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SA 助长教育内卷

优良的思想与教育的未来

Fareed Zakaria 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记者。我喜欢他的 GPS 节目。如果我错过这档节目，那一定是因为夏令时，这个每年两次打乱地球数字生活的制度（幸运的是，欧盟马上就要废弃夏令时了，早该这么干了）。

2018 年 9 月 2 日，Zakaria 邀请 Andreas Schleicher 作为节目嘉宾，他是教育界的一位顶尖专家。Zakaria 对他的介绍非常有趣（转录）：

Andreas Schleicher 已经在教育领域里耕耘了几十年。他在 OECD 工作，并且是 PISA 测试的主设计师。这一测试会比较全世界学校的教学效果。他写过一本书来描述，书名是《超越 PISA：如何建构 21 世纪学校体系》。

有了这些资历在手，你可能会认为你将听到现代学校的突破性解决方案。然而，恰恰相反，我们得到的是引发教育灾难的公式！

这种灾难建立在以集中控制为基础的全局优化的错误思想上。与比尔·盖茨^[1]最初支持的观点相同。

以下是推定的算法：

1. 运行一套教育系统
   
2. 测量系统产出
   
3. 比较这些系统
   
4. 复制解决方案，让较差的系统从较好的系统中学习
   
5. 回到第一步
   

这种优化算法已经使用了近两个世纪，尽管优化标准有所改进（包括 PISA 测试），但它逐渐引发越来越糟的社会后果。这和尝试靠用户满意度评分来设计一辆完美汽车并没有什么差别。完美的设计只适用于一个地方——朝鲜——这个完美的国家^[2]。那么，有没有一款能让所有人满意的完美电脑软件呢？

PISA 测试只能衡量我们对教育期望的一小部分。它无法反映未来的心理健康或成年人的生产力。尽管学校教育和测试有所改进，但这并未带来更幸福、更有凝聚力的人群。因为教育是无法全局优化的。质量检测是不充分的。我们无法有效地衡量结果，也无法为所有个体提供统一的公式！这种激励了繁重的学习，却惩罚了独立、热情^[3]、创造力^[4]和解决问题^[5]的能力。包括 Schleicher 在内的专家会告诉你，测试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他们的首要目标，然而，他们一直忽视了房间里的大象：强制^[6]无法带来更好的学习，更不用说更好的创造力或解决问题的能力了。如今，通往高 PISA 分数的最快捷径是直接教学^[7]，而直接教学意味着强制。

知识是问题解决的基石

我们需要记住，知识是问题解决的基石，因此它总是特定于领域的。因此，它也是特定于文化的。印度是一个科技强国。印度在 PISA 测试中的糟糕表现导致了抵制活动，原因是文化脱节使印度学生处于劣势。即使是从「鳄梨」换成「芒果」这样的词汇变化也会影响结果。

在害虫防治领域的优秀问题解决者在建筑领域可能一筹莫展。在如此相距甚远的领域之间，知识和技能的迁移通常非常小。自由学习^[8]有助于发展丰富的可迁移问题解决工具集。像渐进阅读^[9]这样的技术工具是很好的标志，因为它们是通用的，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

不论如何，PISA 需要将其测试建立在领域特定的知识基础上，否则它只会成为另一个 IQ 测试。这种对知识的依赖总是有利于那些涉猎广泛的人。过度扩展涉猎范围会破坏创造力^[4]和解决问题^[5]的能力。教育应该旨在平衡这两者。更多信息请参阅：知识之于创造性解决问题^[10]。

这有点像锻炼和学习之间的平衡。适度慢跑对大脑有益，可以提高学习能力。高强度训练慢跑会挤占学习时间。过度提高学习会轻易地从慢跑中窃取宝贵时间。为了衡量和优化教育，我们总是需要将人类的 opus vitae（生命之作）纳入公式。这会引入长达几十年的滞后。PISA 可以提供丰富的建议，但它不能成为优化标准。

悖论在于，你传授不了「解决问题」。你只能解放孩子，让他们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教学都是领域特定的，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测试都是领域特定的，而且两者都会倾向于奴役而非解放。我们应该让孩子们解决问题，而不是学校教育。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他们颁奖：儿童 XPrize 奖、儿童诺贝尔奖、儿童奖学金等。然后我们就可以静待花开。

