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旅行的权利
年轻人应当拥有旅行的权利，以及在未获父母许可的情况下外出独立生活的自由。然而，与其他某些权利不同，这项权利本身难以孤立存在。如果年轻人没有拥有、赚取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获取金钱的权利，他们往往无力承担远行或长期离家的生活成本。同样地，若他们无法在经济和法律层面为自身负责，那么责任便只能由他人代为承担。而我们也无法合理地要求那些既无法掌控、也无法与之保持联系的人，对年轻人的行为负责。关于这些相关权利，我已在其他部分作了论述。在这里，我想单独谈谈旅行的权利本身。
大多数年轻人喜欢旅行，他们向往冒险。对于许多人来说，旅行是当今为数不多的冒险方式之一。旅行是认识世界的绝佳途径，能让人领略书本无法传达的风貌。仅仅是在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环境中生活和行动，就足以考验我们的应变能力和智慧。
如果条件允许，年轻人会更早也更频繁地去旅行。事实上，虽然面临种种困难，甚至遭到法律限制，仍有不少人毅然踏上旅途。在大多数州，搭便车是非法行为。有些州对此管理非常严格，甚至规定接载搭便车者同样违法，并对司机处以罚款。尽管如此，年轻人仍然选择搭便车，只是他们会互相提醒，尽量避开那些执法最为严厉的地区。人们常常强调搭便车的危险，尤其指出女性旅客可能遭到袭击甚至有生命危险。类似事件确实偶有发生，但相比普通交通事故，因搭便车而导致的死亡非常罕见。在某些以旅游业为支柱的州，反对搭便车的法规，其真正的动机往往并非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量，而是为了阻止经济拮据者，如所谓的「流浪汉」和「嬉皮士」进入该州。
搭便车曾经（也许现在依然）是欧洲年轻人中非常流行的一种旅行方式。不过，由于南欧国家传统的性别观念，即使是和其他女生结伴而行，年轻女性在那一带搭便车可能依旧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在北欧，女孩即使单独出行，也能安全地搭上便车。人们普遍认为，有条件时多走走、多看看对年轻人很有好处；但若旅行太昂贵，他们便难以成行。当然，随着旅游业逐渐变成一门赚钱的大生意，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游客获利，也因此不再欢迎那些没钱的年轻旅行者，所以欧洲各国或许会开始对他们的出行设置障碍——但在这一点上，他们离我们还差得远。
人们对四处旅行的年轻人心存偏见，部分源于对他们沾染毒品的恐惧，部分则因为他们奇特的穿着打扮。但更多的偏见，来自我们这个崇尚消费、信奉「先买后付」的社会——它天然地排斥那些物欲淡泊、不热衷于消费的人。比如，有个滑雪小镇，多年以来，每逢夏日便成了众多年轻人涌入高山地区进行背包旅行的大本营。这些年轻人大多并非真穷：他们是大学生，拥有不错的自行车和像样的露营装备。但问题在于，他们就算骑着十速自行车，也无法为当地的加油站带来分文收入。同理，哪怕拥有顶级的露营装备，他们也是睡在野外的帐篷里，而不是消费 25 美元一天汽车旅馆。所以，镇上的商户们就抱怨了，说这群年轻人搞得小镇乌烟瘴气，不仅影响生意，还吓跑了真正愿意消费的旅客。他们嚷嚷着：「难道就没办法把这些人给赶走吗？」
多年以前，当我在科罗拉多州教书时，有一年夏天，我开着我那辆老旧的雪佛兰多功能车一路向东行驶，中途不歇，累了就在车里睡。一天晚上，我驾车行驶在纽约州的高速公路上，大概在罗切斯特附近，我困得已经无法安全驾驶了，便想找个地方停下来休息。可附近既没有出口匝道，也没有休息区。好在途经一处时，我看到路肩旁有一大片草地。于是我把车远远地开离路面，下车后就在车旁睡着了。可没过多久，一道刺眼的光打在我脸上，把我惊醒了。来人是一名州警，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正在长途自驾，太困没法继续开了，只好停下来休息一下。他听完，语气生硬地告诫我，不准在路边睡觉。可我觉得他不讲道理，当时毕竟已是凌晨三点，路上又几乎没有车，而且我离公路边缘至少有 150 英尺远。我说我怕自己会在开车时睡着，可他又一次生硬地说：「要睡就去睡汽车旅馆。」这下我可明白了——他这是在给当地的汽车旅馆老板们招揽生意呢。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建立更多像欧洲那样的夏季露营地，供驾车或搭便车的旅人歇脚过夜。