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危害

陷入困境的年轻人

这一代年轻人的处境似乎很危险：行为问题、肥胖、毒品、电子游戏成瘾，甚至自杀都如流行病般泛滥。纵观历史，这是人们第一次担心下一代会更糟。我们发现了不少罪魁祸首：互联网、电子游戏、垃圾食品、色情影片、合法化大麻，甚至还有糖。有数百个研究团队发出了警报，如流行病学家发现电子设备的使用与抑郁、吸毒与自杀、暴力与杏仁体活动、玩游戏与学习成绩严重下降之间存在关联。2019 年，最具权威性的世界卫生组织召集了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他们一致建议减少幼儿的屏幕时间（见：世卫组织指南），可见卫生官员们也已经受够了。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流行病，而方式就是消灭其罪魁祸首。

真正的悲剧在于，上述所有的关联、诊断和罪魁祸首基本上都搞错了！它们忽略了折磨当今青年的核心问题。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无处不在的过度保护和专制式的养育与教育。

我们一看到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1]，就会指责游戏、开发商或游戏行业。相反，我们应该责备父母、教师和其他压抑孩子的成年人世界。不开心的孩子总是会寻求安慰，从而产生导致成瘾的行为。

年轻人的成瘾问题不在于成瘾因素本身，而在于奖励剥夺^[2]。

那些看起来天然不易成瘾的人，通常有一个共同点：拥有健康的高自尊，进而内心快乐充实。他们不为聚会上的小酌而忧心忡忡，小饮怡情，有要事便停杯。遗传差异确实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这是次要的。

如果给健康的孩子一个富饶多样的环境，就像老鼠乐园中的老鼠一样，他或她便会在球场上流连忘返，而并不会萌生对糖果的病态渴望，患肥胖症或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除了足够健康的身体，自由也是达成这种健康平衡的必要条件。早上 8 点的体育课对那些睡眼昏沉的孩子来说，不啻于一种折磨。这样的课简直是南辕北辙，不仅没有传授健康的运动方法，反而招来了孩子对运动、体育乃至对学校的仇恨。

然而，讨厌运动只是小问题。大多数孩子，至少在较小的年龄阶段，还是喜欢体育的。更大的问题来自于每天太早上学、而且上学时间太长、家庭作业^[3]太多、家务琐事，专制的管教方式，和其他对自由的限制。

如果体育老师担心漂亮又崭新的运动场不再热闹，这是由于青少年们对运动的兴趣有所减少造成的。当然，数字设备也是问题。但罪魁祸首是对年轻人的奖励剥夺（见：奖励的多样性^[4]）。

在这种被他人强占的生活中，几乎没有锻炼的机会，激情也逐渐被磨灭。病态的渴望随之而来（见：学校增加成瘾性^[5]）。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巧克力、酒精、披萨或电脑游戏。

理解学习熵

在对数字技术的影响做出判断时，理解诸如学习内驱力^[6]和学习熵^[7]等概念，这对维持给儿童提供合适的发展条件的健康策略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对学习的基本规律^[8]没有基本的理解，我们将会不断提出错误的策略，阻碍发展。

David L. Hill 博士（MD，FAAP）是美国儿科学会传播和媒体委员会的主席。在健康儿童网（http://healthychildren.org，来自 AAP），Hill 谴责那些让小孩子接触电视的父母（来源）。

我听到很多父母说，「但我的孩子喜欢它！」婴儿可能会盯着屏幕上鲜艳的颜色和镜头运动，但他们的大脑没有能力理解这些奇异的图片。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专家试图凌驾于孩子健康的学习内驱力^[6]之上，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需要推翻父母那良好的自然保护本能。如果婴儿盯着鲜艳的颜色看，那是因为信号具有较高的视觉学习熵^[7]。对于 1 岁的孩子来说，任何可以用手摆弄的物体，例如一个盒子，都应比该电视屏幕更有趣。如果婴儿无法活动（例如，在婴儿车里），电视的吸引力就会增加。但是，在孩子的自由未受限制的情况下，如果电视仍更具吸引力，那么原则上我们不应该限制其使用。

包括「专家」在内，没有人知道孩子的大脑里在发生些什么，也不清楚奖励的神经计算机制。「颜色鲜艳」背后有更深的含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鲜艳色彩的突出性足以影响孩子早期的教育结果。一旦这些颜色不再具有教育意义（即不再显得新奇），孩子的兴趣会自然地转向其他活动，除非别无选择。

对于「专家」来说，孩子「不具备理解能力」。实际上，参与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的神经网络（见：知识估值网络^[9]）在这个问题上才有发言权。这种「理解」，与存储在神经网络中的「视觉计算知识」的现有水平有关。一个艺术鉴赏家可能理解不了孩子的涂鸦，但孩子的大脑可以。

想象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医学专家。你对他喊痛，他说：「不，你的大腿一点也不疼。我懂医术。你其实是小腿疼 」。又或有一个专家，替你决定读哪本书。儿科医生对学习内驱力^[6]的航线的预测并不靠谱，而基于此的策略和建议可能非常危险。

Hill 补充说：

婴儿的大脑，需要经过 18 个月的发育，才能将屏幕上的符号，与现实的对应物联系起来

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需要花 8 年的时间才能熟悉地认出角马（译注：生活于非洲草原的羚羊科生物，又称牛羚），我们是否应该等那么久才让他接触萨瓦纳（译注：指非洲草原）的图像？难道就因为「婴儿可能会盯着动物看，但他们的大脑无法区分不同物种」，便认为去非洲旅行是浪费时间？只有当 Hill 的推理被运用到更高的认知水平时，其荒谬性才明显起来。