个人轶事。为什么使用轶事？

我可以轻松解决 SuperMemo 领域的问题（因此我有了 SuperMemo Guru 的昵称）。我可能在睡眠、记忆或创造力方面一骑绝尘。然而，我在虫害防治、建筑学、火箭科学或脑外科等领域无能为力。我甚至不会开车。如果我在 PISA 测试中取得了好成绩，那不是因为我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只是因为我的领域——SuperMemo^[11]——需要大量学习以测试学习工具。许多领域都需要出色的问题解决者，衡量问题解决能力的最好标准是其成果：解决的问题。

Paul Allen 赞助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研究，该系统能够通过八年级的科学考试。这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警告。如果机器可以做到，那么它就无法构成问题解决的核心部分。这个核心部分在未来的 15 到 30 年内仍然只能由人类完成。Ray Kurzweil 向我承诺，我会活到看到这一切的那一天。我相信他的预言。

图：创造性地解决问题需要（1）具有高稳定性^[12]的大量专业知识，以及（2）具有高可提取性^[13]的大量新知识。庞大的稳定知识使解决算法问题变得容易。在快速思维^[14]的帮助下，这些问题可以在低能量消耗下解决。需要 「跳出框架思考 」的问题则依赖于创造力^[4]，即对遥远想法的联想。创造力和学习内驱力^[15]由 「令人饥饿的知识 」提供动力，即新知识可以通过遗忘^[16]轻易地被塑造和泛化^[17]。这种可塑性为新的学习和创造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模式匹配。

从 PISA 得出的结论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教师^[18]来说，PISA 给出了一个即时的结论：「学校教育有效！」。对于懂得大脑的人来说，也很明显：「PISA 测量的东西错了！」。在我看来^[19]，PISA 明确地表示：「学校教育无效！」。

在所有相关因素中，我的偏见之眼总会寻找那些指示创造力和创新问题解决能力的因素。我知道自由和反叛对创新有益，所以学校教育在这方面的影响也很重要。

谁能在 PISA 中脱颖而出？那些死记硬背、泡在学校、服从纪律、墨守课程^[20]、听从老师、接受额外的必修科学课程，跟随直接教学、从幼儿园开始接受指示的学生。

就像 Follow Through 项目一样，PISA 可能在优化弱势群体方面有所帮助，有助于磨练基本技能，但它无助于提升更高级的认知功能、批判性思考或问题解决能力。

PISA 有点像在研究（1）「阅读一本书」和（2）「知道其内容」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而易见：读者知道他们读的书的内容（只要记忆持续存在）。成功的窍门是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书。那我们怎么衡量选书技能？

在 PISA 中，哪些参数会导致成绩较差？松散的纪律（对我来说这包括自由）、旷课（渴望自由）、迟到（为了获得良好的睡眠）、探究式教育、留级等等。上学迟到是我的标志。我永远不会让学校干扰我的睡眠！说点好的方面，至少我同意 PISA 的一个相关结果：家庭作业^[21]在大多数时候有害无益。

PISA 所倾向的偏好似乎与我 15 岁时对学校的态度完全背离。我可能会为波兰的糟糕成绩作出贡献。这种优化可能会将像我这样的「害虫」清除出去。

那些自行设计实验的学生在 PISA 得分中表现较差。那些尽职尽责听教师讲解的学生表现很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独立的手艺人将在未来的二十至四十年里改变世界。

PISA 阅读测试

PISA 阅读测试算是个例外。阅读对谁都有好处，而设计个合格的阅读测试也并非难事。然而，除了对阅读能力较差的人有所帮助，这样的测试并非优化的好工具。再次强调，自由学习^[8]才是终极解决方案。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孩子们创造学习阅读的条件。一旦达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的只是对阅读的热情。他们阅读得越多，水平就越高。他们的知识会不断增长，阅读技巧也会随之提升。相反，学校更容易带来负面影响。没有什么比强制阅读清单更能打消阅读兴趣了。这正是如今我不再读小说的原因。高中时代，我对阅读的热情就被扼杀了。