这些营地虽然并不美观，帐篷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但过夜的花销不高，给予了手头拮据的人们游览欧洲各地的机会。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搭便车这一出行方式变得更加便捷且更为安全。现如今，有些搭车者会尝试在停车可能引发事故的地方拦车。但如果搭便车在法律上得到认可，我们便能设立更多安全的乘车点。在大学校园以及年轻人聚集的会议上，公告栏上往往张贴着一些信息，有人希望搭车，有人则愿意顺路载人。例如，在某所大学中，就设有一张大型美国地图，勾勒出了各州轮廓，且每个主要城市的位置上都有一个挂钩。计划驱车前往某个城市的人可以在对应城市的钩子上挂一张便签，写明出发时间、可载人数以及联系方式。然而，这类信息交流方式大多局限于大学或大学生频繁出入的场所。其实，我们也需要类似的系统，让那些不在校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能受益。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学习交流」正逐渐兴起，致力于帮助人们分享信息与技能。也许，它也可以探索用于旅行信息交流的方式。
此外，旅客还需要一些价格低廉的休息和住宿场所。在欧洲，青年旅舍随处可见。1953 年，我曾进行了一次长达 1500 英里的自行车旅行，骑行了从巴黎到罗马的大部分路程。途中许多个夜晚我都住在这类旅舍里，一晚大约只需 25 美分，条件稍好一点的可能略贵一些。一个国家如果想为经济不宽裕的各年龄段人士提供便利，总能找到或搭建一些简易场所，让旅行者能铺开睡袋、毯子或其他卧具，睡上一晚，洗漱一番，然后继续上路。1953 年，许多意大利火车站都开有他们所谓的 albergo diurno——即「日间酒店」。这样的酒店，对旅客来说，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里，简直是福音。在 albergo diurno，有可以坐下休息的地方，也有洗漱区和公共淋浴间，还有行军床和普通床，你可以在上面睡一小时，或睡上一整晚。我也曾在加拿大埃德蒙顿、荷兰阿姆斯特丹和丹麦哥本哈根的机场见过类似的设施。它们虽然需收取一些费用，但相较于普通旅馆，价格便宜得多。
如果孩子未经父母允许就独自旅行，会不会迷路？答案是：可能会。别说孩子，现在连大人也会迷路。这可能会令人烦恼，但算不上悲剧或灾难。只要孩子知道如何联系家人或朋友，或随身携带写有自己姓名和住址的信息，那么短暂的迷路或困惑并无大碍。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孩子不知道该怎么联系家人或朋友，那又该怎么办？我们只能说，一个连这点基本信息都不掌握却仍要独自远行的孩子，本身就太过鲁莽和愚蠢，即使有现行法律和父母的约束，恐怕也未必能让他远离麻烦。任何情况下，正如我在其他观点中所提出的，在这里，国家只能提供选择；一旦超出某个限度，他们也无法保证做出这些选择后不会出问题。此外，我们也不禁要问：一个被设想为如此鲁莽的孩子，又怎么可能有足够的旅行资金？他将如何自己到达巴士站或机场？又将如何买到票呢？
现如今，比起大部分想要旅行的孩子，许多出行的成年人更加无助。我曾在飞机上看见过完全瘫痪的人——他们被抬出座位、放入轮椅上，然后被推下飞机；也见过完全不会说英语的人，见过盲人。他们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旅行。然而，我们并未因此禁止他们出行，反而尽力让他们更容易获得所需的帮助。我们也不会强制为他们安排陪同看护人员。世界广阔、多变、陌生而复杂，令人困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设立更清晰的指示牌、绘制更实用的地图、提供更多的信息来源，来让各个年龄段的人出行更加便利——哪怕只是穿行于自己生活的城市内。我们的社会原本不必像现在这样晦涩难懂。当然，我们无法让这个世界对孩子而言，也像家或邻里那般亲切易行。而正是因为它不那么便利，旅行才显得有意义。许多孩子，即使父母让他们独自远行，比如去探望亲戚，他们也会感到害怕、不愿出行，甚至断然拒绝。像这样的孩子，自然不会涉及「是否有权在未经父母允许的情况下独自旅行」的问题，毕竟没人能强迫他们出发。