注重学习熵不代表要剥夺孩子的自由。父母可以扮作小丑，极尽所能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可以用更鲜艳、更好的颜色，或是更好的动作，或只是一个微笑、几个拥抱。这不代表着剥夺，而是要提供更多选择。当然，一旦孩子的大脑做出了选择，就不应该再去打扰孩子了。（比如孩子来到了书架前），一旦孩子们抽出了某本书，我们就应该给孩子的大脑一些时间来思考这本书的价值，并做出进一步的决定。

Hill 补充说「娱乐视频就像婴儿的精神垃圾食品」。我们再次看到一个成年人尝试对孩子大脑工作过程的意义进行解读，但他失败了。在许多情况下，让孩子参与游戏是有益的，但选择权必须留给孩子的大脑。关掉电视，把一个新玩具扔进房间可能是一种剥夺（取决于孩子对玩具趣味的评估）。正确的做法是，在孩子真的对电视不感兴趣时，再把玩具扔进去并关闭电视。

据说，看电视这种被动接受的行为会阻碍孩子的语言发展，但这是个十足的谎言。只有当电视比父母的关注及不成熟的社交都有意思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视频节目推陈出新，始终有趣」，且孩子能够集中注意，它就是一件好事。孩子大脑能进行的学习效率越高，越不会沉迷于「精神垃圾食品」。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Hill 博士没有忘记补充说 「在《爱探险的朵拉》和《芝麻街》这样的互动节目中，回答角色的提问能让孩子有更多收获。如果孩子的家庭环境不能很好地刺激智力发展，则电视节目的这个优点尤其突出」。换句话说，电子设备也能派上用场。我想补充的是，孩子的大脑是最好的评判标准。如果一个家庭「不那么有趣」，那么朵拉或芝麻就可能更有意思。我们应该庆幸这种吸引力的存在，因为孩子们有了额外的机会，以迎来智力发展的良好开端。

没有什么比孩子自己的大脑更能判断教育内容的优劣了。

学校成绩不断下降

电子游戏^[1]、YouTube 或电视会对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平均而言），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学校的成绩并不能衡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它们只能体现学生对老师或课标^[10]要求的服从程度。

如今的虚拟世界，往往比学校里的无聊^[11]学业更有教育意义。大脑天生能适应优质的知识资源，因为它能确保记忆的连贯性^[12]。所以如今的学校毫无竞争力，且只有最好的老师才能与网络上可自由选择的资源竞争。学校的弊端并不值得惋惜（除了它们是强制教育^[13]这一事实）。这种弊端是相对于获取知识的进步而言的，因此让人高兴。今天的孩子们发展知识的速度相对于他们的父母快出一个数量级。主要的绊脚石是成人世界的入侵，家长们总是不停地唠叨着「那学校怎么办？」。

儿童无意识的模仿

极简主义者 Joshua Becker 对于简单生活有很多想法（例如如何停止与他人比较）。但他对屏幕限制的看法非常局限。他写道（出处）：

孩子们会自然地模仿他们所看到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又可怕的实验，让你的儿子观看职业摔跤比赛，然后测试他多长时间后会开始「照顾」妹妹。

这种观察是不完整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模仿他们认为有潜在回报的东西。如果他们讨厌西兰花，看再久的视频也无法说服他们。摔跤运动对于那些在心理上有着根深蒂固的阳刚需求的男孩们来说是有天然吸引力的。让孩子接触看起来很酷的犯罪行为，是有风险的。然而，这种风险出于对世界缺乏了解。限制自我探索和继续增加被动的学校教育^[14]只会让孩子们变得更加脆弱（见：教育抵消进化^[15]）。成熟的现实模型自然会避开可能的病态心理，对自由的限制实际上是在增加风险。如果父母施行了家长监护，专制的养育方式也就成了对世界之美的禁锢。在这种情况下，在朋友家中发现的「很酷的犯罪行为」，就会听起来倍加诱人。这个朋友、他的家庭影院以及其中所有用得到的人生哲学也会如此。所有被家长监护屏障锁住的诱惑都会倍显迷人。这就是为什么父母与孩子无话可说，危险的观点态度和成瘾行为也是这样增加的。自由地获取知识能最好地保证（1）模型的现实性与（2）模型与现实的融合。

我支持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但是，父母的哲学必须自然地与其他看法竞争。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生根发芽，凭借其固有的有效性从而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接触屏幕能够有效地展开竞争（例如与极简主义方法竞争），它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我经常在屏幕前花上 15 个小时。我这样做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我对产生的许多消极的副作用感到深深的遗憾。然而，知识和交流的回报显然足以验证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我晚几十年出生，我的妈妈试图限制我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不够：屏幕时间会赢。它的吸引力来源于学习的乐趣^[16]。它将摆平一切。未来会赢过现在。我可能会离家出走，并通过电子设备与人保持联系。限制都是徒劳的。

Becker 的口头禅是「这个家庭的屏幕时间太长了」。父母应该有理有据，而不是只会喋喋不休地重复老话。否则，他们将面临风险。他们将在交谈新鲜事物时不再具有权威模范的地位，反而被称作「老顽童」，孩子们会更倾向于逃避，在同龄人的群体中寻找满足感。

