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学校悖论

芬兰学校模式

多年来，我一直称赞芬兰的学校系统是世界上顶尖的教育体系之一。然而如今，我怀疑它可能是一匹披着羊皮的狼。这种观点的转变源于我与一位年轻芬兰学生的深入邮件交流。这些对话让我意识到芬兰教育系统中潜藏的诸多隐患。我在这个网站上发出了警告后，我收到了更多来自芬兰的反馈，这些都不断为我的假设提供新的证据。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

芬兰的学校系统表面上看起来很出色。它能够悄无声息地培养出一群顺从的公民。这个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缓慢而不知不觉，但永远不会把青蛙煮死。

芬兰教育的优良品质

我对芬兰学校系统的恭维和溢美之词不胜枚举。以下是一些最值得称道的方面：

• 高自由度
  
• 试图保持合理的早课时间
  
• 试图保持合理的入学年龄
  
• 试图推动课程^[1]的现代化和精简（例如不再强制教授草书）
  
• 高度重视项目式学习（PBL）^[2]
  
• 极其注重个性化
  
• 最大限度减少标准化考试
  
• 减轻家庭作业负担
  
• 缓解学业成绩压力
  
• 摒弃按能力分组的做法
  
• 摒弃传统评分制度
  
• 尊重玩耍和创造力
  
• 培养高度专业、备受尊重且富有竞争力的教师队伍
  
• 提供免费教育
  
• 推行「家庭日托」理念
  
• 获得国家的有力保护和充足的财政支持
  

限制自由

任何像工业流水线的教育系统都必然存在导致其失效的致命缺陷。尽管芬兰的教育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之一，但它仍然远未达到真正自由学习^[3]的理想境界。这里有一些原因：

• 它仍然是强制性的，而任何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系统都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学习^[3]（见：强制学校教育必须结束^[4]）
  
  
• 理论上或纸面上看似可行的方案，在现实中往往难以落实。许多芬兰教育工作者坚持认为学习应该是有趣的。然而，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见：学习的乐趣^[5]）
  
  
• 尽管标准化考试备受批评，但学生仍然面临着决定未来的考试压力，这使得死记硬背^[6]不可避免。
  
  
• 芬兰人引以为傲的上午 9 点开学时间，对许多青少年来说可能仍嫌太早（见：DSPS）。由于芬兰位于北纬 60-67 度之间，这种地理位置可能促使他们提出了一些崇高的教育理念。在如此靠北的地方保持健康的昼夜循环要难得多。我对此感同身受。此刻我正在一年中最长的一天早上 9 点写下这些文字，却仍感觉时间尚早。况且，我早已过了青春期。
  
  
• 如果课标^[1]设定的学习目标还存在，自由学习^[3]就无法实现。只有非学校教育或民主学校^[7]才能真正摆脱教育目标带来的压力。
  
  
• 虽然早期教育不是强制性的，但由于文化原因被广泛采用，这源于人们相信日托是有益的（甚至对 8 个月大的婴儿），也相信早期学业指导是有益的（例如早期阅读）。
  
  
• 评分制度仍然存在，像「富有洞察力」这样的评语仅仅是理论上用来激发创造力的工具。真正的创造力^[8]是自由的，除了个人的知识估值网络^[9]外，不应受到任何外部评判。
  

芬兰致力于改进教育的努力虽然是渐进的、与时俱进的，并以科学为基础，但这种做法在试图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用错误的标准来优化这个强制性的教育体系，我们最终可能会得到一个完美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教育工厂——一台追求绝对服从的完美机器，却以牺牲创造力^[8]和智力^[10]为代价。芬兰教育的完美主义追求可能恰恰成为其最大的敌人。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个由所谓完美的教育体系塑造的社会中，为何对自由学习^[3]、在家上学和非学校教育^[7]的潜力如此缺乏认知？

