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欣赏你当下模糊轮廓的读者，而非你过往的功成名就
原文：Pick an audience that is into the illegible you of today, not your past achievements
写作即共融
2023 年 11 月 28 日
Edvard Munch, From Thüringerwald, 1905
本文是“我们先塑造自己的社交图谱，它再反过来塑造我们”系列的第四篇。第二篇是“为你的大脑搜罗“训练数据””（部分内容付费），第三篇是“一篇博文：一道寻找同类的冗长而复杂的搜索指令，指引有趣的人与事汇入你的收件箱”。各篇可独立阅读。
1.
在我二十出头，主要创作口语诗的年纪，我常说，纸上的文字并非诗歌。文字更像是程序代码。诗歌，是当文字在观众这台“编译器”中运行时所呈现的形态。诗歌是满室的情绪，是散场后在大厅里开启某类对话的可能性——比如，让成年男子潸然泪下，思念起他们的祖母。那份哭泣，便是诗歌本身。
当你以这种方式思考写作，你所做的便不再是构筑文句，而更像是在与观众的关系中，发掘一种潜藏的可能性。你尝试各种措辞，留意他们的反应，稍作即兴，渐渐地，你便能在这场作者与观众的对话中，发现某种远超你个人所能及的宏大之物。
英国喜剧演员吉米·卡尔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谈及此事：
观众是天才。他们能立刻分辨出，这个好笑，那个不好笑，这个能接受，那个不能。所有这些都由他们来定夺，所以你只是在不断地展示，然后问：「这个行吗？那个可以吗？」
卡尔说，他每晚花五分钟尝试新段子，多数会搞砸，但总有几个不错。一年下来，观众便已为足够多的素材开了绿灯，让他可以录制一期喜剧特辑。你几乎可以说，那期特辑本就潜藏在观众之中。
若你去看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稿，你也能看到同样的过程——当他夜复一夜地即兴演讲，与观众互动时，素材是如何在舞台上不断丰满的。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当他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告诉听众他有一个梦想时，马哈利娅·杰克逊高喊：「告诉他们那个梦想，马丁！」于是他推开讲稿，开始即兴发挥，将他过去数月在舞台上锤炼出的许多意象信手拈来。
我将这种写作方式视为一种「共融」，并在某种程度上，也如此看待我在博客上的创作。我写的许多内容（包括此文）都源于他人向我提出的问题，而滋养我创作过程的养料，也常来自我通过博客结识的人们——他们寄来的荐书，我结交的朋友，以及那些迫使我砥砺思想的评论与批评。
写作，是由写作本身所召唤出的社交图谱的产物。
然而，我有多爱写作的这一共融特质，也就有多畏惧它。爱与畏，这两种情感在我心中交织共存。
2.
这份畏惧，听起来与布莱恩·伊诺的心声如出一辙：
当然，为你过去的成就而备受赞誉，感觉妙不可言——事实上，这是唯一重要的回报，因为它让你觉得「成功了！我并不孤单！」[...] 但另一方面，一股极其强大的压力会迫使你重复自己，去做更多我们都曾深爱之事。我做不到——我没有热情去推动那些我已感到熟悉的项目 [...] 但与此同时，我确实会因没有做他们显然想让我做的事而感到「背弃了我的观众」，并为此内疚。说实话，我宁愿不去感受这份内疚，所以我选择避开那些可能引发它的情境。
这番话出自伊诺的一封邮件，他用此信婉拒了一个专门讨论其作品的邮件群组的邀请。
在我二十出头的年纪，我几乎每周都会登台表演。我在书店、剧院、夜店、教堂朗诵——无论何处邀请，我都会前往。如此一两年后，我发觉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受限，仿佛作茧自缚。我开始听起来像我被期望成为的样子。
这也毫不奇怪：每当我冒险探索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我觉得真实的方向，我总会立刻从观众那里得到一种发自肺腑的直接反应。「这个行吗？」「不行。」我就像斯金纳实验箱里的一只鸽子，每当写出无法与文学观众共鸣的文字时，便会遭到电击。我袒露一个颤抖的、半生不熟的想法，人们会在我话说到一半时起身离席。
多年如此，我成功地为自己植入了程序：每当脑中成形的诗歌偏离至某个我预知会在舞台上受伤的区域时，我的胸口便会感到一丝压抑。于是我便避开它——转向能引发共鸣的方向。社会的奖惩机制已然深入我的骨髓。
即便我并非为观众写作时，我也在竭力抵抗那些期望对我写作的操控。他们的期望已内化为我的。这让我难以追随自己思绪的脚步，抵达它们真正想去的地方。
我喜欢宣称写作是探索和拓展内心世界的工具。但那时，我并未践行此言。当我内心那个渴望真实的声音抬头时，它会对我咆哮：「你这个懦夫！告诉他们——」但我会一拳将它打倒，塞回我的腹中。
3.
