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法律、年轻人与性

所有的人，包括年轻人，都应有权掌控自己的私人性生活与性行为。探究此类事务，并非国家或政府的正当职权范围。我同意如今那些主张「凡成年人两厢情愿，私下所欲为之性事，皆应被允许，且此事仅关乎其自身，与他人无涉」的观点。倘若且当法律允许比现在更年轻的人们，选择成为独立且负责的公民时，我希望这些公民，无论年龄，都能在性事上，享有与其他任何公民同等的权利。稍后，我将探讨一个或许更棘手的问题：那些并非公民，而是作为依赖者，与某种监护人共同生活的年轻人的权利。

我们如今之所以不授予成年人此等权利，更遑论年轻人，原因之一在于，许多人觉得，任何与性沾边之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肮脏、邪恶且错误的。我们是一个既淫秽又道貌岸然的社会，一种极为危险的混合体。在美国许多地方，一个有实际影响力的政治多数派相信，性，在道义上，理应，在法律上，也应当，是非法的——除非其目的是在婚姻内繁衍后代，或或许是作为维系婚姻制度的粘合剂。他们认为，所有其他的性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惩罚。或许，如同许多别的观念一样，这些观念，只有待其持有者们逝去，并被怀有不同观念的新一代人所取代时，才会改变。似乎很可能，即便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授予了年轻人我所提议的许多其他权利，这项权利，也将是他们会授予的最后一项。

我们之所以不敢给予儿童掌控自身性生活的权利，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许多在成年人性事上观点相当开明的人——仍然相信，并需要相信，儿童是「纯真的」、「洁净的」，也就是说，是无性的，未被性的思想、感觉或冲动所玷污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便是对极年幼的儿童而言，这亦非事实；而对于远超十或十一岁的孩子而言，这断然不是事实。许多研究似乎都表明，年轻人进入青春期的年龄正日益提前。但我们出于诸多原因，仍固守着对儿童的此等看法，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便是，假装他们没有性感觉，能使我们更容易地去忽略或否认，他们对我们的吸引力中所包含的性成分。我们之所以能心安理得地将他们用作爱之客体，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能告诉自己：既然那是绝无可能的，我们便绝不会想到去将他们用作性客体，他们也绝不会想到将我们用作性客体。

有人说，既然女性必须承担性的后果——怀孕与分娩——法律便必须保护她们免受性的侵害，尤其是当她们年幼之时，以免她们非自愿地怀孕。在一个如今日多数社会一样，尚未允许女性去决定她们是否要孩子、或要多少孩子，而是在这方面将她们视作由男性与国家所控制的生育机器的社会里，这话尚有几分道理。眼下，许多年轻女性，数量与日俱增，不顾（或或许正因为）法律的禁令，在越来越小的年纪，非自愿地怀孕，并必须生下她们不想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的孩子。这给她们，当然也给那些孩子们，带来了许多严重的社会与情感问题，任何一个有人情味的人，都会希望她们能免于此等困境。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早的怀孕，如同过晚的怀孕一样，更有可能产下有缺陷的婴儿。

倘若我们能在孩子们年幼时，便告知他们，或干脆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关于性、生殖、生育与避孕的知识，我们便能轻易地避免这些问题、危险与悲剧。倘若到十岁时，所有年轻人都已了解怀孕如何发生、又如何能被预防；倘若避孕用品与建议，能广泛而廉价地提供给任何有需求的人；倘若在此之上，我们能（如我们或许能做到的那样）开发出一种更安全、更易得的追溯性或事后避孕药，或一种有效的男性避孕药，那么，几乎就不会再有意外怀孕。倘若我们还能开发并提供安全、简便、廉价的方式，来终止那些确已发生的意外怀孕，那么，便会极少有不被期待的孩子降生。到那时，至少，那种认为我们必须保护缺乏经验的年轻女孩免遭性之危险的理由，便将再也站不住脚了。

有些人曾向我表达过这样的恐惧：倘若一个成年人与一个表示同意的儿童发生性关系是合法的，许多年轻人将会被不择手段的长辈所剥削。这里的想象画面，是纯真的少女与肮脏的老男人；鲜有人会担心年轻男孩与年长女性发生性关系。在此，我们又一次被旧神话的残余所困——在这种情况下，便是「唯有男性才有性欲，女性则是纯洁超然的」——由此便推论出，任何与年长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年轻女孩，必然是他的受害者。