对一些人来说，赋予孩子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外出旅行（或从事其他活动）的权利，似乎会削弱父母的权威。但我们应当再次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威：一种是建立在能力、知识、经验、勇气、责任心以及关爱的基础之上的自然权威；另一种则是仅依靠强制力量——通过恐吓、惩罚甚至伤害来维系的权威。我在此提出的任何主张，都不会削弱前者，即父母对孩子、长者对晚辈所拥有的自然权威——事实上，反而会强化已有的这类权威。
孩子对这种自然权威并非无动于衷。他们正是从中获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感，并以此为中心，不断向更广阔的世界迈进。他们对这种权威的信任与依赖是强烈的、坚韧的，也是持久的。通常，当父母惩罚孩子，甚至可能打上几下，孩子因为受伤与愤怒，可能会暂时疏远父母。但这种疏远往往不会持续太久。不久之后，孩子会主动发出和解的信号——而且几乎总是由孩子先迈出这一步。或许，让孩子先完成这一转变才是最好的做法，能给予他时间去思考决定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急于将我们父母的悔意（如果有的话）强加给他。孩子终将会靠近——年纪小的孩子会很快回来，而年纪稍大的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他们会试着修复关系、恢复亲密。明智而有爱的父母会敞开心扉，真诚地接纳孩子的靠近，并以同样的心意回应。而另一类父母则会拒绝和解，要求孩子进一步反省，甚至要求孩子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谅解与接纳。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然而，一位家长可能会多次犯下这样的错，反复拒绝孩子递出的橄榄枝，直到孩子最终带着不情愿的心情得出一个结论：再怎么努力寻求和解也毫无意义，既然无人回应，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免惹麻烦。
假设一个孩子想要出门旅行，而父母并不赞同。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具备真实互动的家庭场景：有一天，孩子提出了旅行的想法。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若彼此之间仍存在爱与尊重——也即是一种源于感情基础的自然权威——那么年长的家庭成员通常不会从一开始就轻率地将其想法视为幼稚或荒唐。他们会鼓励孩子继续表达，比如谈谈他想去哪里、准备何时出发、打算怎样出行，以及出行的理由。如果他们认为这趟旅行不妥当，便会给出自己的理由。这类讨论事实上在当下依然普遍存在：当孩子提出请求，希望外出或尝试某些事情时，家长与孩子之间往往会展开一番沟通。而即便孩子不再需要父母的明确许可，他通常仍会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因此也愿意花时间去说服他们；同样，家长也会试图影响孩子的决定。直到这时，才会真正触及到「谁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一问题。
我曾听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对母亲说，他想和两个朋友一起去山里露营两三天。母亲随即提出了各种疑问和担忧。那段时间山里常有雷阵雨，因此存在被雷击的风险。她问他是否介意可能遇到暴风雨，他说不介意。她接着问，他们是否真的了解雷雨天气中该避开什么——比如不该停留在空旷地带或高地，应远离可能导电的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电线杆或电话线杆。她还问他们是否知道如何保持身体干燥，是否清楚该带多少衣物；因为山里的夜晚比他们想象的要冷得多。他们有没有足够保暖的睡袋？准备怎么做饭？要吃些什么？又打算如何安排来充实这三天的露营时光？这场讨论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天，母子双方各执己见，互相反驳，也逐渐让步。他们之所以能展开这样的讨论，是因为孩子明白，母亲并不是真的想阻止他去露营，而是在认真看待他的冒险精神和独立能力。母亲的权威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那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影响力，而非单纯依赖于家长角色本身的控制权。