极简主义者应该看到年轻的大脑正在接受自然的适应性优化。受限的信任是有代价的，是反极简主义的。

文化匮乏

从未接触过数字技术的孩子在文化上显得匮乏。他们可能无法跟上对话，因此会显得很奇怪。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在我身上。我对汽车或波兰电视节目的认识的匮乏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偶尔，这使得我很难参与到对话中去，显得我相当没有教养。这样一来，我就知道在文化匮乏的感觉了。一个没有接触过虚拟世界的孩子可能会遭受更剧烈的逆差。我的一个最聪明的小朋友，出生于 2010 年，他的记忆力和知识总是让我感到吃惊。他能迅速地进行两位数的乘法运算。在学校也相当勤奋，流利地掌握三种语言。他的家人把他的巨大进步归功于学校的纪律性和专注性。他的电子设备接触是受限的。不过，当我看到一个快乐而充实的孩子时，我从来不质疑这种限制。然而，最近当我问及我的小朋友对科学的兴趣时，我感到震惊。他解释说他不知道「科学」是什么。我又用波兰语和英语问了一遍（这孩子在苏格兰和波兰都有待过几年）。虽然他可以眨眼间完成 12x12 的口算，但他不知道科学是什么。更糟糕的是，「二氧化碳」这个词对他来说相当陌生。难以置信，一个 9 岁神童怎么可能对一个在气候变化讨论中的核心关键词毫不知情？一个每小时都会在新闻中出现的关键词。我只能把它归结为新闻过滤后造成的匮乏（为了直接指导^[17]）。这不是一个虚假性矢量。这孩子很聪明，很快乐。这个差距会被弥补，但它足以说明限制屏幕时间对世界的认识会产生不利影响。

社交能力下降

技术对社会技能的影响很难预测，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是不同的。有些孩子喜欢独来独往，有些则会利用社交媒体或游戏来增加社会互动。如果新的世界充斥着电子媒体，那么大脑就需要作出相应地适应。不同的技能会有不同的权重，按需适应将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平均而言）。

大人们一直抱怨：智能手机把孩子们相互隔离。我的印象则相反。在阴暗多雨的冬季夜晚，很少有成年人冒险去运动场。有一次，我被一群挤在一起围成一圈的青少年吓了一跳。他们戴着头套，浑身湿透。他们都在忙着用他们的智能手机。他们在沉默中忙碌。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在舒适的家里使用手机时，他们说这样一起做更有趣。他们的沉默只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影响了那些没有问出正确问题的成年人。不时地，青少年中有人发现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进行互动，然后又回到他们的事情中。除了这种社交上的亲近，他们还喜欢同龄人的非限制性陪伴，而不是专横父母的唠叨。

如果社交技能被技术削弱或扭曲，这就是一种适应形式。如果这种适应是病态的，其原因往往会在技术之外找到。这更多的是关于父母的教育和学校教育。最糟糕的扭曲来自于社交媒体对封闭式社会化系统^[18]病态性质的影响。如果一个封闭的系统是病态的，那么用社交媒体放大它的力量就更是如此。同样，技术只是一个信使。问题来自于把孩子们关在一个他们无法逃脱的盒子里。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在现代世界，需要出现新的社交技能。一个被旧标准社会化的人可能很难进行数字互动。在电子邮件或 Facebook 上读懂情感可能更难。很容易误读，而且代价可能会很高。新的世界需要新的适应，包括新的社会互动形式。

儿童攻击性增加

反对接触屏幕的人认为，屏幕使孩子们变得具有攻击性。据称，玩家将电脑游戏与现实相混淆。关于游戏玩家攻击性行为的恐怖故事只能用严重的精神障碍来解释。毕竟，精神分裂症患者不需要电脑来混淆现实和他脑海中的想象结构。

关于诱发攻击性的说法植根于相关研究，没有考虑到奖励多样性^[4]。在一个自由度有限（包括对屏幕时间的限制）的孩子身上，攻击性同样可能是由限制而非娱乐内容引起的。我自己的观察使我倾向于更加大胆：攻击性是由父母诱发的，而不是由游戏或 YouTube。在电子媒体中观察到的攻击性行为的模仿通常是相当超脱和非攻击性的。例如，孩子们可能会以一种委婉的分析思维来练习综合格斗的动作。他们会静静地与对方练习攻击性动作，以备在现实生活中需要攻击性的那一天。然而，仅仅是模仿是没有攻击性的。

与屏幕打交道多时后的行为变化很容易与自然的平衡疲劳相混淆（见瑞士奶酪模型^[19]）。一个在足球场上呆了一天的孩子与花了一天时间学习（与屏幕或为学校）的孩子相比，会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明显更有利的行为。暴躁来自于网络的压力^[20]，可能与实际接触屏幕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诱人的书籍成为家庭战争的目标，可能会有同样的效果。幸运的是，父母很少谴责看书，即使它是以家庭作业^[3]为代价的。

如果你说，当儿童被剥夺设备时，「可能会出现急性突然戒断反应（攻击性等）」（见下文），你是对的。然而，采取的预防措施大多是错误的。记住这一点是有帮助的：

• 父母不是神
  
• 科学家经常研究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
  
• 禁止会见朋友可能会引起同样的反应
  
• 游戏可能是最佳教育的来源^[21]，由学习内驱力^[6]驱动。
  

足球可以毁掉一段婚姻

下面的故事说明了限制屏幕时间对儿童心理的影响：

想象一下，你热爱足球。你不介意把周六的时间花在观看最爱的联赛、阅读查找并学习相关资料，甚至幻想与足球有关的活动上。无论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这种热情的追求对你的大脑、心理健康和寿命都有好处，只要它不妨碍你真正踢足球，而且在观球时不暴饮暴食。节制可能是一件好事，但你也认为不该被上层强迫如此（如政府）。如果你的妻子经常唠叨你的足球习惯，乐趣也可能会减少。你可能会变得紧张、烦躁、愤怒、焦虑等等。如果这种唠叨每周六都出现，你可能会想在书房里装把锁。唠叨可能会把你心爱的妻子变成一个避之不及的老太婆，尤其是在周六。如果她想方设法让你远离足球，例如周六时在家待客，她简直可以把你逼疯。现在想象一下，有一天，她灵光一闪，掐断了电视信号，这时你会不会大发雷霆？你会怪谁，足球还是你的妻子？你的愤怒是否应该成为更高权威（如妻子）的借口，「严格监督」你观球？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然而，我们确实经常和孩子们玩这种禁止和戏弄的游戏。我们不断唠叨道：「不要玩游戏，做你的作业^[3]」，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此以往，他们的发狂真的令人惊讶吗？精神疾病干预的增加，这出人意料吗？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孩子，也不在于游戏，而源于父母扮演上帝，控制孩子的情感和生活。正是这种对人权的侵犯引发了愤怒！