我以前做阅读测试，总能得高分。然而，我知道阅读也是领域特定的。比如我，对神经科学或人工智能的文本兴趣浓厚。然而，我对小说却不太上手。学校的强制阅读名单让我患上了小说阅读恐惧症。在写这本书^[22]时，我做了一些调查，居然在一本儿童书的第一页就找到了三个我不认识的词，吓了我一跳！我读了几十年书，高级英语也都记下来了，这可真让我大跌眼镜。难怪我重新开始读小说可能会很困难。如果这本书被用作测试的依据，我可能会栽个跟头。但这难道说明我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也不行了吗？

如果你非常想知道，虽然有些羞愧，但我承认我不认识的单词有：zeotrope, doubloon 和 cutlass。一个阅读广泛的孩子可能会做得更好。

（国家）共同核心标准的谬误

Zakaria 喜欢共同核心和国家标准的概念。然而，他没有提到强制课程^[20]会导致强迫学习^[6]，这将彻底摧毁问题解决能力^[5]。Schleicher 用表示需要一个「清晰的愿景」来回应，并建议「不同的路径」可能会达到相同的目标。这意味着共同核心可以是一种非强制的灵感来源。

新加坡被引为高质量国家标准的良好示例。最近的 PISA 测试，新加坡名列前茅，成了新闻头条。我做了一些 PISA 测试，觉得还挺有道理。它考察了我们应该在孩子身上培养的多种技能和知识。然而，它们并不能衡量一切。PISA 的高分并不能证明一个学校系统或一个国家就是最优秀的。

新加坡非常出色，其学生也很优秀。然而，新加坡在创新和问题解决能力上稍显不足。其劳动者的创新性不高。

新加坡有一整套私人补习的产业链。家长们花大价钱让孩子去死记硬背^[23]和补习。我喜欢一对一辅导的想法，但得适可而止。如果孩子的时间表被预先编排的补习课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他们的创造力^[4]和学习内驱力^[15]就会受损，整个人也会变得墨守成规。新加坡应该向芬兰看齐，不要太过注重时间管理。让孩子按部就班，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对他们的身体和大脑都不是好事。

这种教育的副作用是，近视已经在新加坡成了一种流行病。在以 PISA 为导向的优化中，我们会使这种流行病愈演愈烈。PISA 没有考虑到户外活动的时间。视力差对成绩没什么影响。同样，不良的坐姿在测试中也体现不出来。由于死记硬背^[23]引发的健康问题，通常在三十岁甚至更晚的时候才显现出来。

因此，尽管在 PISA 考试中取得了高分，也无法解决新加坡的诺贝尔奖荒问题。如果新加坡能获得诺贝尔奖，那可能是来自美国实验室的成果。

新加坡教育学院的 Ramasamy Sinnakaruppan 在《为什么新加坡的教育体系需要全面改革》一文中写道：

新加坡和东亚诸国的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和国际数学科学研究趋势（TIMSS）的排名中年复一年地名列前茅，然而这些国家的公司几乎从未进入《福布斯》每年世界最具创新力公司前 25 强。有意思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后者这个创新排名里频频出现，却在学生成绩的排名中难觅踪影。

在与 Fareed Zakaria 的采访中，Schleicher 对他的祖国德国的赞扬让我感到惊讶：

你知道吗，今天的学校教育就是未来经济的晴雨表。我觉得，多数国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的祖国德国，曾经在 2000 年时与美国处在同一水平。但现如今，我们已站在了高峰，成了佼佼者。

如果让我对未来进行预测，我会认为美国更有可能在争取更好经济体系的竞赛中胜出，而不是德国。这两个国家都将从移民中获得很大的利益，并将努力适应这种优势。然而，创新建立在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禁止在家上学是对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倒退。这一点糟糕到我将德国标记为弃儿 ^[24]（向我所有超级聪明和超级友好的德国朋友道歉）。另一方面，美国的在家上学和非学校教育正在爆炸式增长。其中一部分是由宗教信仰驱动的，但趋势清晰，对学习自由的影响无疑会给美国带来优势。这不会在 PISA 的雷达上显示出来。从设计上看，PISA 的执行依赖于学校的参与。