恰在此时，我第一次造访了约翰娜的公寓。那一夜，我在「寻找爱丽丝」一文中曾提及，正是我启程前往美国进行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朗诵之旅的前三天。我当时的心境是这样的：
当时，我显然已对她痴迷了一年半，我们对此都心知肚明。终于，我被领进了她的卧室，一个四处散落着书籍、墙边堆着未完成画布的房间。而我认定，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来谈论我对自己有多么羞愧，我的生活有多么失控。
无需再自我审查，任由思绪奔流，这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我表现得越是特立独行、越是「不合时宜」，约翰娜的好奇心似乎就越是深厚。这与我曾屈从的那些观众截然相反。
十天后，我坐在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一间公寓外的台阶上，看着 Dunkin' Donuts 的空纸杯在风中滚过。巡演结束了，我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车祸，身心俱疲。我记得当时坐在那里，脑中还在把玩一节诗句。滚动的纸杯被写进了诗里，我称它们为「被剥夺后的尖叫」，无论那意味着什么。想必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与约翰娜的交谈还不足十小时，我不确定她是否愿再见我，但与她对话时，我感到如此无拘无束。在她面前的畅所欲言，与在舞台上的自我设限，两者间的鸿沟让我在巡演的每个夜晚都倍感虚假。我想在写作中也获得那份自由，我想让我的思绪如与她共处时那般恣意舒展。但我知道，或者说我感觉自己知道，在我为自己构建的世界里，我做不到。我觉得没有一本杂志会允许我探索我需要探索的领域（事实上，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他们开始拒绝我的稿件），我也无法想象观众会喜欢我的所思所想。
当你发现自己身陷囹圄——维系地位的唯一方式便是自我审查——你该怎么办？我花了好几个月才接受那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但对我而言，答案只有一个：你选择退出。我决定拒绝所有邀约。
随之而来的是七年的沉寂，除了约翰娜，我没有向任何人展示过我的作品。人们无法理解这个选择。当我试图解释为何沉寂时，朋友们投来忧虑的目光。他们说我「放弃了」。但在我看来，对于这种社交上的不便，我无能为力。我需要那些年来熟悉，当摆脱他人期望时，我的思绪究竟想奔向何方。我必须学会为自己写作，将纸张作为拓展思想的载体。在观众面前，我做不到这一点。
4.
若你为取悦他人而写作，那你便是在出卖自己。你正陷入「观众俘获」的境地。这种论调，亦是我内心恐惧的声音，十分普遍——仿佛为观众写作与为自己写作是截然对立的。我过去确实深有同感。
但我不再认为这完全正确。共融式写作与内省式写作之间的关系远比这复杂。作者的需求与观众的需求之间，确实常有冲突，但也可能相辅相成。在某个阶段恰如其分的观众，在另一阶段可能就不再合适。文学界在我二十岁时释放了我，却在 23 岁时开始扭曲我。
但有些观众就像约翰娜。他们是那样的个人或群体，能让你持续地成长，他们感兴趣的并非你某个特定的版本，而是你这个人不断演变的过程。他们会鼓励并成全今天的你——那个探索的、创造的、轮廓尚且模糊的你，而非你过往功成名就后那个光鲜亮丽的你。这在各行各业皆是如此，不仅限于写作。有些朋友、社群和雇主会限制你的个人成长，而另一些则会鼎力支持。
尽管我们常谈论「个人 vs. 集体」，仿佛这一对立是世间永恒的真理，但确实存在着鼓励差异与健康个性化发展的群体。
对我而言，这种模式的原型，是巴亚卡俾格米人的歌唱团体。
巴亚卡俾格米人以其即兴复调音乐而闻名：一人领唱一段旋律，其他人随即加入，在其上即兴唱出不同的旋律。参与者面临双重激励。首先，他们唱出的旋律必须与群体和谐共鸣，支撑起整个乐曲；他们不能跑调，也不能强调不和谐的音程。但其次，他们也不能唱得和别人一模一样，否则便没了和声，整件事也会变得索然无味。
在这样的群体中，追求共鸣的驱动力，同时也是追求差异、重塑与惊喜的驱动力。集体成了和谐的背景，每一位歌者都依此背景来施展各自的旋律潜能。个体歌者从自身的独特性中汲取灵感，为歌曲增添惊喜，使其得以延续，而他们所增添的，又成为他人效仿的语境。他们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转化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一旦歌曲变得束缚，或某人的演唱方式拖累了他人，他们随时都可以选择离开。
对我而言，巨大的转折点在于，我意识到写博客亦是如此，至少在我所喜爱的那个博客世界里是这样。若我回看两年前，在我拥有「观众」之前所写的文章，它们反而让我觉得不那么像我了。在我的核心读者的期望支持下——这些读者正是我通过网络写作找到的——我得以将我内在的与众不同之处展现出来。我对自己的奇特之处愈发安之若素，也更珍爱我所栖居的那些精神角落。例如，若只我一人，我并不会觉得我在斯堪的纳维亚诗歌界的经历有何特别之处，但当我和戴维、亚历克斯交谈时，我意识到，我的诗歌岁月为我们的对话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文章。
致谢
亚历山大·奥伯瑙尔、戴维·莫尔斯、迈克尔·尼尔森和约翰娜·维贝里阅读了本文的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