一位有三个女儿的母亲曾告诉我，因为她——代表着社会——能够告诉她的一个女儿，她不能与一个想和她上床、并正使用各种要挟手段来逼她就范的年轻男子同睡，她的女儿便得到了保护。她无须自己去说不。她甚至可以说：「我倒是想，可我妈会杀了我的。」但这全然是在一个男性将女性用作性客体的社会背景之下。在我所提议的那种社会里，性对（这位女儿的）危险，将会更小。与此同时，那位年轻男子必须「征服」她的压力，也将小得多。倘若性不再被视作危险、浪漫、令人狂喜，同时又肮脏、令人作呕之物，那么保护人们免受其害的必要性便会减少，而他们也将更能保护自己。那些不觉得自身价值取决于是否对男性具有性吸引力的女性，将不会被如今男孩们用在女孩身上的那种要挟所动摇——的确，她们只会对此心生厌恶。一个想尝试此道的年轻男子，很快便会自讨没趣。

但是，倘若作为独立且负责的公民而生活的年轻人，在性事上拥有与其他任何公民同等的权利，那么，那些仍作为依赖者生活的年轻人，是否也应有权掌控自己的性生活呢？他们的监护人，对此事是否有发言权？倘若他们意见相左，法律是否应介入？倘若介入，又该如何？

我发现自己在此陷入了数重紧张或内心的冲突。我不希望国家对人们——包括年轻人——的私生活，拥有比现在更多的权力。同理，我也不希望任何人，无论老少，对其性生活的掌控力，比现在更少。简言之，我不希望法律去规定，年轻人不应有权去做如今许多年轻人实际上正在做的事。但是，要弄清国家如今拥有何种权力，并因此，年轻人如今拥有何种权利，并非易事。

我们许多关于性行为的法律，已是一纸空文；它们并未被执行，如今也鲜有人打算或期望它们被执行。它们之所以仍留在法典上，是因为对立法者而言，无视它们，远比试图将其废除，在政治上更安全，因为废除会招致某些人指责他们鼓吹性放纵。许多人曾写道，倘若如今法典上所有关于性的法律，都被严格且公正地执行，多数人口都将锒铛入狱。幸运的是，国家并不试图去阻止法律所禁止之事，而它试图去阻止的许多事，它也无力阻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越来越早的年纪，不顾困难、危险与法律本身，确实在彼此发生着性关系。这于我而言，甚好。当国家试图去做它本不应做之事时，它做得越无效，便越好。但另一方面，我不喜欢一纸空文的法律，即那些国家无意执行、却又不敢废除的法律。它们会招致选择性执法。存在着太大的危险，它们有朝一日会被用来骚扰，乃至监禁，任何国家恰巧不喜欢的人。法律应是明确的，且应言出必行；但在性领域，任何当下的此等尝试，都只会导致国家在它本应毫无权力的事务上，拥有更多而非更少的权力。

另一重紧张在于此。一方面，在我看来，与另一个人发生性关系，应是一种负责任而非随意的行为，因为它几乎注定会产生情感上的后果，即便身体上的后果可以被控制或预防。由此便可推论出，性自由，理应只属于那些已选择在其他方面负责任、成为独立公民的人。但这意味着，它将被禁止于所有作为依赖者生活的年轻人。而由谁来负责阻止，他们又该如何去做呢？这只会导致成年人继续窥探、刺探、说教与威胁，其效果不会比现在更好，却会，如现在一样，毒害长幼之间的关系。这补救之法，似乎比病症本身更糟。更糟的是，它将延续我们今日所见的恶：即许多年轻女孩，因与年轻男子发生或看似发生性关系，而被投入监狱多年。这是我们应不惜一切代价去防止的。国家通过监禁来剥夺某人的自由，是一种极为严重的行为，其本身便近乎犯罪。唯有最重大的缘由——即囚犯对他人造成了真实的伤害——方能为其辩护。但将性行为，那种相互给予和接受愉悦的行为，作为将某人投入监狱的借口，似乎既是错误的，也是不道德的。

还有一重紧张。一方面，似乎唯有当一个年轻人选择继续做一个孩子，依赖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时，他的性生活——至少在他们家中——才理应由他们做主，这才是公正的。倘若他们赞同，或至少不介意，他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便不成问题。但倘若他们不喜欢或不赞同，便没有理由必须允许它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次要监护人当然可以说：「你的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但这屋里发生的事，是我们的事，我们不希望它在此发生，你若不愿遵守，便须离开。」他们甚至或许会说：「当你受我们监护时，我们不希望你在任何地方做此事，我们不赞同，而且那会让我们在人前名声不好。」倘若父母或监护人，在他人及自己眼中，都须为其子女的行为负责，那么在重要事务上，他们理应有几分权利，去告知子女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当然，这不包括那些由国家特别保障的儿童权利，如投票权或工作权。倘若孩子们不愿遵守其父母的规则，又无法说服他们改变，他们始终有别的选择：去寻找别的监护人，或去过一种独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