这次露营最终获得了批准，但因为天气看起来非常恶劣而推迟了一天。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是的，你可以去，但前提是你们必须做到这个、确保带上那个，等等」。事实证明，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真的发生了。在山里的两个夜晚，由于突如其来的大雾或黑暗，他们都没能回到自己帐篷里，只好睡在了野外，真是比预想的要冷得多，也湿得多。试想当初这些露营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若事先知道会出这么多差错，也许这趟旅行可能就不会成行了。
实际上，男孩们回来后说，只有真正开始露营时，才意识到有太多事情没有考虑到。而这，也正是经验的意义所在。
但即便这群男孩在法律上有权未经父母许可就进行这次旅行，他们仍旧会和父母反复讨论，最终达成类似的妥协，这一切恐怕也不会有太大不同。年轻人大多仍然重视长辈的意见，并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除非这个家庭已经实质上瓦解了。
在这趟露营前，男孩们先在家旁边的草地上搭了帐篷，好确认自己是否掌握了搭建的方法。而在另一个家庭里，一个年纪尚小的男孩，在与父亲和哥哥踏上一次长途露营之旅前，也曾多次在院子里支帐篷露宿，只为提前感受其中滋味。总体而言，孩子们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接触新事物——一次只体验一小部分。他们确实渴望探索未知，但同时也谨慎而保守，不愿一下子就把所有未知都探个遍。没有哪个从未离家远行的孩子，会一开始就想着去两千英里外的地方进行一场为期三个月的旅行。那个关于孩子离家出走的老笑话其实颇有几分道理：孩子跑出家门，却不知道该怎么穿过街角，只因他不会过马路；又或者，他在吃饭时间回了家，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吃上晚饭。孩子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外迈进。问题在于，我们是该鼓励并协助他们迈出这一步步走向世界，还是简单粗暴地加以禁止？如果父母意识到，到了关键时刻，他们终究无法阻止孩子去做真正想做的事，那么他们就更可能认真看待孩子探索世界的渴望，以尊重的态度与之讨论计划，只提出真正重要的反对意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出理性的妥协。
如果我们早已明白，只要他们愿意，孩子随时可以选择独立于我们生活，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帮助他们为这种独立做好准备，而他们也将更早具备真正的独立能力。一个孩子如果知道，无论他前往哪里，总会有大人带着他，那么他自然不会太在意自己是如何到达目的地的，而大人也就缺乏教导他的动机。若我们能鼓励孩子去观察并留意自己是如何到达每一个地方的，情况将会大为不同。
我在波士顿认识的一对母女，母亲和她七岁的孩子，最近开始玩一个有趣的游戏：每次回家的路上，一旦穿过所有危险的路口，就各自选择不同的路线回家。这不是比赛，而是一次寻找多种回家路线的实验。通过这个游戏，孩子会越来越熟悉周围的街区，而且随着探索的深入，她了解的范围也会越来越广。有时在短途出行中，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当向导，告诉他我们会假装是陌生人或盲人，只会按照他的指示前行。又或者，成人和孩子可以一起进行一次探险式的散步，由孩子领路，随心选择方向，而不用担心迷路，因为回程时大人可以接手带路。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和孩子一起尝试。
城市里的孩子当然也会学着外出走动，至少能到一些熟悉的地方。许多孩子为了安全，也常常离家不远。可即使他们向更远的地方探索，比如市中心，这种行为往往也带着一种挑战成人权威的意味。诚然，把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当做禁地去探索，与把它当做一个欢迎你融入的更大邻里去熟悉，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你的城市，你的国家，你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