有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教育系统的发展正在偏离正确方向。2021 年，芬兰将把强制教育结束的年龄从 16 岁延长到 18 岁。这清晰地表明，成年人世界对青少年的智力能力缺乏信任。这意味着青少年失去自主权的童年时期将再延长两年，而灌输习得性无助^[11]的过程也将持续更长时间。

芬兰学校系统不相信年轻大脑的力量。

残酷的法律

在芬兰，正如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上学不仅是儿童的权利，更是一种法定义务。教育法规中专门有一章详细阐述了学生的责任，为学校对学生的各项要求（如课堂参与、完成作业等）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于逃学的学生，学校会采取留堂等惩戒措施。教师们会严密监控校园内外，防止学生无故缺勤。如果学生屡次逃学，其父母可能面临严厉处罚，甚至可能失去子女的监护权。

可以说，芬兰的教育体制就像是披着羊皮的恶狼。表面上的友善不过是一种假象。只要你乖乖遵守规则，这个系统就会对你和颜悦色。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一个专制的家长，他们会说：「只要你听话，我就会爱你！」

芬兰学生很少感到被幕后的大棒威胁，这令人咋舌。法律要求的义务，他们当作天经地义，刻苦学习多年，却不觉头脑被强权规训。

只要学生不追求自由，芬兰的制度就很友好。

我有一个芬兰朋友，他非常聪明，但有点太受驯化了（芬兰 style），他评论说（粗体强调是我自己加的）：

剥夺监护权无疑是极其罕见的情况。实际上，通常的做法是说服家长确保他们的孩子履行上学的义务。

这条评论本身揭示了一个现象：家长们已被深深灌输了一种观念，即教育是一种义务，而非权利。然而，如果不遵从就会招致非人道的惩罚，我们就不应该称颂这种遵从。在一个健康的体系中，遵从应源于信念，而信念则应来自自由思考，而非多年的学校教育。在家上学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检验标准。在这方面，芬兰与德国并无本质区别。两国都坚信传统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更有甚者，德国甚至援引纳粹时期的法律来打压在家上学者）。这使得他们都对科学之声充耳不闻，即学习的基本规律^[12]。这一法则表明，如果一个孩子选择阅读《哈利·波特》，那么她就拥有花一整天时间沉浸其中的基本人权。这不仅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也有益于大脑发展、知识积累，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美国战胜芬兰

若仅看 PISA^[13] 排名、学校质量、幸福指数，以及前文列举的芬兰教育体系的诸多优势，声称美国教育体系优于芬兰的观点可能会显得不合常理。然而，这恰恰是我要阐述的观点。尽管美国的学校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但其教育体系在法律框架内赋予了极大的自由度。最为关键的是，在美国，非学校教育和民主学校^[7]都是合法的，并且正在日益发展壮大。当芬兰专注于教育系统的内部完善时，美国则为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可能最终会带来更为卓越的成果。美国不仅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校选择权^[14]，而且在联邦制度下，每个州都可以探索自己独特的教育发展道路。就选择自由和演进潜力而言，美国更接近于实现我所设想的教育大改革^[15]。

如果芬兰的教育系统持续改进，其最佳实践有望在美国得到发展，并影响教育进化树的各个分支。然而，芬兰的教育系统相对封闭。在芬兰，普遍认为在家上学^[7]是宗教狂热者的专属领域。难怪该国仅有 400-600 名在家上学者（据 2017 年估计）。因此，芬兰卓越的教育系统反而可能阻碍人们对自由学习^[3]（在芬兰）的理解。

比喻来说，芬兰就像教育界永葆青春的阿诺德·施瓦辛格，而美国则像一群充满个性的人组成的原始部落。虽然阿诺德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肌肉，追求完美，但美国这个不断进化的「部落」却可能在长期演变过程中获得超越人类的品质。

美国可以充分汲取芬兰的教育经验。然而，芬兰可能受到其追求完美思维的局限。人们往往难以改变过去看似卓有成效的做法。这正是普鲁士教育模式^[16]最初存在的问题。如今，一个优秀的模式反而可能阻碍芬兰教育的进步。既然芬兰的教育体系在国际排名中表现卓越，芬兰社会又为何要冒险尝试非学校教育^[7]呢？为什么要用无法自上而下控制的方法来取代一个可预测的系统呢？更何况，芬兰的体系还塑造了一个组织有序、运转良好的社会，在幸福指数评比中位居前列。