如果美国在教育领域表现不佳，那是因为其学校状态堪忧。实际上，自由学习^[8]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 Schleicher 的 TED 演讲中，他用一幅精美的图表展示了韩国教育的快速进步，以及高中毕业人数的激增。看似一帆风顺的上升曲线到后来却可能成了累赘（参见：韩国教育破产）。当我们的识字率爬升到 80-90% 后，就应该开始重视在家上学^[25]或者非学校教育的增长。那时候，我们更应关注哪些因素能激发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Schleicher 对这个观点深表赞同，并认为 PISA 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标准。当然，PISA 比单纯看上课出勤或者毕业人数要靠谱得多。但问题依旧存在。我们期望 15 岁的孩子在 PISA 上表现得不错（即，还行），而不是非要考个高分不可。盲目追求高分只会让他们的全面发展受到抑制。

背诵《古兰经》或《圣经》的经文在 PISA 考试中会被扣分，但同样地，从基础课程^[20]中抽离出来的自由问题解决能力也会被扣分。

自愿参与强制测试

PISA 的范围之广，使其极为有趣。2015 年有五十万学生参与了考试，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有些孩子并未认真对待这个考试，这削弱了其可信度，但似乎仍然值得信任。

全球范围内，PISA 测试的花费大约是 2.5 亿美元（这是我自己的估计）。仅在美国，PISA 的成本就是 2500 万美元，也就是教育 30 个孩子的费用。

有 50 万人不得不在生命中拿出一天时间参与这个项目。在所有符合道德规范的研究中，所有的受试者首先都应该签署一个同意书。如果学生被迫接受测试，这会使结果产生偏差。然而，签署同意书同样也会引入另一种偏差。那些叛逆的学生肯定不会签字。这会立即以一种难以预测的方式过滤出最好和最差的学生。PISA 是自愿的，但决策是在学校层面做出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是自愿的：

每个国家/教育体系都负责招募样本学校。它们从初始样本开始，只有当首选学校拒绝参加时才使用备选学校。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断增长的在家自学者和非学校教育者永远不会出现在 PISA 的排名表上。美国将始终很难与禁止在家上学的德国竞争！在德国，所有的天才被强制要求上学。

虽然参与是自愿的，但每个被选中的学校和学生的参与对于确保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非常重要。每个被选中的学校和学生都代表了许多其他人；因此，结果的有效性依赖于高参与率。此外，为了让学校能够收到 PISA 的学校级报告，学校内抽样学生的最低参与率必须达到 85%。

低参与度容易造成样本失真，因为代表性不足。而高参与度则可能改变参与者的心态，从而使结果产生偏差。

若是学校让我去参加测验，除非有人能激起我对这事的好奇心，或用处罚来威胁我，不然我很可能会成为首批退出的人。难怪有些学生对这种测试简直就是不屑一顾。

与学校抽样不同，PISA 不允许替换抽样学生。学校会通知选中参加的学生。学生的参与率必须至少达到 80%，该国的教育系统数据才能加入 OECD 报告。

Pisa 只有一项研究价值深得我心 。正如 Schleicher 所说：

PISA 并不属于高风险考试；学生们知道这场考试并非关乎他们个人，而是要描绘一个更大范围的图景。

PISA 考试对个体的低风险性是测试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学校的考试，大学入学考试，还是证书考试，大多数都是考查死记硬背^[23]和短期记忆能力。这种做法其实并没能真正检验出学生的实际能力，反而更像是检验考前突击的水平。这种做法跟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长期且连贯^[26]的知识。

除了巧妙的设计，一个好的测试还应该具有低风险性，并在不可预期的时间进行。它应该衡量知识和技能的实际状况。要是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对答题不上心，那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学生们对于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举例说明 PISA 优化的危险

以 PISA 为优化目标是危险的，通过例子可以很容易地说明这一点。我将以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为例。

