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论长辈权威的丧失

我们近来总在不停讨论——或许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讨论——老一辈如何以及为何失去了对年轻人的权威。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大多认为，老一辈之所以失去权威，是因为他们太随和、太软弱，太放任年轻人为所欲为，没能让他们心生敬畏。但我们知道，许多最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那些最激烈、最暴力地反抗一切权威、拉帮结派、违法犯罪的人，恰恰是在童年时期受过最严厉、最苛刻的管教的人。

答案的关键之处其实另有所在。每当我听到有人谈论老一辈权威的丧失，我便会想起大约 1959 年，在我五年级的教室里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正是课间，孩子们可以在教室里自由走动、交谈，我无意中听到四五个孩子中的一个对其他人说：「如果我能长大的话……」这是什么话？「如果我能长大。」我深知十岁孩子的性情，他们是多么热爱挑战、多么机敏，对任何他们认为愚蠢或不合情理的事情都会立刻反驳，我本以为会有别的孩子插嘴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如果我能长大』？你病了还是怎么了？」但没人打断他。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那个发言者说出了他们所有人的心声。

那一刻，我感觉脚下的大地都裂开了。「如果我能长大。」我还能依稀记起自己十岁时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烦恼、问题和恐惧。但其中绝不包括对自己能否长大的担忧。我当然会长大。我对未来只有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我的想象力与志向，最远也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大学橄榄球队踢球。再往后，我就完全想象不出了。即便再过个六年，未来也没有变得更清晰。但我至少确信，我将拥有一个未来。生活就在我面前铺展开来。

我那些五年级的学生说的话和写的东西还表明，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来自上层中产阶级乃至富裕家庭的孩子——对未来，对那等待着他们的生活，都缺乏一种安全感。几年后我读到，许多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是那些在原子弹演习中练习如何躲到课桌下的孩子——都告诉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他们时常做噩梦，梦见核战争、世界末日之类的场景。我当年思考原子弹及其对策所花的时间，远比这些年轻人过去或将来投入的时间要多。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从未梦到过核战争或世界末日，一次都没有。在我的内心深处，不知为何，我就是相信那颗炸弹不会爆炸。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却相信它会的。童年时的我，无论快乐与否，都确信前方有一个未来在等着我。而我的那些五年级学生们却不是这样——十年后，他们和同龄人一道，成了有史以来最难管束的一代大学生。我常读到这样的报道：有人问年轻人，既然有明确证据表明吸烟会缩短寿命，为什么还要吸烟？他们回答说，反正他们也不指望能活过四十岁。我记得是 Lewis Mumford 曾这样评价他接触过的许多年轻人：在他们的思想与心灵深处，他们都早已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中——仿佛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坏情况早已发生了。在年轻人的书籍、报纸和杂志的字里行间，这种感受随处可见，而且异常强烈。

无疑，这种感觉与长辈权威的丧失密切相关。权威，从来不仅仅建立在武力之上。一个只能依赖武力的权威早已死去，很快就会消亡。真正的权威偶尔可能会诉诸武力，作为一种警示，或用以控制某些例外的反抗者。但如果它是真实且合理的，其根基必然是道德。我们的文化大概不是第一个年轻人奋起反抗长辈，而长辈则努力压制他们，口中念着「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的文化。但在早期的文化中，年轻人知道长辈掌握着通往未来的钥匙。长辈们正在经营一个社会、一种生活方式，当他们觉得年轻人准备好了，便会将其交到他们手中。因此，当长辈说：「按我们的方式做，相信我们，我们懂而你们不懂，你们还没准备好」，至少在年轻人的内心深处，会有某种声音回应道：「或许他们是对的，我们总会有机会的，也许这些年长者确实知道，至少在某些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当世界上最富裕国家里最富裕家庭的十岁孩子，甚至都无法满怀信心地期盼自己能够长大成人时，我们就再也不是生活在一个可以说「爸爸什么都知道」的世界里了。

孩子们对面孔极为敏感。像所有奴隶、所有无权无势的人一样，他们学会了观察和解读统治者的面孔，以便预知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他们善于察言观色。他们在许多成年人脸上看到的表情，一定让他们深感不安。Erich Fromm 曾在某处写道，他在一本知名图片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一群人站在一座大城市的街角。摄影师用的是长焦镜头，所以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正被拍摄。他们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带着惊恐、痛苦、恐惧和厌恶的表情，以至于 Fromm 起初以为他们刚目睹了可怕的事故。然而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在站着等红绿灯。他们的声音往往也好不了多少，笑声则通常更糟。谁会信任或想要成为有着那种神情、那种声音的人呢？

一个不相信自己能创造出所喜爱的未来、不信任也不热爱任何自己所能想象的未来的世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因而也就没有什么话可以留给年轻人。这似乎是个悖论：我们的社会也许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更执迷于控制一切——控制大自然和他人，控制万事万物，却比任何社会都更觉得失控。但这并非悖论；就像溺水的人一样，我们疯狂地抓住任何能找到或触及的确定性。我们崇拜变革与进步，笃信新的必然胜过旧的。我们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和改进一切。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说，我们其实并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事物，使其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因此，Saturday Review of Science 最近刊登了一篇关于所谓「世界上未被污染之地」的文章。请注意其言下之意：世界的大部分地方早已被污染了。这些未被破坏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偏远的岛屿，比如印度洋上的塞舌尔群岛。作者说，越来越多的人，其中多为富人，正从世界各地蜂拥至此，只为赶在这些地方被玷污之前看上它们一眼。这是对现代人多么奇特的描述！一方面，他相信自己拥有神一般的力量。他能制造任何机器，能从物质中创造能量，能遨游宇宙。但在一个他觉得几乎全被污染了的世界上，他却无法想象自己有能力去守护那几处尚未被染指的净土。说真的，如今还有多少人相信，他们当下所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城市、乡镇、社区还是乡村——在十年之后会变得更好？人们几乎不再梦想这种可能，也不再梦想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他们所敢奢望的极限，不过是能将灾难推迟片刻，而当灾难降临时，自己能足够富有，可以逃往某个新的、未被污染或污染尚轻的地方，在那里暂住一时，直到它也难逃被玷污的命运。

我们曾创造了一个虚假的幻梦，并称之为「进步」。现在看到这个梦想并未实现，我们便陷入绝望，因为我们再也想象不出别的出路。如果越来越新、越来越多的事物似乎也无法带来「美好生活」，我们便断定，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美好生活，而我们除了在自己的跑步机上尽可能长久地跑下去，已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