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欣赏你当下模糊轮廓的读者，而非你过往的功成名就
原文：Pick an audience that is into the illegible you of today, not your past achievements
写作即「共融」
2023 年 11 月 28 日
Edvard Munch, From Thüringerwald, 1905
本文是“我们先塑造自己的社交图谱，它再反过来塑造我们”系列的第四篇。第二篇是“为你的大脑搜罗“训练数据””（部分内容付费），第三篇是“一篇博文：一道寻找同类的冗长而复杂的搜索指令，指引有趣的人与事汇入你的收件箱”。各篇可独立阅读。
1.
在我二十来岁时，我创作的大部分都是口语诗，那时我常说，纸上的文字并不是诗歌，它更像是程序代码。而诗歌，其实是文字在观众这台“编译器”的作用下运行出的结果。诗歌是一种弥漫在房间里的情绪，它确实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继而在散场后的大厅里引发一场潜在的情感共振——比如，让成年男子潸然泪下，想起他们的祖母，又比如其他诸如此类的情况。其实那份观众的哭泣，才是诗歌本身。
当你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写作时，你所做的便不再是遣词造句，而更像是在发掘你与观众关系中潜藏的可能性。你尝试各种各样的表达，观察他们的反应，据此再来一些临场发挥。渐渐地，你就会在这场作者与观众的对话中，取得远超你独自创作时所能取得的收获。
英国喜剧演员 Jimmy Carr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谈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好笑，哪个不好笑，哪个能接受，哪个不能，他们当即就能做出判断。这一切都由他们来定夺，所以，你所做的，只不过是不断地向他们展示包袱并询问他们的意见：「这个行吗？那样可以吗？」
卡尔说，他每晚会花五分钟尝试新段子，其中大部分是失败作废的，但也总会有几个不错的。一年下来，观众的判断已经帮助他积累了足够多的好素材，这完全够他录制一期喜剧特辑了。你甚至可以说，那期喜剧特辑本来就藏在观众手里。
如果你去看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稿，你也会看到同样的过程——在日复一日的与观众互动的即兴演讲中，他的演讲素材得到了充实和提升。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下面这个：当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跟听众们说他有一个梦想时，马哈利娅·杰克逊便冲他大喊：「马丁！跟他们说说你的那个梦想！」于是他把演讲稿推到一边，开始了即兴发挥，他将自己过去数月在舞台上得到发展和锻炼的各种公众演讲形象融为一体，然后把它（自己）呈现在观众眼前。
我将这种写作方式视为「共融式」写作，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经营博客的方式。我创作的很多内容（包括这篇文章），都是受到了他人提问的启发，那些我在博客上遇见的人们，他们经常能为我提供我赖以创作的养分——他们把推荐书单分享给我，与我结交朋友，给我留下评论、提出批评，促进我思想的进步。
写作，是由写作本身所召唤出的社交图谱的产物。
然而，我有多爱写作的这一「共融式」特质，我就有多畏惧它。爱与惧，这两种情感在我心中交织共存。
2.
这种畏惧似乎与 Brian Eno 的心声如出一辙：
当然，为你过去的成就而备受赞誉，感觉妙不可言——事实上，这是唯一重要的回报，因为它让你觉得「成功了！我并不孤单！」[...] 但另一方面，一股极其强大的压力会迫使你重复自己，去做更多我们都曾深爱之事。我做不到——我没有热情去推动那些我已感到熟悉的项目 [...] 但与此同时，我确实会因没有做他们显然想让我做的事而感到「背弃了我的观众」，并为此内疚。说实话，我宁愿不去感受这份内疚，所以我选择避开那些可能引发它的情境。
这番话出自伊诺的一封邮件，他用此信婉拒了一个专门讨论其作品的邮件群组的邀请。
在我二十出头的年纪，我几乎每周都会登台表演。我在书店、剧院、夜店、教堂朗诵——无论何处邀请，我都会前往。如此一两年后，我发觉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受限，仿佛作茧自缚。我开始听起来像我被期望成为的样子。
这也毫不奇怪：每当我冒险探索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我觉得真实的方向，我总会立刻从观众那里得到一种发自肺腑的直接反应。「这个行吗？」「不行。」我就像斯金纳实验箱里的一只鸽子，每当写出无法与文学观众共鸣的文字时，便会遭到电击。我袒露一个颤抖的、半生不熟的想法，人们会在我话说到一半时起身离席。
多年如此，我成功地为自己植入了程序：每当脑中成形的诗歌偏离至某个我预知会在舞台上受伤的区域时，我的胸口便会感到一丝压抑。于是我便避开它——转向能引发共鸣的方向。社会的奖惩机制已然深入我的骨髓。
即便我并非为观众写作时，我也在竭力抵抗那些期望对我写作的操控。他们的期望已内化为我的。这让我难以追随自己思绪的脚步，抵达它们真正想去的地方。
我喜欢宣称写作是探索和拓展内心世界的工具。但那时，我并未践行此言。当我内心那个渴望真实的声音抬头时，它会对我咆哮：「你这个懦夫！告诉他们——」但我会一拳将它打倒，塞回我的腹中。
3.
