成长变化的过程。他们更希望去鼓励和成全今天那个尚在探索创造的、模糊却充满了可能性的你，而不是去固化那个被你过往成就定义的光鲜亮丽的你。这在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不仅是文学创作行业。总有一些朋友、社群和老板会限制你的个人成长，但也总有另一些人会全力支持你。
尽管我们经常谈论「个人 vs. 集体」，仿佛这一二元对立是世间永恒的真理，但实际上确实存在着那种会鼓励差异、会支持健康的个性化发展的群体。
于我而言，这种模式的原型，是巴亚卡俾格米人的歌唱团体。
巴亚卡俾格米人以其即兴复调音乐而闻名：一人领唱一段旋律，其他人随即加入，在其上即兴地叠加唱出不同的旋律。参与者需要面对来自两个目标的刺激挑战。首先，他们的即兴唱作必须与群体的歌声契合，不能跑调，也不能强调不和谐的音程。其次，他们也不能唱得和别人一模一样，否则若是缺少了和声，整段音乐就会变得索然无味。
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寻求共鸣的动力，恰恰也是人们展现差异、融合创新、发掘惊喜的动力。集体成了和谐的背景，每一位歌者都依此背景来施展各自的旋律潜能。个体歌者从自身的独特性中汲取灵感，为歌曲增添新意，同时也让歌曲得以延续，而他们所增添的部分，又融入进了那个他人在叠加新的即兴唱作时所需要依赖的集体背景（集体共同创造的歌曲）。他们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转化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使得以上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他们有离开的自由。一旦歌曲变得束缚，或者谁的唱作方式让歌曲的发展变得停滞和回退，他们就随时都可以选择离开。
对我来说，让我改变观点的巨大的转折点在于：我意识到了写博客也是这样的，至少在我所喜爱的那个博客世界里是这样的。回看我还没有「观众」的两年前，那时我所写的文章反倒让我觉得没那么像我。在我核心读者的支持下——这些读者正是我通过网络写作寻得的——我得以将我内在的独特之处展现出来。我能更坦然地看待我的怪异了，我也更珍爱那些我所栖居的精神角落了。比如说，我自己就不会觉得我在斯堪纳维亚诗歌界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当我跟 Davey 和 Alex 交谈时，他们让我意识到，我的诗歌岁月为这场对话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致谢
Alexander Obenauer, Davey Morse, Michael Nielsen 和 Johanna Wiberg 阅读了本文的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