基于我的假设，这种幸福感究竟是发自内心的，还是仅仅反映了芬兰人的完美主义倾向？

在任何优化或进化系统中，关键问题在于选择何种标准来引导进步。如果系统由专家或顺服校训的教师主导，可能会陷入局部最优的困境。而指导教育解决方案演进的最佳标准应该是学习内驱力^[17]。教育发展的方向应该由孩子的大脑来决定。

芬兰的教育体系可能就像一只进化得很好的恐龙，反而阻碍了人类的出现。

对学习的热爱

芬兰的教育体系常常标榜选择、个性化和自由等理念。然而实际上，这个系统是由成年人设计和优化的，孩子们只能在预设的、相对狭窄的发展轨道内做出有限选择。如果这个系统给人一种近乎完美的印象，再加上令人瞩目的 PISA^[13] 成绩，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孩子们的真实感受和实际收获。在编写《为什么孩子们讨厌学校？》^[18]这篇文章时，我以波兰为研究对象。然而，我并未发现有证据表明芬兰在这方面有显著优势。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芬兰继续追求所谓的教育体系完美，可能只会使规则变得更加严格，这反而可能会使孩子们更难以保持对学习的热爱和创造力，这是一个颇为矛盾的结果。

以下这封邮件描绘了一位芬兰学生的成长历程，展现了他如何从一名辍学生^[19]蜕变为渐进阅读方法的践行者。虽然这可能带有我个人的偏见，但我深信，当一个学生开始向渐进阅读^[20]的方向发展时，他已经踏上了自由学习^[3]的黄金大道。这条路径必将引导他不断进步，永无止境。正因如此，即便这些观点仅仅源于多年前模糊的记忆，我仍然认为它们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我本人从未辍学，学校生活也相对轻松。然而，在这位学生的经历中，我看到了许多与自己青少年时期相似的地方：

可能自打七年级，我就不喜欢学习。这个年龄段，人们更关心社交和认识新东西（摩托车、香烟、酒精、聚会、叛逆、电脑游戏等）。从那后，我上课就喜欢开小差，我不记得七、八年级我有系统地学过东西。

初三毕业后，我们面临的选择其实很有限：(1) 升入高中，(2) 进入职业学校，或者 (3) 如果父母同意的话，可以休学一年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这个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人生轨迹。对我而言，这个选择就是在高一时决定退学。我对学校的态度从来不是为了学习本身，而总是着眼于未来和职业发展。印象中，从初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同学是真正对学习知识感兴趣的。所有人都只关心如何获得好成绩或者至少及格分数。

从高中辍学一段时间后，我申请了职业学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避风港」，既可以避免被强制征兵（在一些国家，这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又能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独立生活（享受住房补贴和学生福利）。然而，这个「避风港」并不如想象中轻松，因为每门课都必须强制出勤。每天的学习时间从早上 8 点持续到下午 4 点。一年后，我只是勉强应付，做到最低限度的出勤。老实说，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如何拿到毕业证书的。

四年职业学校生涯结束后，我得到了什么？两份来自不同工作的证书，却对所学内容毫无印象。对我来说，这一切只是为了拿到文凭，以便能够申请失业救济金，并有资格报考大学（因为在我们国家，只有完成中等教育才能获得失业救济金）。

芬兰的众多教育工作者和教师都赞同我的观点：学习的乐趣^[5]对教育最终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然而，在强制性的环境中，几乎不可能培养出对学习的真挚热爱。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我不禁推测，芬兰的毒品使用情况可能正在恶化。经过核实，事实似乎确实如此（参见：欧盟报告显示芬兰非法药物使用在过去十年中增加）。即便在这个被誉为近乎完美的教育体系中，也并非尽善尽美。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情况恐怕会进一步恶化。