科学家可能只会去计算冷冰冰的相关数据：更多的游戏等于更高的攻击性。我不会感到惊讶，以类似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足球意味着更多的婚姻问题。与其收集干巴巴的数字，我更喜欢和孩子们交谈。自 1986 年起，我不再玩电脑游戏（我在这里^[4]解释了原因）。由于无知，我一直在四处打听。我和孩子们交谈，也和成年玩家交谈。情况很清楚：健康的游戏者能够自我调节。他们逐渐把注意力从游戏转向对长期目标的追求，且游戏也未影响他们的攻击性水平。他们能分清虚实：他们可能在游戏中杀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则同样可能有爱心和同情心。就和双语者可以区分语种一样，他们可以区分游戏和现实生活。当受到外部压力或存在其他压力源时（如学校），成瘾问题开始显现。与老鼠乐园类似，可以自由接触电子设备的孩子们并没有失去社交需求及在现实世界中移动、嬉戏和玩耍的需要。邪恶的根源来自于成人世界，这几乎是他们一致的看法。作为一个热心观察周围孩子的人，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游戏是重要的学习来源，家庭应该允许孩子们自行面对节制的问题，且强制的手段难免会适得其反。此外，孩子的自由应该永远是神圣的。

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宣传

孩子们在网上接触到了大量的假新闻和宣传。然而，世界上的大量知识以及对假新闻普遍性的预防提醒能够很好地保护孩子们不被宣传洗脑。而屏幕限制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们封锁了进入知识世界的途径。我没见过 7 岁的孩子到处浏览阴谋论网站。他们确实会进去看看，但时候会再出来。他们的兴趣起伏不定，并受学习内驱力^[6]的控制。地平地理论很有趣，也很有教育意义（当由相反的挑衅者提出时），将这些理论与其他科学理论进行比较同样有趣。最后，随着不断接触现实，错误的模型越不可能赖在大脑中。现实生活中的一件事如观看日落，可能让年轻人意识到：「地平论傻子才信」。或者，他们可能会在 YouTube 或其他媒体上找到最终令人信服的论点 。我们无法预测通往真理的轨迹， 但其一定会在尽可能少的虚假性向量（比如父母的限制）的干扰下，走向一个合理的模型（基于抵抗算法^[22]）。

广告改变心智

孩子们比大人接触的广告更多，于是他们发展出了无视广告所需的工具、诀窍和技术。他们知道该按哪个按钮，或如何滑动屏幕来躲开广告。广告使许多电子游戏^[1]免费，而广告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个精通上网冲浪技术的孩子知道该点些什么，这样上完厕所回来便能获得游戏积分。更糟糕的是，孩子们经常发现广告具有教育意义，而且很吸引人。他们会重复观看广告，使得大数据对观看时长的分析失去意义。广告商因孩子的这种乐趣遭殃。在孩子和广告之间，遭殃的是广告商：他们有大量观众会无视广告信息（指孩子）。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屏幕时间限制的指导方针

新的世界卫生组织屏幕时间指南的一位主要发言人是 Juana Willumsen 博士。Willumsen 是世界卫生组织预防非传染性疾病部门的一名技术官员，也是报告中所列的世卫组织指导小组的成员。她是一名营养学家，研究基于人口的儿童饮食、运动和睡眠策略，以及产前护理、预防新生儿死亡、母乳喂养等课题。她不是认知科学家，没有专业资格来评论电子游戏^[1]或 YouTube 的心理影响，她也没有声称自己是这样的人。她主要关注的是屏幕和身体活动之间的竞争（见：采访）。仔细分析世卫组织的报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父母能够让孩子有足够的身体活动，很可能就无需限制屏幕时间（见报告全文（PDF））。

的确，屏幕时间与较少的身体活动相关，然而，活动的减少可能一方面因为孩子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游戏，另一方面因为身体活动减少的孩子更容易上瘾。当一个孩子身体活动时长符合要求时，她已经足够活跃了，而屏幕时间不太可能减少这种时长，除非有大脑奖励系统所决定的、基于刺激价值的时长自然下调。对运动的自然需求是相当强烈的，在许多情况下，越缺乏体育活动就让人越想去运动。

The Verge 的任务是预言「技术将如何改变生活」。他们对世卫组织报告的分析就聚焦于此（来源）：

众所周知，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建议是监护人应限制幼儿的屏幕时间。但是，这些建议与其说是关注屏幕时间本身的风险，不如说是强调花时间做别的事情的好处。

很多媒体图方便地歪曲了世卫指南的信息，认为其强调了屏幕的危害，但 Juana Willumsen 否认了这一点：

我们并没有专门研究屏幕的影响，例如关注其散发的光线、播放的内容，或对认知发展的影响。我们专门研究的课题是久坐行为

The Verge 引用了该领域的专家 Michael Rich 博士的话，他对媒体和游戏的看法更偏向于认知：

波士顿儿童医院媒体与儿童健康中心主任 Michael Rich 认为，只关注世卫组织对屏幕时间的建议是片面的。他说：「这（对屏幕时间的建议）并不是说屏幕可能有毒性，而是对孩子来说，与面对面的互动相比，它是一种相对贫乏的刺激源。」

健康的孩子有着正常的学习内驱力^[6]，因此没有因「缺乏刺激」而受伤的风险。一个健康的心灵会很快对带有低学习熵^[7]的信号感到厌烦^[11]。然而，生活中的其他问题可能会扭曲儿童对信号的感知，这才是头等大事。