在改变世界的名人里，史蒂夫·乔布斯是个值得一提的案例。如果让 15 岁的他参加 PISA 考试，成绩肯定不咋地。假如一个国家有更多的乔布斯，那这个国家在 PISA 的全球排名就要掉队了。对于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来说，加强学科如生物学的学习纪律可能会提高他的表现。PISA 试题中有一部分涉及到生物学的基础知识，但多数「正常」的青少年，包括那些有创造才华的，都对此一窍不通。加强生物学学习的纪律可能会削弱乔布斯未来的创造力。我知道乔布斯在生物学上的知识极其有限，因为他自己都承认，在患上胰腺癌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胰腺这个词。

个人轶事。为什么使用轶事？
如果 PISA 被用来加强对沃兹尼亚克（我自己）^[19]的管束，我的人生可能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一直嫉妒乔布斯在审美和艺术上的高超品味。他做的产品美得让人垂涎三尺。这一直是 SuperMemo 的软肋。14 岁那年，我在化学方面表现出色，同时也是个崭露头角的画家。但到了高中，我的日程被塞得满满当当，几个月内我对画画的兴趣就荡然无存了。我对化学和生物学的热情却得以保持。如果 15 岁时我参加了 PISA 考试，除了科学的一些狭窄领域，我会表现得相当糟糕。

特定领域的专长会影响我的分数。比如估计建筑物的大小，我还记得，在小时候，有一天我终于能够跳起来挨到天花板了，那一刻，我高兴坏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一层楼有多高。这将帮助我解决 PISA 测试中的一个问题。假如我对此不屑一顾呢？那次跳跃正值我的发育期，这一点对于我假设的 PISA 考试来说有点晚。

为了提高 PISA 分数而加大学校教育的强度，可能会进一步扼杀我的兴趣。我的自主学习时间可能会减少。热情可能会全然消失。知识周转将会像大多数青少年的情况一样糟糕。有了快速的知识周转，我可能就永远不会关心长期记忆。结果，很可能就没有 SuperMemo 这个产品了。虽然可能有点牵强，但是「数百万人可能会因此受影响^[27]」（假如情况变得更糟）这一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

解决实际问题

PISA 虽然是个挺有意思的研究工具，但我们应该更多地投入精力让孩子们去解决一些真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征集）论文题目：「如何打造更强大的大脑？」。现在就有很多青少年能提供值得信赖的灵感。许多人会因此萌生出「充分发挥人脑潜能」，或者「借助机器超越人脑」的想法。说不定，就有一个小家伙能因此改变世界。至于那些只为了学校里的考试而死记硬背的孩子，恐怕会失去实现这种突破所需的工具。

我们无法轻易地测试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无法简单地对比论文、观点或解决方案。不过，其实有个简单明了的出路，不需要精确量化，还能自我优化。这个出路就是自由学习^[8]。

如果我们解放了孩子，创新就会发生！正式指导剥夺了他们的青春与热情。

Schleicher、Waldorf 与自由学习

Schleicher 曾在 Waldorf 学校有过一些浸润。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 Waldorf 教育深受自由学习^[8]理念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理念，只是它也继承了一些传统学校教育的不足，以及一些人为划定的发展阶段。因此，Schleicher 应该对非学校教育^[25]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在自由学习中，孩子们起初可能会落后，但随后他们会迎头赶上，甚至一骑绝尘。起起初的磕磕绊绊，并不能预测最终会有多大的成就。对于 PISA 来说，如果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衡量标准，那么它应该能够显示出 Waldorf 教育的影响，因为这个测试是在孩子们足够成熟（15 岁）的时候进行的。假如我们能让一个国家里3%的学校都接纳 Waldorf 教育理念，PISA 能显示出这个变化吗？如果我们引入 1% 的民主学校，结果又会如何？遗憾的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民主化恐怕会让 PISA 的分数下滑。然而，真正教育的未来是民主与自由，这一点，PISA 是测不出来的。

尽管自由对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有着极大的正面影响，但它可能会不利于特定领域的测试成绩。

在《我学到的五件事》一文中，Schleicher 说：「最容易教授和测试的技能，也是最容易数字化、自动化和外包的技能。」我完全赞同。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使用基准来优化学校。Schleicher 清楚地知道 PISA 的局限性。就像共同核心一样，PISA 可以用于研究和启发，但不能用于优化。更重要的是，它不应被用于病态的民族主义竞争中。