芬兰致力于实现学习的乐趣^[5]，但如果不能给予儿童充分的自由，这一目标仍然难以企及。

芬兰的征兵制度

芬兰人对征兵制的态度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虽然我将征兵制视为一种变相的奴役，但芬兰人对此却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波兰于 2009 年废除了征兵制，而芬兰在 2013 年尝试效仿时却收效甚微。芬兰国防军的确很受欢迎！如果我是一个人生目标尚不明确的青少年，可能也会被他们所吸引。你可以观看这个视频了解一下。然而，当我在 1986 年不得不与征兵制抗争时，它在我眼中却是一种非人性的恐怖。波兰共产党时期的军队更像这个视频中描述的那样。国家怎能打断可能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创造性过程呢？难道芬兰的教育体系会培养出一群不太在乎自身创造性贡献的孩子吗？一群随时准备服从命令的孩子？如果真是这样，这可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方案。这不正是墨索里尼所实现的吗？或者说是他的追随者希特勒？顺从的民众在民主和平时期是一剂良方，但一旦极权主义思想出现在地平线上，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不正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吗？当部落凝聚力凌驾于创造性追求之上时，民主本身可能会受到威胁。

征兵前

当我对一位芬兰学生不愿抵制征兵制表示惊讶时，我推测这可能涉及一种心理自我防御机制，即合理化。接受征兵制似乎比反抗它更容易。随后，我听到了这位堪称「模范公民」的学生如此回应：

我畏惧的并非战斗本身，而是反抗征兵制会打破的社会规范和期望。这些规范和期望来自我的父母、祖父母，以及更为抽象的先辈们（尽管他们如今只存在于故事和遗物中），还有整个社会，但最重要的是来自我自己内心。我深感这不是应该反抗的事情。征兵制是我们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我一生都预料到它的存在，与之决裂就如同背叛我对国家的基本忠诚（或至少是归属感）。我不认为这是为了「蒙骗」穿制服的人而进行的斗争，反而像是在试图获得对同胞不公平的优势，逃避芬兰公民身份赋予我的责任（正如它给予我权利一样）。

有趣的是，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受共产主义宣传影响而形成的态度（详见：我不再爱国了^[21]）。1986 年，当我与征兵制度抗争时，我为那些被「征召」的朋友们感到困扰。不仅如此，我一位顺服校驯的朋友也用类似的口吻讨论我在高中毕业时没有阅读任何波兰必读文学作品是否公平（参见：表扬的宗教^[22]）。

我们有责任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已经逝去的前几代人，已无法体会我们为表达感激而做出的牺牲。

服役期间

以下这条关于军队征兵的评论揭示了对服兵役的态度：

这是我人生中最轻松的时期。伙食很好，你不需要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团队相处得非常愉快。这就像一个夏令营，只不过持续了 362 天，你还可以驾驶战车、射击机枪、投掷手榴弹等等 :) 我甚至已经不记得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

这种评论只可能来自那些在学校教育中大部分学习内驱力^[17]被剥夺的人。被动地希望「不用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可能是强制学校教育^[23]最严重的负面影响之一。

我收到了一位芬兰学生的反驳，他这样写道：

考虑到 16-20 岁这个年龄段充满了影响我们未来人生的重要抉择，我完全能理解有人会想要暂时逃离这种「决策疲劳」的感受。

「决策疲劳」和「决定终身命运」这两个主题经常出现在我与 18-20 岁学生的交谈中。这些其实都是学校教育的产物。在这个年龄段，考试成绩往往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未来生活质量。事实上，16-20 岁的大脑与 3-6 岁、27-30 岁或 55-58 岁的大脑并无本质区别。人的大脑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在不断概念化^[24]和做出决策。16-20 岁这个特殊年龄段，只是受他人规划的人生路径的一个产物。在这种生活中，大脑被剥夺了作为关键决策者的角色，而生活的主导权被让渡给了政府。