恰在此时，我第一次造访了约翰娜的公寓。那一夜，我在「寻找爱丽丝」一文中曾提及，正是我启程前往美国进行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朗诵之旅的前三天。我当时的心境是这样的：
当时，我显然已对她痴迷了一年半，我们对此都心知肚明。终于，我被领进了她的卧室，一个四处散落着书籍、墙边堆着未完成画布的房间。而我认定，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来谈论我对自己有多么羞愧，我的生活有多么失控。
无需再自我审查，任由思绪奔流，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我表现得越是特立独行、越是「不合时宜」，约翰娜的好奇心似乎就越是深厚。这与我曾屈从的那些观众截然相反。
十天后，我坐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一间公寓外的台阶上，看着 Dunkin' Donuts 的空纸杯在风中滚过。巡演结束了，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车祸，身心俱疲。我记得当时坐在那里，脑中还在把玩一节诗句。滚动的纸杯被写进了诗里，我称它们为「被剥夺后的尖叫」，无论那意味着什么。想必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与约翰娜的交谈还不足十小时，我不确定她是否愿再见我，但与她对话时，我感到如此无拘无束。在她面前的畅所欲言，与在舞台上的自我设限，两者间的鸿沟让我在巡演的每个夜晚都倍感虚假。我想在写作中也获得那份自由，我想让我的思绪如与她共处时那般恣意舒展。但我知道，或者说我感觉自己知道，在我为自己构建的世界里，我做不到。我觉得没有一本杂志会允许我探索我需要探索的领域（事实上，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们开始拒绝我的稿件），我也无法想象观众会喜欢我的所思所想。
当你发现自己身陷囹圄——维系地位的唯一方式便是自我审查——你该怎么办？我花了好几个月才接受那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但对我而言，答案只有一个：你选择退出。我决定拒绝所有邀约。
随之而来的是七年的沉寂，除了约翰娜，我没有向任何人展示过我的作品。人们无法理解这个选择。当我试图解释为何沉寂时，朋友们投来忧虑的目光。他们说我「放弃了」。但在我看来，对于这种社交上的不便，我无能为力。我需要那些年来熟悉，当摆脱他人期望时，我的思绪究竟想奔向何方。我必须学会为自己写作，将纸张作为拓展思想的载体。在观众面前，我做不到这一点。
4.
若你为取悦他人而写作，那你便是在出卖自己。你正陷入「观众俘获」的境地。这种论调，亦是我内心恐惧的声音，十分普遍——仿佛为观众写作与为自己写作是截然对立的。我过去确实深有同感。
但我不再认为这完全正确。共融式写作与内省式写作之间的关系远比这复杂。作者的需求与观众的需求之间，确实常有冲突，但也可能相辅相成。在某个阶段恰如其分的观众，在另一阶段可能就不再合适。文学界在我二十岁时释放了我，却在 23 岁时开始扭曲我。
但有些观众就像约翰娜。他们是那样的个人或群体，能让你持续地成长，他们感兴趣的并非你某个特定的版本，而是你这个人不断演变的过程。他们会鼓励并成全今天的你——那个探索的、创造的、轮廓尚且模糊的你，而非你过往功成名就后那个光鲜亮丽的你。这在各行各业皆是如此，不仅限于写作。有些朋友、社群和雇主会限制你的个人成长，而另一些则会鼎力支持。
尽管我们常谈论「个人 vs. 集体」，仿佛这一对立是世间永恒的真理，但确实存在着鼓励差异与健康个性化发展的群体。
对我而言，这种模式的原型，是巴亚卡俾格米人的歌唱团体。
巴亚卡俾格米人以其即兴复调音乐而闻名：一人领唱一段旋律，其他人随即加入，在其上即兴唱出不同的旋律。参与者面临双重激励。首先，他们唱出的旋律必须与群体和谐共鸣，支撑起整个乐曲；他们不能跑调，也不能强调不和谐的音程。但其次，他们也不能唱得和别人一模一样，否则便没了和声，整件事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在这样的群体中，追求共鸣的驱动力，同时也是追求差异、重塑与惊喜的驱动力。集体成了和谐的背景，每一位歌者都依此背景来施展各自的旋律潜能。个体歌者从自身的独特性中汲取灵感，为歌曲增添惊喜，使其得以延续，而他们所增添的，又成为他人效仿的语境。他们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转化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一旦歌曲变得束缚，或某人的演唱方式拖累了他人，他们随时都可以选择离开。
对我而言，巨大的转折点在于，我意识到写博客亦是如此，至少在我所喜爱的那个博客世界里是这样。若我回看两年前，在我拥有「观众」之前所写的文章，它们反而让我觉得不那么像我了。在我的核心读者的期望支持下——这些读者正是我通过网络写作找到的——我得以将我内在的与众不同之处展现出来。我对自己的奇特之处愈发安之若素，也更珍爱我所栖居的那些精神角落。例如，若只我一人，我并不会觉得我在斯堪的纳维亚诗歌界的经历有何特别之处，但当我和戴维、亚历克斯交谈时，我意识到，我的诗歌岁月为我们的对话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致谢
Alexander Obenauer, Davey Morse, Michael Nielsen 和 Johanna Wiberg 阅读了本文的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