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论「权利」一词的用法

这些时日，关于儿童「权利」的言论与文章铺天盖地。许多人使用这个词，是指我们都公认的一些对每个孩子都有益的美好事物，如「拥有一个好家庭的权利」，或「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但我所说的「权利」，是我们谈论成年人权利时所包含的那层含义。我主张法律授予并保障年轻人如今已授予成年人的那种自由，即做出特定选择、从事特定活动、并承担特定责任的自由。这进而意味着，倘若有人干涉年轻人行使这些权利，法律将对其采取行动。因此，当法律保障我的投票权时，它并非在说我必须投票，也并非凭空给了我一张选票。它只是在表明，倘若我选择投票，它将对任何试图阻挠我的人采取行动。在授予我权利时，法律并不规定我必须或应当做什么，它只是申明，它不允许他人阻止我去做这些事。

这种情况不适用于获得保障性收入的权利。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要求政府或国家必须采取某种行动。声称人们拥有获得最低保障收入的权利，意味着法律要求国家必须确保所有公民至少拥有这一数额的收入。若将这项权利赋予儿童，便意味着：无论国家向成年人提供何种收入，都必须同样地提供给年轻人。

要求国家去保障它本身并不具备、也无法提供的事物，是毫无意义的。国家拥有金钱，因此可以提供资金。国家也可以承诺采取行动，制裁那些以某种方式阻碍公民（无论老幼）进行选择和行动的人。然而，国家无法保证每个孩子都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亲情。 国家手中没有这些东西可供分配，也无法制造或获取它们。如果国家试图命令每个人都必须为其子女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它又能有哪些选择呢？首先，由谁来决定、并依据什么标准来决定一个家庭是否“美好”？《生活》杂志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国家将孩子从他们深爱且渴望留下的父母身边强行带走，理由仅仅是某位心理学家判定这对父母的智商（I.Q.）不足以抚养家庭——尽管他们事实上一直在抚养着。在其他案例中，国家将不情愿的孩子带离父母，仅仅是因为邻居和社区不认同这对父母的生活方式或政治观点。国家做决定的理由往往是非常奇怪的。退一步说，如果以某种方式判定了这个家庭不好，国家下一步该怎么做？把孩子带走？国家难道有现成的好家庭来替代这个家吗？如果孩子不想离开这个被国家认为糟糕的家呢？如果比起国家提供的新家，他更喜欢原来的旧家呢？如果他拒绝待在那个“好”家，坚持一次次逃回国家认定“不够好”的老家呢？此时发生的情况就是：国家派出警察去追捕他，用武力把他抓回国家所选择的那个家中。或者，如果国家不想、或不能把孩子从它认为“坏”的家中带走，难道它要对父母说：这个家太糟了，把它变好吗？如果父母不照做或者做不到，国家又该怎么办？惩罚他们？但这能让这个家变得更好吗？

我们能够也应该做的，是将评判其家庭好坏的权利留给孩子自己，并给予他权利，倘若他不喜欢，便可选择他途。国家可以决定提供或协助提供某些其他的选择。但它不应使这些选择成为强制性的。它应允许孩子做出其所提供选项之外的选择。它应给予孩子权利，既能对父母说不，也能对国家说不。

我希望儿童拥有的一项权利，是为了赚钱而工作的权利。一听到这话，人们便会担心如何保护儿童免受剥削的问题。这一点我稍后会详述。然而，正如我们从妇女和少数族裔群体的经历中所见，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将是：保护年轻人免受歧视。在大多数地方，现行法律规定雇主在招聘和晋升时，不得基于种族、性别、出身等原因歧视他人。但在实践中，这很难落实。当雇主录用或晋升某人而忽略另一人，或者解雇甲而不是乙时，要证明他是基于非法的理由做出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当然，雇主总是会拿「资质」来说事。雇主们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不雇用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声称——正如现在有些人所做的，且往往是实话——他们无法雇用年轻人工作，因为他们的保险不承保这些人。如果保险公司确实将此类条款写入合同，法律或许就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制止。

简言之，即便我们为年轻人赢得了工作的权利，真正的难题将是，如何确保这项权利不会沦为一纸空文，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利。这便是为何在一个充斥着贫困、失业与歧视的社会里，我们不太可能看到此类法律被通过，更不用说被有效执行了。

我将反复申明，在这些权利之中，很难说孰轻孰重，也很难说非有此项、彼项便不能成立。有些权利要想真正发挥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权利的保障；而另一些权利的独立性则相对较强。但即便如此，正如我们在成年人的案例中所发现的，这些权利总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倘若我所提议的所有权利都唾手可得，许多年轻人或许未必会选择一次性行使全部，可能只会选择一两项。但倘若他们在紧要关头无法行使其他某些权利，他们便可能无法有效地行使他们想用的那些权利。

以离家、旅行以及建立属于自己家庭的权利为例。大体而言，除非年轻人同时也拥有赚钱、从国家领取最低保障收入，以及承担法律和财务责任——如开设银行账户、开具支票等，否则上述权利便毫无意义。然而，处于这种境地的年轻人，除非能享有法律的充分运用与保护，否则将无法保护自己免受欺诈和剥削（这对当下的成年人来说都非易事）。反过来说，除非他拥有投票权，否则这种法律保护也未必能有多大意义。因此，也许投票权才是最重要的，且必须被置于首位。就实际操作而言，年轻人很可能在获得其他权利之前先获得此项权利；而且，他们大概也必须先获得投票权，才有可能争取到其他权利。但即便是选举权，对一个年轻人而言，也可能无法完全实现其意义，除非他能保护自己，免受父母逼迫他按其意愿投票的过度压力。我在别处提出了一些社会和法律可以协助他做到这一点的途径。但只要年轻人无法离家、且无处可去，这些措施的效果终究是有限的。

同理，一个年轻人管理自身学习的权利，是一项能够也应该被授予，并且能够或多或少独立于其他权利而被行使的权利。没有任何理由，一个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依赖于父母生活的孩子，不能也不应拥有（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决定自己想学什么、何时学、想在学校学多少、在哪个学校学，以及想为此花费多少时间的权利。但还要重申的是，除非他有办法抵抗或逃避父母可能施加的种种压力，否则这项权利将无法充分发挥效力。

这并非是说，我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或将会通过一部将所有这些权利捆绑在一起的「一揽子法案」。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年轻人最终获得了这些权利，那将是漫长的立法过程和一系列法院判决的结果，其中许多可能一次只涉及一项权利。但是，致力于为年轻人争取这些权利的人们，若能明白以下这一点将是明智的：没有任何一项权利能够单凭其自身就能非常有效，或能对年轻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改变。如果我们非常在乎其中的某些权利，我们就很可能必须同时为争取其他权利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