理想情况下，确立人生目标和方向不应该受限于任何时间表或截止日期。

退役后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学生最终都失去了创造性的梦想。这封来自芬兰的邮件不仅证实了我的观点，还让我倍感欣慰，因为它展示了年轻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那是一种充满学习的生活（而且还使用了 SuperMemo 学习工具）：

我在芬兰军队服役了大约 5 个月零 10 天，最终在「结业」前 20 天选择了退出。我无法适应那里的文化氛围、行为准则和人际关系，因此陷入了严重的抑郁。这段经历是我至今为止最大的时间浪费。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一种奇怪的惯例展开，做着对任何人都毫无益处的事情。我不禁要问，究竟有多少人真的觉得在那里学到了有用的技能。我可以把整整 5 个月的经历概括为以下几点：我们进行行军训练，我们学习使用枪支，我们在森林中徒步，我们做清洁工作，我们听各种讲座。

最初，我对加入军队感到非常兴奋。我希望通过这段经历培养自律能力^[25]，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这里的人其实并不成熟，这个系统本身也没有任何成熟或明智之处。这成了我时间的最大浪费。数以百计、千计的人生活在这个极其奇怪的系统中，这种情况本质上让我联想到某种角色扮演游戏。我所能看到的最大价值可能就是体能锻炼了。我不禁要问，这些人中是否有人真的觉得自己能在战时做好准备。

在度过最初的几个月后，我终于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的浪费时间。想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还要继续重复这些毫无意义的例行公事，而这对我自己或他人都毫无益处，我开始发自内心地厌恶这种生活。我甚至不愿意入睡，只因为不想让第二天的早晨来得更快。在那段时间里，我真的对生活感到深深的厌恶。

在芬兰，大多数人都喜欢美化他们在军队的经历。他们会说这段时光让他们获得了各种经验，有好有坏。但这真的是一段富有成效的经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过幸运的是，我在退役后不久就发现了 SuperMemo :)

Linux vs. Windows

我不禁思考，如果芬兰的制度有所不同，历史会否改写。比尔·盖茨因渴望创办自己的公司而毅然退出哈佛。他的雄心壮志可谓无与伦比，甚至连哈佛大学也无法满足他的抱负。他不愿在无谓的理论探讨上浪费哪怕一分钟时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Linus Torvalds 却平静地接受了兵役。1989 年，他生命中的 11 个月被军队里枯燥的弹道计算所窃取。据我所知，Linus 从未对此表示不满。Linus 在 Linux 上的工作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彻底改变了操作系统领域。然而，假如他稍微更具进取心和野心，Linux 是否能走得更远？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始终在贪婪与谦逊之间寻求平衡，让软件和服务源自不同的世界和文化？多样性^[26]固然可贵，但我不确定它能否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我只能看到微软和 Linux 背后关键人物之间巨大而明显的差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被视为自由象征的反而是 Linus（参见：比尔·盖茨对教育的看法错了^[27]）。这是否体现了反抗^[28]的力量？

福利国家

关于一个仁爱的国家是否应该援助弱势群体，社会上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个问题常常将许多政治体系一分为二。反对福利政策的人认为，穷人的队伍中有太多的懒汉。而支持福利政策的人则更关注真正的困难。

对此，我认为我有一个解决方案。既然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拥有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大脑，那么我们就应该竭力避免任何形式的束缚来损害这些大脑。这样做可以消除懒惰的问题。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将高效的资本主义理想与利他的共产主义理念结合起来。我们可能会建立一个基于个人智力生产力的高效市场经济。系统的高效运作将为福利事业提供充足的空间。由于自由学习^[3]往往能激发人们对生产力的热情，因此不会存在真正的懒惰者。国家可以帮助那些因健康问题、意外事故等原因而陷入困境的人。最重要的是，如果有必要，国家应该投入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来帮助年轻人成长，培养他们的兴趣和激情。