Rich 博士恰如其分地自称为媒体医生（即专注于媒体影响的儿科医生）。他在媒体和儿童健康中心的这个网址上发表了更广泛的评论：

虽然世卫组织正在增强全球意识是件好事，但我们担心游戏障碍^[23]这个概念过于局限，无法描述来求诊的年轻人的情况。我们发现问题不仅在于游戏方面，也在于社交媒体、色情制品，以及我们所说的「信息狂欢」——无限制地搜索和观看短视频、超话、超链接、维基和其他互联网黑洞——等方面。

Rich 博士的观察是正确的。作为一名医生，他在给出建议时极为慎重。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狂欢」之所以被视为错误或不适应，是因为外部强加的规范^[24]（如由父母、学校等设定）。如果学校因为数字媒体而显得停滞不前，这种局面就会被认为对孩子不利。数字媒体若是使孩子与父母的沟通变少，那当然是不对的。然而，我们更应该从解决孩子的自由问题开始。狂欢是对自由限制的自然反应，它是对压迫性现实的逃避，从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具有认知挑战吸引力的世界，内含由维基、视频、超话等承载的新知识。它们「黑洞」的一面只反映了年轻大脑所获得的价值和回报。给这些东西贴上病态的标签，只会让事情更糟。自然，我们总是建议向明智的医生咨询，并且也许父母比孩子自身更需要医生的建议（见：父母管理培训）。

Rich 还对数字媒体带来的错误信息和危险的条件作用感兴趣：

研究表明，当一些青少年反复观看吸烟或饮酒等活动，且影像资料中不包含上述活动的后果与代价时，他们更有可能尝试这些活动。[...] 专家警告说，当孩子们反复看到不流血、没有负面结果的暴力行为时，可能会有类似的效应。当暴力与快乐一起呈现，如喜剧或色情片，或被视为赢得胜利的手段时，暴力就会更有吸引力

这些危险皆源于大众对儿童接触「危险」内容的错误认识。在这个媒体无处不在的世界中，人们几乎无法避免接触到大量解释吸烟和饮酒危害的信息。因此，禁止数字媒体可能会适得其反。同样的信息若是来自专制的父母，可能会被孩子为了反对而反对^[24]。他们可能不会客观地从多渠道获取知识，而是挑衅般地反对父母，亦违背了理性。

Rich 对常受谴责的流行游戏《堡垒之夜》发表评论：

请告诉您的孩子枪支的作用，以及如何负责任地使用它们，同时要告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在电子游戏中使用武器的区别。最重要的是，无论他们如何娱乐，确保他们珍视自己的生命和福祉——以及他人的生命和福祉

换句话说，一位医学家不会让你直接禁止《堡垒之夜》的游玩。相反，正确而明智的建议是，父母应该有好奇心，善于沟通，并提供帮助。丰富的知识可以消除危险信息的影响，而一段对话可以促进知识的增加。父母应该为孩子提供一切条件，以让其接触世上丰富的知识，而不是简单地切除「毒瘤」，如禁用游戏机。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是最好的预防（预防暴力等危险信息的影响）。

屏幕时间多长比较好？

我对屏幕时间的主要担忧与 DSPS、近视和不活动（我在这里详细说明了我的担忧）有关。人们碰巧缺乏明确的最佳标准，以根据数据计算屏幕时间的最佳值或最大值。我和坐在办公桌前的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猜测。如果你相信世卫组织，就听世卫组织的。如果你担心 DSPS，那么你最好听听我基于 SleepChart 提供的数据而给出的主张。这些数据是独一无二的，而世卫组织方面从未要求获取或者表显出兴趣。

一个研究心脏病的专家，可能在发现肥胖症的流行后怪罪屏幕，并要求对其进行限制。他不会考虑屏幕在认知方面的好处，或者可能会无视如下事实，即屏幕也可能激励人们去锻炼（成千上万的频道都在激起健康的潮流，无论运动形式的新旧，如跑酷、街头锻炼、霹雳舞、滑冰、杂技等等）。专家们可能忽视了基于宵禁和限制的纪律性方法所带来的危害。

在我看来，寻找具体的最佳屏幕时长，类似于寻找每个人每天的最佳慢跑量，或者最佳睡眠长度。关于此点，这里有一个不错的讨论。

孩子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然而，一旦我们进行干预并施加限制，就会引发一连串的抵抗反应，并导致自我调节控制系统的混乱和失效。孩子不会因屏幕而超重，只因为奔跑的需求深深刻在他们的大脑之中。然而，如果我们早早地叫醒孩子，让他们在学校里耗尽精力，就很容易让他们跑不动也不想跑，从而养成整天平板不离手的习惯。 现代生活方式让我们的生理系统趋于混乱，成年人尚且需要大量知识才能不受其侵害，更不用说孩子了。即使是超市里的健康蔬菜也可能增加癌症风险，途经的（非马斯克牌）汽车和烟囱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重获控制权的最简单方法便是尽量减少技术对大脑可控性的干扰。

你该如何将孩子们的电脑时长限制在两小时之内呢？通过限制自由？通过签订合约？禁令可能会引发怨恨和上瘾^[23]的蔓延。我们更应该因孩子们想要学习而庆祝！我们越是给年轻人施加压力，逼他们遵守学校的要求，不用手机和电脑，游戏就越像逃避而非学习的机会。