PISA 测试是极好的研究工具，但它不应该作为优化工具。

PISA 中的社会背景与才能

Schleicher 深知「更好的学位并不等于更好的生活」。他更愿意使用 PISA，而不是学位，作为优化度量。PISA 是个很好的工具，但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个。观察孩子的成长也是另一个有效方式。至于自由探索^[8]，它更是无可挑剔，因为有无质量控制，它都能创造奇迹。孩子们一旦得到自由，我们应该更注重如何量化好的学习环境：比如说知识获取渠道、身体健康状况，还有社交环境等等。

有趣的是，Schleicher 注意到：

在表现最好的教育系统中，社会背景或情境对结果的影响并不大

社会环境和背景对孩子们的负面影响，看似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消除。但如果更多的孩子能够自由地探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不同的局面。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明白哪些措施能帮助那些表现相对较差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也许能研究一下，在某个社区投资修建一个好的足球场，十年后会对成绩产生什么影响。足球场显然会有正面效应，但我们也许还能量化其他竞技活动的影响。或许，篮球场更有助于培养团队合作和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反之亦然？

社会背景对 PISA 成绩影响较小，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并非所有孩子都有条件进行自由学习^[8]。因此我们总能放心地认为，那些相对不那么幸运的孩子还能依靠学校教育，不会掉队。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对于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孩子来说，为了达到 PISA 的高分，所承受的压力和义务也许会让他们受限。

Schleicher 的看法很对，关注表现较差的学生是有益的。然而，这也反映出 PISA 的局限性。它并不能很好地衡量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的进步。

探究美国学生群体的分层状况是个不错的试验场。Schleicher 这样说：

美国教育系统对某些学生的培养做得非常好。但同时也有大量学生掉队。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和学校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这也是教育结果中最大的不平等。

用学校教育来解决社会环境的各种问题，存在多重标准需要考虑。标准化测试^[28]根本无法全面反映学生在获取知识、身体健康、社交环境、家庭关系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

这就好像我们试图优化婴儿庇护所。我们会很快发现，如果孩子们来自虐待家庭，他们的情况会最糟糕。然而，优化婴儿庇护所必须始终包括把孩子们送回家的选项。通过 PISA 优化学校，就好像我们一直在优化婴儿庇护所，而没有关注家庭的健康。

我们老是在优化学校，而不去集中精力优化孩子们利用自由学习^[8]的条件。

工作与学习之间的脱节

就目标而言，我基本上同意 Schleicher 的观点。他的努力帮助一些国家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大步。然而，现在位于 PISA 排名顶端的国家需要将焦点重新集中到自由学习上（引述内容已做删减，突出重点）（来源）：

那些权利被剥夺的年轻人走上了加入伊斯兰国的不归路。令人震惊的是，这其中不乏在传统教育体系里表现出色的人。这恰恰说明，仅仅给他们更多同样的教育是杯水车薪。天真地以为学校能与社会现实割席独立，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这直接导致了工作世界与学习世界之间的日益断裂，也加深了社会问题与教育问题之间的鸿沟。有些年轻人，尽管接受了我们认为标准合格的教育，却始终与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对多元主义和开放视野毫无认同感。这不仅是社会稳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关乎整个经济体系。现今的创新来自于串联不同领域，打破界限思考。

我之前在别处解释过，要弥合工作与学习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关键在于通过学习内驱力^[15]进行优化。参见：全局学习优化^[29]。学校教育并非解决之道，它适应的速度太慢。相对而言，大脑是最具适应性的装置，能确保孩子们成长为有生产力、快乐且适应良好的成年人，就像民主学校^[25]的毕业生那样。

关于 PISA 和直接教学法

很有趣的是，Schleicher 的努力本该饱受赞誉，却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他被我^[19]点名批评：在 PISA 的体系下，自由学习^[8]根本没办法跟传统学校教育有效竞争。不仅如此，崇尚直接教学法的一帮人（通常就是指「老师」）也在对他开炮。他们嘲笑 PISA 是为了考核创造力和问题解决的说法。倒不是因为这两样东西难以衡量，而是因为他们觉得直接教育法是保证孩子考试得高分的必备之策，这些测试总是依赖于特定领域。这群人力挺知识的重要性，觉得想从知识里剥离出解决问题的技能，简直是画饼充饥、南辕北辙。

