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童年这一制度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并非一种制度，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项事实。我们降生之时，生命全赖他人照料，为我们保暖、清洁，并护我们免受伤害。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别的动物无异。但与大多数动物不同的是，我们并非在短短数月内就能摆脱自身的无助与依赖——这需要花费数年之久。这便是童年这一事实，一个与人类历史同样古老的事实。但同样确凿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照顾自己的能力确实在不断增强。

我初在科罗拉多州执教时，学校曾来过一对来自意大利的双胞胎男孩。一位住在学校上游山谷里的美国人，多年前游历意大利时听说了这两个孩子，便做了他们的养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们还很小，至多四五岁时，他们的父母就失踪了——或被杀害，或被俘虏。不知怎的，这两个小男孩竟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动荡不安的国家，一座巨大的城市里，在极度的贫困与匮乏之中，完全依靠自己，挣扎求生了数年。他们显然是在一处墓地里找到或搭建了某种栖身之所，靠乞讨和偷窃维生。过了几年这样的日子，他们才被发现，并被国家收容。当那位美国人初次听闻他们的故事，并开始关心他们的成长与教育时，他们正住在一所孤儿院里。他送他们来我们学校待了一段时间，因为他认为掌握一些英语会对他们有用，并希望他们能在这里学会。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非认为小孩子独自住在墓地是件好事，也并非说这两个男孩对那段经历的反应具有普遍性。但事实是，那段经历似乎并未给他们造成深刻或永久的伤害。尽管他们比同龄的美国孩子个子小，却异常地敏捷、强壮，且协调性极佳，是学校里遥遥领先的最佳足球运动员。此外，虽然他们算不上好学生，对学英语也没多大兴趣——毕竟回到博洛尼亚，英语对他们有什么用呢？——但他们友善、活泼、好奇、热情，而且尽管存在语言障碍，学校里认识他们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们。显而易见，我们摆脱身体上的无助与依赖，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早得多、快得多。

我们可以将人的生命想象成一条曲线，它始于诞生，攀升至身体、心智与社会能力的各个顶峰，在某个类似高原的阶段持续片刻，而后缓缓滑向衰老与死亡。每个人的生命曲线都各不相同。有时，它会被死亡骤然截断。但对每个人而言，这条曲线都是一条单一的、完整的曲线。它当然是一条持续成长与变化的曲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一天都与前一天的自己有所不同。但这种成长与变化是连续的，其中并无断裂或缺口。我们不像某些昆虫，会突然从一种生物蜕变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物。

于此，童年这一事实终结了，而童年这一制度开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童年，已将那条生命的曲线，那份完整性，切割成了两段——一段名为「童年」，另一段名为「成年」或「成熟期」。它在人的生命中划下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让我们以为，鸿沟两岸的人——孩子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物种。因此，我们行事时，就仿佛任何一个十六岁少年与任何一个二十二岁青年之间的差异，远比一个两岁幼儿与一个十六岁少年之间，或一个二十二岁青年与一个七十岁老人之间的差异，来得更巨大、更重要。因为，在掌控自身生活、做出重要抉择的能力方面，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其实远比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更接近那个两岁的幼儿。

简言之，我所说的「童年制度」，是指所有那些在年轻人与长辈之间、与长辈的世界之间，设置了一道巨大鸿沟或壁垒的观念、情感、习俗与法律；它让年轻人难以甚至无法接触他们周遭更广阔的社会，更不用说在其中扮演任何积极、负责、有益的角色；它将年轻人禁锢于长达十八年甚至更久的顺从与依赖之中，并如我前述，将他们塑造成了昂贵的累赘、脆弱的瑰宝、卑微的奴隶与珍奇的宠物的混合体。

我一度想将此书命名为**《童年的监狱》，或采纳朋友的建议，在书名中用上「解放」一词。但一位朋友反对说，《童年的监狱》**听起来，仿佛所有拥护现行童年制度的人，都是因为厌恶孩子才想把他们关进某种监狱。她坚称，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信奉我们现行育儿方式的人——他们因而会极度反感本书中的许多观点——其实是喜爱孩子的人，他们只想做自认为对孩子最有利的事。

我同意她的看法，因而放弃了「监狱」和「解放」这两个词，因为它们都暗示着将孩子们从一个被坏人关押的糟糕地方释放出来。而「逃离」一词则未必如此。如果我们身处着火的房屋，或登上即将沉没的船只，我们都想逃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有人蓄意引诱或将我们置于那样的险境。此外，「逃离」是一个主动的词。要逃离危险，你必须先判定其为危险，而后采取行动脱身。我想把做出判断、选择并采取行动的权利，留给年轻人自己。

大多数信奉我们所熟知的童年制度的人，都视其为一座围墙花园。在这花园里，弱小的孩子们得以受到庇护，免受墙外世界的严酷，直到他们变得足够强大、足够聪慧去应对一切。有些孩子的童年体验确是如此。我无意摧毁他们的花园，也无意将他们逐出。如果他们喜欢，务必让他们留在其中。但我相信，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并且在越来越早的年纪，他们开始感到童年并非花园，而是监狱。我想要做的，是在花园的围墙上开一扇门，或几扇门，好让那些觉得花园不再是庇护与助益，反而充满禁锢与屈辱的人，可以走出去，去尝试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活片刻。倘若外界对他们而言太过艰难，他们随时可以返回园中。说真的，或许我们人人都该拥有一座围墙花园，以便在必要时得以退避其中。