我自诩理性，曾声称已很好地自我控制，并可以享受工作。然而，如今我意识到，这与控制无关，而是关乎生产力带来的乐趣。通过努力工作，我拥有了「自然的高效率」，无需自律，或目标的迭代优化。现在一切都成了一种愉悦的本能，几乎无需思考，所以不会打断工作的节奏。偶尔在我慢下来思考时，总会觉得「这就是对的事」，然后便回到日常的工作节奏中去。让我遗憾的是，大多数孩子没有自主权来学习度过快乐和有意义的生活。上面的例子颇让人沮丧。

生产力可以源于自我调节。在自由的条件下，限制和约束可以被健康的习惯所取代。

对 3 岁儿童的强制学校教育

一味纠结于屏幕的危害会使学校教育问题^[25]恶化。

Emmanuel Macron 有一颗改革的心，但若对大脑了解不足，则改革的热情可能会引发灾难。大量的教育改革者将此奉为圭臬：早期教育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智力水平。但实际上，它十分危险地干扰了自然的发展，因此产生的可能不是一代快乐的问题解决者，而是病态的社会。我讨论了早期教育的一系列危害，其中最严重的一点可能是三岁时发生的母婴分离（见：日托的苦难^[26]）。然而，在讨论屏幕时间限制问题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强制学校教育^[13]的一个出自好心的目的是防止儿童滥用屏幕。

国家教育部长 Jean-Michel Blanquer 是一位法律博士，而不是脑科学博士。他以打击学校中的移动设备而闻名。2018 年，他宣称（来源）：

滥用屏幕会影响睡眠质量或儿童的注意力。且神经精神病学家指出，它会改变他们的语言表现。孩子越小，情况越严重，但恢复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幼儿园必须设法预防屏幕滥用，特别是针对 7 岁以下的儿童

如果我们用探索的自由来换取严格的命令，最终会养出一代孩子把思考的奴役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奴役是跨时代的，他们所有的后代都要奋力从枷锁中挣脱。一旦成为奴隶，就永远是奴隶。在托儿所长大的父母对早期教育的危害没有足够的同情和理解。

正如不该在葬礼上谈论遗产，所以也不该补充说关于早期强制学校教育^[13]的新法律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我们这是在用未来后代的心理健康来换取今天成人一时的舒适。

缺乏跨领域的专业知识

我对游戏和精神病学的了解不足，无法做出全面的论述。论述的依据主要来自学习理论，可能并不完整。

Mike Brooks 博士是《科技一代：在一个超级连接的世界中培养平衡的孩子》的作者。

他是那种最有资格谈论屏幕时间的心理学家。他不仅拥有该领域的知识，还与有问题的青少年打交道，并承认自己是狂热的游戏爱好者。最重要的是，他似乎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的确在以自由和自律的精神抚养后代。只有取得了心理学学位的游戏玩家才能有如此平衡的观点。

如果你对世卫组织指导方针有所顾虑，那么我推荐这个网站： https://techhappylife.com/，它提供了谨慎和平衡的反驳。Brooks 博士还开设了轻松的 YouTube 个人频道，以提供丰富的育儿建议。

随着对电子设备的谴责大行其道，http://TechHappyLife.com 的 Stephanie Ware 谈到了一个涉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更高层次的问题，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来源）（对比我自己的文章：我有 ADHD，我喜欢它）。

对屏幕时间影响的争论实际上属于社会科学中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部分源于可重复性危机（译者注：许多科学研究的结果难以被复制，则其成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无法得到保障，这威胁到了许多学科领域），我们正处于社会科学革命的初期。简而言之，在心理学中，我们对很多事物真实性的认识并不如想象中的可靠。许多重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的努力都落空了。部分原因可能是研究人员的偏见、出版偏见、统计缺陷、研究设计缺陷、数据的选择性保留、P 值篡改（译者注：在心理学领域中，P 值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显著的P值代表着研究者关注的效应可能真实存在）、自负、自欺欺人和盲点（译者注：指研究者未注意到的内容，如一些被忽略的额外变量）。虽然造成可重复性危机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如今心理学界笼罩在乌云之中（即心理学所取得成果的有效性受到了威胁）

与 Brooks 和 Ware 的观点一致，我所取得恰当平衡的方法相当简单，因为它也基于自由和自律。见：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自我平衡的自由

我主张以自由和健康的自我调节为基础的自我平衡解决方案，而不是设置屏幕时间限制。

以下是对屏幕时间的核心关注点：

• 奖励间的竞争：新的奖励来源可能会对其他形式的奖励造成竞争性影响（例如，影响运动带来的奖励）
  
  
• 近视：电子设备助长了近视的流行
  
  
• 运动不足：（大多数）数字技术减少了运动
  
  
• 睡眠障碍：相位障碍大为流行（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 DSPS，即延迟睡眠期综合征）
  
  
• 食物：缺乏运动导致饮食结构失调，食欲控制不良，以及肥胖。
  
  
• 学校：「数字生活」的丰富多彩往往会导致在校成绩的下降
  

其他问题：成瘾、攻击性、抑郁症等主要是限制自由的副作用（特别是虐待、父母专制、学校教育、欺凌等），这些内容本文亦有讨论。

以下是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 奖励间的竞争可以通过更严格地坚持保护自由，在自我调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有效控制来解决。如今世界的高奖励性降低了自我控制的稳定性，很容易形成一种新的稳定却有害的平衡。周围的奖励源越丰富，人们就越需要自由
  
  
• 近视不必被视作病症。相反，它是对周边世界的一种自然适应。问题的正确解法是促使人们锻炼眼睛的适应系统，比如增加在户外晴日下的运动，更多地享受大自然。
  
  
• 应对运动不足的最好办法是运用成瘾的力量。在无需运动的现代世界中，人们更难从运动中获得奖励。这就是为什么简单如买个滑板的举动可能还不够。而若身边有榜样，如家中有人滑滑板，那么效果会更好。定期锻炼是最好的保证。我无法开出详细万能的「处方」，但我个人已利用健康的成瘾养成了定期锻炼的习惯。这个问题应该可解，因为我的周围有许多正面案例
  