我提出的和解构想难免带有乌托邦色彩，因为它建立在对大脑机制的深入理解之上，而这种理解在普通大众中实在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难以想象脱离学校体系也能有效学习，也很难相信没有外部激励就能激发工作热情。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可能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印记。我们可以从推广基本收入^[29]理念和倡导自由择校^[14]着手。即便是小规模的试点实施，也能让我们向那个理想中的高效福利国家模式迈进一步。

尽管芬兰致力于建设福利国家，但其教育理念可能会使其陷入永久的困境。教育和经济或许会逐步改善，但芬兰似乎始终无法突破关键门槛，停止培养缺乏主动性的人才。只要强制学校教育^[23]制度仍然存在，这个体系就会不断产生缺乏热情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大学表面上的自由将成为延续受限青春探索最具诱惑力的方式。到 30 岁时，福利国家可能会拥有一支顺从的雇员大军，但由于缺乏适当的奖励机制，这些人可能随时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芬兰已经半心半意尝试过的基本收入^[29]政策，也难以成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以下这封来自芬兰的简短邮件，似乎精辟地概括了我的担忧：

芬兰的社会福利制度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通过 KELA（芬兰社会保险机构）提供的失业补助和住房补贴，我已经能够享受超过一年的创意自由时间，专注于自由学习^[3]。据我了解，在芬兰，许多人仅凭这些福利就能维持生活，无需额外工作。对此，芬兰社会呈现出两极化的态度：约一半的人（主要是在职成年人）对这些福利持批评态度，而另一半人则欣然接受这些福利，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

有一位学生在信中提到，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学习瑞典语（尽管兴趣不大），目的是为了进入大学，从而获得 4-7 年的「自由」时光：

学生的自由主要来源于 KELA 提供的学生补助（月收入）和住房补贴（也是月收入）。虽然金额不多，但学生贷款利率极低，还款期也非常长。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的目标并非追随内心的热情，而仅仅是为了获得理想的工作。我们不应苛责年轻人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激情需要在自由的环境中长期培养才能萌芽和成长。尽管芬兰的教育系统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之一，但为了实现其崇高目标，它仍然包含了过多的强制性元素。

另一位学生也对这种教育选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社会惯例通过强迫年轻人做出一系列刻板且往往低效、甚至有害的选择，极大地浪费了他们的人生。相反，如果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很可能会找到一条更加光明的前程。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妥协，选择危害最小的路径（例如上大学）。

墨守成规的社会

George Zonnios 向我介绍了一个名为「意见走廊」的新概念，这一概念似乎源自于那些公民高度遵从社会规范的文化中（如北欧国家、德国等）。据说，这一术语是由政治分析家 Henrik Oscarsson 教授首次提出的。Alice Teodorescu 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现象：

我们生活在一个独立思考被视为勇敢之举的时代，尽管这没有被禁止。

不难看出学校教育、顺从性与观点多样性^[26]趋于单一化之间存在明显关联。这一问题源于主导强制学校教育^[23]优化的规范规则。规则越严苛，标准越僵化，个人表达自身意愿的自由就越受限。而这种自由恰恰是培养创造力^[8]的沃土，也是有效解决问题^[30]和发展智力^[10]的基础。芬兰正在逐步推进学习自由化的改革。然而，只要强制因素仍然存在，教育系统就始终面临着将学生思维「机器人化」的风险（参见：学校让人沾染上的 100+ 恶习^[31]）。

结论

芬兰在教育领域一直走在前沿。他们建立了一个令人称赞的教育体系，为学习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间。然而，开创教育未来的唯一途径是将芬兰模式作为众多选择中的一种。我们必须保障学生选择学校^[14]的权利。孩子们应该有自由去尝试非学校教育^[7]，并体验其中的益处。只有通过自由探索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我们才能迅速找到自由学习^[3]的最佳习惯。

更多信息请参见：教育改革^[15]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claude-3.5-sonnet，校对 jianglutan、Jarrett Ye
原文：Finnish school paradox - supermemo.guru
这段文字选自《学校教育的问题^[32]》 作者：彼得·沃兹尼亚克^[33]（20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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