我并非说，童年对所有孩子在所有时候都是有害的。但是，那种大写字母的「童年」——幸福、安全、受庇护、纯真无邪的童年——对许多孩子而言根本不存在。而对另外许多孩子来说，童年无论多么美好，都持续得太久了，并且，没有一条渐进、合理、无痛的路径，让他们可以自然地走出或告别它。

有些孩子没有家庭。他们的父母或已亡故，或已将他们遗弃。也或许，法律将他们从父母身边带走，原因可能是父母的虐待或忽视，也可能是国家不认同其父母的政治立场、道德观念或生活方式。大多数失去家庭的孩子，最终沦为国家的被监护人——即，他们成了囚犯。这便是现行法律提供的选择：如果你不能（或不愿）当一个孩子，你就必须当一个囚犯，待在某种监狱里，被一群首要职责就是防止你逃跑的人看管着。

许多孩子生活在看似正常的家庭，过着看似正常的生活。但他们的童年，即便在某些方面是安全的，却绝非幸福、受庇护或纯真。恰恰相反，他们可能在许多方面受到家人的剥削、欺凌、羞辱与虐待。但即便在这样的家庭里，如果年轻人能够时不时地暂时摆脱父母，或摆脱相互嫉妒的手足，生活或许也不会那般痛苦和具有毁灭性。

对许多孩子来说，童年，无论曾多么快乐与理想，都只是持续得太久了。在我熟知的家庭中，许多孩子在与父母愉快地生活多年后，突然发现父母变得无法忍受，自己也变得令父母无法忍受。他们过往的生活越是幸福，这种转变对父母的打击就越是沉重，或许对那个年轻人亦是如此。「我们过去相处得那么好。」「他过去多开心啊。」「真不知道他中了什么邪。」「我们肯定是哪里做错了，可怎么也想不出来！」我也无数次听到年轻人，通常是十七八岁或二十出头的年纪，这样说：「我爱我的父母，我们一直处得很好，但现在他们想让我做这做那，我却不想，我想做点别的他们不喜欢的事。我感到既内疚又迷茫，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想伤害他们，但我必须过自己的人生。」童年的终结，对于那些拥有最幸福童年的人而言，似乎往往最为痛苦。

它持续得太久了，而且太少有合理、渐进的方式，让人可以走出它，步入一种不同的生活，建立一种与父母不同的关系。当孩子找不到方法解开与父母的情感纽带时，他剩下的唯一选择便是斩断它们。纽带越是牢固，斩断它所需的拉力就必须越是猛烈、越是决绝。这会引发可怕的、几乎无法磨灭的恶感、创伤与痛苦。这好比，因为没有别的路可以离巢，雏鸟别无选择，只能将鸟巢炸毁。

波士顿一处地铁站里有块标语写着：「幸福之家，无人逃离」。然而，最幸福的家庭，或许恰恰给了孩子那份额外的自信、好奇与活力，让他们渴望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检验自己的力量与技能。倘若他们不被允许这样做——那便是痛苦的开始。

不久前，我受邀在一个中西部城市的近郊区——一个下层中产阶级社区——的几所学校做系列演讲。那里几乎所有人要么是在大型企业里薪酬颇丰的工会工人，要么是从事低阶白领工作。多数成年人是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非常渴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从而稳固地立足于中产阶级。按传统标准来看，这个区的政治倾向相当保守。

按计划，那天下午在一所初中，我会用一堂课的时间，与两个九年级英语班的学生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和他们聊聊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事先也约定好，会上只有我一个成年人。但不知何故，几位一直陪同我参观的校方领导也跟进了教室。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威人物一出现，我们进行任何自由或坦诚讨论的机会便荡然无存了。只有少数几个学生——他们或天性无畏，或成绩优异到无需担心惹麻烦，或早已麻烦缠身而无所谓再多添一桩——承担了那场寥寥数语的讨论中几乎全部的发言。

我一直在谈论学校与学校改革。临近下课的最后几分钟，我心念一动，想试试看这些年轻人对童年这一制度有何看法。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他们并非激进，甚至算不上思想开明的年轻人。当地的高中才刚刚对其着装规范做了极其微小的修改。而在这所初中，男生必须穿外套、打领带，女生则必须穿连衣裙或短裙。这所学校纪律严明，而且大部分高层领导当时就在教室里。

我问了三个需要举手回答的问题。第一个是：「如果你们可以合法地参与政治选举投票，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至少会偶尔去投票？」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举起了手，许多人举得很慢，若有所思。第二个是：「如果你们可以合法地工作赚钱，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至少会偶尔去工作？」同样，大约三分之二的人举了手。前排一个在讨论中没说过话的男孩开口道：「嘿，我们这辈子剩下的时间都得工作，何必急着开始呢？」大家笑了起来，但那些手并没有放下。最后，我几乎是随口一提，并未期待什么特别的反应，问出了第三个问题：「如果你们可以合法地离家居住，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至少会偶尔这样做？」所有人的手「唰」地一下全举了起来，动作如此之快、如此之猛，我甚至担心他们的肩关节会脱臼。一张张脸庞瞬间充满了神采。显然，我触及了一个神奇的开关。我心想：「要是我早点想到问这个问题，能多了解多少东西啊。」但下课铃响了。我感谢了学生们，祝他们好运，他们便列队走出了教室。我和东道主们继续参观学校。没人提及最后那个回答，我也觉得最好别再提起。

或许有人会说，那些年轻人不过是想逃离家庭和总是否定他们的父母，以便享受被禁止的成人乐趣——抽烟、喝酒、性爱。然而，尽管这或许是那些年轻人心声的一部分，但我认为，他们同时也在说，他们渴望去生活，哪怕只是短暂地，生活在那些会将他们视作真正的人，而非孩子来对待的人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