  
• 睡眠：我认为，与孩子立下约定，以限制屏幕使用时间（如晚上 18-19 点不看屏幕），应该不难。我反对在学习中使用贿赂，但支持对约定的遵守加以补偿。在晚上减少蓝光和刺激，就可以减轻相位后移（见：治愈 DSPS 和失眠）
  
  
• 食物：我自己仍在面对健康饮食的问题，但我知道关键在于不要在青年时期搞乱食欲控制系统。自由和自我调节可能再次发挥了作用。此外，关于上述内容有大量的糟糕实例。而我大概知道自己因无知犯下过什么错误（例如严格节食），但这些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 学校：我认为整个被动学校教育^[14]的概念应该被废除。在自由学习^[27]中，无需担心成绩下滑。由于学习内驱力^[6]系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学习得以蓬勃发展。只要我们接受学习不能简单地导向特定目标的这一事实，这些选择就会使学习最大化。我更看重描述世界的一般性知识，而非学校所授的干巴巴的公式。孩子的大脑在适应了那些干巴巴的公式后，就会立刻将其抛到九霄云外，仿佛碰到了昨晚的剩饭。在自由的条件下，学习不太可能被数字技术干扰，反而会适应它并运用其给予的新机遇
  

总而言之，有三点对于保护孩子们免受屏幕时间的伤害至关重要：

• 通过提供选择的自由来保护整体的奖励多样性^[4]
  
• 遵循微规则，尽量减少科技和人体生理之间的冲突（如上文所建议）
  
• 围绕昼夜循环来规划每一天，这有助于培养正确的习惯，并有利于奖励多样性（见：自然创造力周期^[28]）
  

保护孩子远离新技术的危险不代表需要限制自由，也不必是困难或有压力的。例如，可以立下约定的基础上购买新设备：父母提供费用，孩子同意遵守简单的微规则，以保护自己的健康（例如，「18:00 后不看屏幕」）。这些微规则可能有利于自我调节和自我实现。希望孩子能够坚持自己的承诺，而这对亲子关系健康的孩子来说并不难。

换句话说，自由和自我调节是首要的。而成年人只应在实际存在生理性威胁时施加干预以提供帮助。

数字平衡的公式涉及（1）自由，（2）奖励的多样性^[4]，和（3）对人类生理习性的尊重

父母们对我的主张表示愤怒

我很少看到自己对于教育问题的著述引发如此大的争议，或许是因为牵扯到了暴露在屏幕、视频和电脑游戏中这种情况。这种怒火是双重打击，一重来自生物习性，一重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后者涉及的机制有利于提高群体凝聚力。如果我们看到群体中的一位成员（1）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并且认为（2）这条意见相当有害，那么我们就会攻击这个异类。这种行为内置于大脑中，并意味着进化上的优势。这是一种霸凌^[29]的基本成分（通过社会污名化实现服从）。此外，在这种算法式攻击行为中还有放大性的成分——若之前的举措未奏效，那么攻击行为会更为严重。令我庆幸的是，我对社会压力相当不敏感。 我之所以不受影响，是因为我相信为了长期发展，必须要尊重孩子的自由。我也相信数字媒体的认知价值，以及学习内驱力^[6]算法的力量。我不能屈从于社会压力，因为那不符合我对大脑运作方式的基本理解。这不代表着固执己见，或对与众不同的迷恋。如果我的模型（译者注：基于对大脑的理解）足够强大，社会压力就很难改变我。来自社会的攻击实际上正促使我去更多地阅读、学习和研究。到目前为止，这对反对派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因为我的模型只会因他们的攻击变强。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认为这是证实偏差（译者注：心理学术语，指个体倾向于接受肯定已有信念的信息，而忽略否定性的信息，即倾向于坚持旧有观点），然而，如果一个模型有着内在缺陷，这种情况就不易发生。在过去，我的想法曾多次改变（例如，见关于遗忘的指数性质^[30]的报道）。这些改变是因为数据，而非反对派的怒火。

一位 SuperMemo 的前用户称 SuperMemo Guru 为伪科学博客。在回应我的文章 SuperMemo 对孩子不起作用时，作者因我不够直截了当而感到不满。他认为我应该说「儿童在青春期之前不应该使用 SuperMemo，也不应该使用任何其他电子设备」。

他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指南。他愤怒的文字代表着其他人，特别是父母，对我关于儿童自由的文章的反应。他们指责我对大脑缺乏了解。

在对权威的呼吁中，除了世卫组织之外，DSM-V 也受到了召唤。然而 DSM-V 并不能为反对者撑腰：它不包括游戏障碍^[23]和数码痴呆症^[31]等概念。而 DSM-VI 中的相关内容仅为猜测。如果 DSM-VI 涉及游戏障碍，那它说的也是诊断方法，而非成瘾的神经生理学基础。世卫组织涉及的情况更为有趣，我会在独立章节中进行讨论。

以下是该用户邮件的简略摘录（原文见这里）：

电子设备的使用会损害 12 岁以下孩子的大脑发育。世卫组织本身对家长提出了建议，即如果他们的孩子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设备每日使用时长超过 1 小时，他们的大脑发育往往会出问题，并可能因长时间的设备使用而成瘾。如果突然剥夺孩子们的设备，可能会引发急性戒断反应（攻击行为等）。电子设备的成瘾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种精神疾病。DSM V 中可能相关信息不多（考虑到其作者们就新版本达成一致的耗时之久，就像 DSM Ⅳ 那样（译者注：原文为 V，此处根据文意更正），这一点便可以理解），但 DSM VI 肯定会涉及这些研究成果，而且会引入新的 ICD-10 编码。