面对如此两难的批评，答案实际上源于对人类解题能力的计算性理解，尤其是心智计算^[30]这一概念。一有了一个好的模型，人们很容易就能明白，不仅知识至关重要，其连贯性^[26]和适用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人不能没有心脏和大脑。解决问题也需要知识、创造力和一套问题解决规则。争论心与脑哪个更重要，是毫无成效的。直接教学法会扼杀问题解决能力。标准化测试^[31]在评价问题解决能力方面并不出色。自由学习^[8]则是一个经过验证的完美解决方案：它培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其成果无需测量或验证。学习内驱力^[15]是一个优秀的优化器，对于某个智者的失败，不比市场上某个企业的失败更值得哀悼。受害者是不可避免的，而自由学习自然而然地减少了人力损失。

将自由学习^[8]喻为自由企业的运营，能更加形象地说明问题：

基于学习内驱力^[15]的自由学习^[8]，无需优化，也无需验证。它是一个自我调节的体系。

自上而下的「大脑经济学」是行得通的！

我对自上而下的经济学颇有微词。我认为，富人应该与穷人分享以实现全局利益。然而，在教育上，自上而下的方式可能真的有效。天才的头脑普遍改变了现实世界。如果没有产生移动电话的技术，印度可能仍然处于边缘状态。相反，我们得到了十亿人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像爱因斯坦、维纳、冯·诺依曼这样的人可能对这种转变有所贡献。

比尔·盖茨^[1]和 Schleicher 都认同：通过测试进行验证是最大化结果的一种好方法。他们都相信工业化的方法（参见：比尔·盖茨对教育的看法错了）。由于 Schleicher 似乎清楚所有的难题，他对 PISA 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堂吉诃德式的。他相信他的心血之作会改变世界。它将继续被滥用。但我知道 Schleicher 的努力不会被浪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放弃我们可以开发出一个终极基准测试的想法，或者认为没有一个好的基准，进步将会很困难。

伟大的大脑改变世界，而伟大的大脑不需要基准。

教育工作者呼吁改革 PISA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对 PISA 感到担忧的人。一长串教育工作者在给 Schleicher 博士的公开信中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新的 PISA 制度，不停地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考试，实际上是在损害我们的孩子，也把教室变得单调乏味。原因在于，这一制度无疑推动了更多、更长时间的选择题测试，更多由「供应商」编写的模板化课程，而教师的自主性也会因此受限。这样一来，PISA 进一步提高了学校本来就高的压力水平，从而威胁到学生和教师的身心健康。

PISA 过于强调教育中容易量化的狭窄范畴，结果就是让人们忽视了那些难以量化或完全不能量化的教育目标，比如身体、道德、社会公德心以及艺术发展等，这就大大缩小了我们对于教育应有内涵的集体认知。

最关键的一点是，尽管学界承认这个项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也警告说这对学习的乐趣^[32]是个威胁：

我们承认， OECD 的 PISA 团队的初衷当然是好的，想要改进教育。但我们始终不解，为何贵组织成了全球教育手段和目标的仲裁者？OECD 过于痴迷于标准化测试，这样下去，学习就会变得像做苦力一样单调乏味，连学习的乐趣^[32]都会被扼杀。

结论

总的来说，我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 Schleicher 和 Zakaria 的观点。

我只要求强调两点：

• 共同核心应该是一种启发，而不是一条铁路系统
  
• 标准化测试^[31]应该是一种启发，而不是最终的裁决
  

从学校教育^[33]的僵硬教条中解放出来后，我们将让学习再次有趣^[32]。

PISA 不会消失。PISA 的滥用将会继续。PISA 的冲击将会打击许多教育部长。教育竞赛将会继续。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这个体系，运用自由学习^[8]（例如，通过在家上学^[25]）。

防止教育末日的最好方式是「双零方案」：使教育变得自愿！

参见：教育大改革^[34]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Jarrett Ye，校对 jianglutan
原文：PISA fuels the education arms race - supermemo.guru
这段文字选自《我永远不会送我的孩子上学^[22]》，作者是彼得·沃兹尼亚克^[1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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