考虑到这一点，令我震惊的是，你们居然没有遵循科学新闻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也漠视了那些关于 SuperMemo 对 2-4 岁及以上儿童（他们的大脑发育尚不完全）影响的研究。 上述内容明确指出你们的产品不适合这个年龄范围的人群。事实上，你应该向潜在的用户公开声明，严禁 12 岁以下的用户在无父母/监护人严格监督的情况下使用 SuperMemo，否则难以避免网络上其他材料的干扰（如YouTube 上的动画片）。例外当然存在，但如果一百个被试里只有一个年轻人的记忆因你们的产品而受益，那就不该到处宣传产品的好处，却忘记了剩下的 99 个被试孩子很可能在未来因为接触联网的手机/笔记本而遭受精神折磨。请你去研究我提到的世卫组织的建议，并在网站上加以警告。

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世卫组织的这一信息。就算一个 4 岁的孩子能够引用美国宪法，而学习的过程却可能埋下隐患——对孩子的情感和社会大脑发展——这又怎能是件好事呢？

你的那篇文章应该强调此点：12 岁之前，孩子们每日智能手机不、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时长不应该超过 30 分钟，否则可能不利于大脑情感和社会方面的发展。并且，你应该写道，小孩子可以尝试和使用 SuperMemo ，但要在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完全控制下，及世卫组织规定的时间限制内。如果 SuperMemo 被证明有效，那就没问题。但正如你已经注意到的，这样的成功案例相当罕见。

我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应该负起责任，并对潜在的危害作出警告。你不是研究幼儿大脑发育的专家，所以请从权威渠道了解相关主题，并纠正你的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修正文章内容，以符合医学的研究进展，而不是你无知的观点。

我首先要指出，世卫组织指南并未提及违反建议的后果。它没有谈到成瘾问题，甚至不曾使用「大脑」或「攻击性」这些词。所有关于「精神障碍」的说法要么出自虚假记忆，要么是现代媒体博取观众眼球的典型成果。这只是有关数码痴呆症^[31]错误观点的另一个例子。世卫组织指南是非常谨慎的，「证据的总体有效性被视为非常低」这句话被使用了四次：每条建议（共三条）各一次，综合建议一次。

我非常感谢这种批评，因为它使我认识到并公开声明：我的著作实际上不是为了表达科学共识，而是与之相反。科学共识很容易从其他来源获得，而 SuperMemo Guru 更多的是我对科学共识的反对观点。这是反对意见，也是将我自己的研究交给读者审查（而非由同行评议^[32]）。换句话说，SuperMemo Guru 更多与我的个人看法有关。它是一种观点。我追求卓越的学习，而好的学习需要好的来源。对于次要的问题，科学共识或群众共识（如维基百科），是很好的知识来源。然而，当涉及到金子般珍贵的灵感时，我总是寻求天才和专家的意见，却不寻求共识。我寻求的是对某一科学领域有良好模型和理解的人。我花了 40 年时间研究人的大脑、记忆和学习，因此建立的模型往往与你在普通科学杂志上读到的东西相去甚远。这就是我想向别人介绍的知识。我主要是为那些相信我的工作的人写作，即便你不属于其中一员，我仍然很高兴看到你阅读和批评我的作品。这将帮助我改进我的文字。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我对他的批评比他更重。他批评我说得太少（反对在童年使用 SuperMemo），而我反对他更根本的观点。我相信，我们需要调整自我以适应这个孩子们从小就使用电子设备的世界。无论我们在哪里看到消极的副作用，我们都需要尝试教育、缓解和寻求解决方案。我们不能禁止这些设备或限制孩子的自由。如果一个 3 岁的孩子说「我想使用 SuperMemo」，我会为之欢呼。然而，这永远不会发生。顺带一提，如果这个预测有误，我也会真心实意地庆祝。

SuperMemo 的害处

SuperMemo 插入。什么是 SuperMemo？

除了我在 SuperMemo 对孩子不起作用中写到的内容外，我不打算再夸大 SuperMemo 的危害。在讨论限制屏幕的问题时，我们要注意到，孩子完全有可能在不接触屏幕的情况下使用 SuperMemo，且这也许是可行的。存储在 SuperMemo 中的问题可能会在游戏过程中悄然得到复习。如果有合适的语境，它便可能提供足够的匹配^[12]来建立记忆。然而似乎无人这么做。孩子们甚至不能在自己打字之前主动使用 SuperMemo（此处不考虑 SuperMemo World 开发的儿童程序）。换句话说，屏幕暴露问题更多与电子游戏^[1]或视频有关。对一个 2 岁的孩子而言， SuperMemo 几乎必然涉及基于间隔重复^[33]所设计的游戏。它不代表死盯着屏幕，特别是界面单调的 SuperMemo 很难使学习游戏化，孩子们只会感到厌烦。换句话说，在早期使用 SuperMemo，并不意味着「使用屏幕」

延伸阅读

• 奖励剥夺^[2]：限制如何导致成瘾
• 多样奖励对于预防上瘾的作用^[4]：自由作为一种预防形式
• 神经学谬误^[34]：科学和伪科学如何联手让家长们相信学校比屏幕更重要
• 与其禁止 TikTok 不如禁止学校^[35]：谁应该赢得这场战争？
• 游戏障碍^[23]：由「学校游说团」产生的研究实例
• 科学家发明了 TikTok 使用障碍（TTUD）^[36]：游戏障碍演变成了对公司的攻击
• Dr Jonathan Haidt 的可怕提议：对反脆弱性的混淆

Thoughts Memo 汉化组译制
感谢主要译者 Extraordinaritarian，校对 AsukaMinato、Shom、Pariance、Rampling、祁珞菌、Jarrett Ye
原文：Dangers of imposing screen time limits on children - supermemo.g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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